他因演绎法语版《摇滚莫扎特》的男主角为人所熟知。2009年，这位意大利摇滚歌手与法国音乐剧、奥地利音乐神童莫扎特“相遇”，三者碰撞，天雷地火般的神奇反应发生了，烈焰绵延燃烧至今。
2019年“法扎”就曾在上海引发狂潮，出品过《驴得水》等经典戏剧的至乐汇创始人孙大班至今感叹：太震撼了。他称扮演莫扎特的“小米”为“那个少年”，殊不知，生于1973年的米开朗琪罗那时已经46岁。
见到米开朗琪罗之前，就常听人感慨他的“少年感”。采访这天，近两个小时的交谈，抽象的“少年感”终于具象化。
因为了解他近期巨大的工作量和繁忙的行程，加之又是中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用法文交流——本以为会是一次疲惫而平淡的采访，未料，对方全程投入：有疑惑时，不会敷衍作答，而是反复跟翻译确认有没有遗漏记者提问的任何细节；他的情绪自然流动，毫不作伪，笑容竟透出些孩子气。当问及对未来的打算，他显而易见地激动起来……51岁的小米，令人不由地想到“朝气蓬勃”这个词。
他自始至终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他所说的摇滚乐的底色——真诚。他保持着生命最初的那份赤诚，就像小时候他读到的故事中的“彼得·潘”，不断冒险，拒绝长大；也像他成人后“遇到”的莫扎特，不被世俗裹挟，孤独、浪漫，又自由。
在《摇滚莫扎特》的排练场，米开朗琪罗不到一岁的女儿被舞台所吸引，身着白色的裙子爬向舞台的中心，而站另一边的他笑望着女儿，也像孩子那般，俯身朝着女儿欢快地爬去—“他们在聚光灯下相向而行，就像一大一小两个天使。”这样一幅画面，于他，不就是“少年感”的生动诠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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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在中国的巡演与2019年相比，您是否感觉有所不同？
最大的区别是年轻的观众，他们更大胆，更自由了。
其实2019年首次在上海站的演出就让我很惊讶：观众一直在跟着歌唱，甚至手舞足蹈。虽然之前这部音乐剧在欧洲取得了成功，但对中国观众而言，它属于另一种文化。而且我原以为中国人更喜欢经典的歌剧，比如《巴黎圣母院》，我担心《摇滚莫扎特》对中国人来说太疯狂了。没想到在2019年上海的演出中，观众如此敏感如此热情。对我而言，这是戏剧最大的成功。
不过和2024年的观众相比，2019年的观众还是相对含蓄和传统的，他们的表达方式是热情、尊重、有距离。2024年的观众更理解了我们这出摇滚音乐剧的精神，他们更沉浸，更疯狂，连穿着和妆容都很摇滚。我认为这体现了大家对于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生哲学的思考——他们寻求用更自由、更大胆的方式来表达自我，彰显自己的才华与创造力。
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摇滚、戏剧都属于小众的表演艺术，而《摇滚莫扎特》作为二者的结合体，却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您怎么看待这个“反常”的现象？
“小众”是指不太成功吗？可我认为事实是，来自任何国家和任何文化的人都需要摇滚音乐、摇滚哲学。当我置身其他类型的音乐会时，我看到人们玩得很开心，但他们并不真正参与其中；相反，在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AC/DC乐队、滚石乐队的音乐会上——真正的摇滚音乐会，我注意到人们完全被音乐传递的精神抓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做摇滚，而不是广义的流行音乐。
我认为莫扎特是历史上第一位“摇滚明星”，他总是与平庸的音乐对抗，创造了当时最好的流行音乐，同时也不断地突破他之前的创作。当然，不能仅用摇滚乐来定义莫扎特，他的音乐是自由的。
而戏剧和摇滚的结合是一个超级爆炸体，有些事情单独做很难成功，但当它们结合起来，产生的效果是空前的，就像我们结合戏剧和摇滚来讲述莫扎特的故事。这是一个疯狂的音乐剧，而中国年轻一代和它产生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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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摇滚和戏剧结合是一种创新。当年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构想时，是什么样的反应？
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推荐《摇滚莫扎特》时，我拒绝了，我以为他们会用法国音乐的风格来讲述莫扎特的故事。后来他们告诉我会用摇滚乐表达，可我担心那会是商业摇滚，我不想用商业摇滚来讲述莫扎特的故事。
一开始很难互相理解，比如我不能接受莫扎特的装扮并不是摇滚风格的，而是类似太阳王那种。多亏了服装设计师意识到：我们几个演员，既有摇滚的外在，也有摇滚的生活哲学，这无法改变。后来他们同意根据我的特质来装扮，不再要求我戴上“莫扎特假发”。直到这一刻，我意识到这个团队是不一样的，是有创新精神的。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走向—当我们不再复制、不再限制、不再迎合，逐渐地，我们在妆造、歌曲和文字上都越来越独特，变得独一无二。
我认为未来音乐剧的演员们必须如此，创造角色，创新角色——我从未被取代的原因就是如此。如果仅仅站在舞台上千篇一律地歌唱，是不够的。
通过莫扎特，您最想要传递给观众什么样的人生态度？
在这个舞台上，莫扎特很多次跌倒再爬起来。不管是舞台呈现，还是现实人生，我都想要传达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摇滚莫扎特》里的两个男主，一个莫扎特，一个萨列里，都是大音乐家。萨列里是在创作音乐，莫扎特则是在创造艺术。莫扎特在当时“人气”上输给了萨列里，却赢得了历史。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艺术胜利了。
我想从中传递这样一种信念：即使你遭遇了失败，受到了不公，被人评头论足，你也不要悲观，依然要站起来去做正确的事情。生活并未结束，机会总会再来。现场的中国观众那样动容，我相信是因为他们认同这样的信念。
2009年《摇滚莫扎特》首演以来，您一直在演绎17岁到35岁之间的莫扎特。中国观众说，您呈现的莫扎特那种少年感无敌了。您如何理解少年感？这么多年您如何由内而外地保持这种少年感？
莫扎特是一个从未变老的角色，他的生命止步于35岁，始终对世界充满热情。我给莫扎特赋予彼得·潘的态度，因为彼得·潘是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角色，他拒绝长大。而这一点也和我本人非常符合，我的热情方式从小到大从未改变。
今天，即使我成长为一个男人，承担起作为男人的责任，我的心态也和别人不太一样。比如，很多人认为做父亲的职责，就是陪自己的孩子玩。而我并不是“装模作样”地哄女儿玩，而是享受其中，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自己好玩——我的热情很诚实。
如果丧失了热情，我们就成了行尸走肉；保持热情，能让人维持生命的能量，让精神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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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您对莫扎特这个角色的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对角色的理解更深刻了。这是一个我每天都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对我来说，这很有趣，且从不厌倦，因为我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最初我知道我的角色代表着解放和自由的精神，而随着一次次融入这个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我也发生了变化。每一次沮丧、失望之后，我也像莫扎特一样，知道如何站起来继续，是的，我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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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关于摇滚的观点：和浮士德一样，摇滚歌手拿灵魂和魔鬼做交易，伴随才华而来的是孤独、矛盾、痛苦和疲惫。“摇滚创作者都是自毁式的英雄。”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不同意。我认为摇滚的底色是善良、真诚。
的确，有的摇滚明星是自我毁灭式的，可能他们成名太早，不知道如何面对一切，遭受了很多痛苦，他们纠结、矛盾，又追求完美，以至于忽视了自我，走向了极端。
事实上，摇滚乐是非常庞大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摇滚世界里有很多善良、真诚的人。像保罗· 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或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这样的摇滚歌手，即使他们老去，仍然用生命奔跑和歌唱，成为一种摇滚精神—这种真诚的精神是不死的，是永生的。当你真诚时，你就能够像一块海绵，不断吸收到来自别人传递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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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作为摇滚歌手，年少时也经历过那种孤独和迷茫吗？
除了喝多过几杯，我从未迷失自我。
我不像有的摇滚歌手或艺术家那样孤独。我来自意大利南部，有很好的家庭教育，我的家人爱我，信任我。我的兄弟在音乐方面也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我们志同道合。
我从不抽烟，从没有做过让自己陷入痛苦的事情。我知道我感兴趣的是音乐和艺术，我还喜欢绘画，我没有时间迷失自我。
您的绘画是什么风格？
我的绘画风格受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比较多，再融入现代的色彩和表达。我可以用手边的任何东西画画，可以是一支钢笔，可以是一把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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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说，为了更贴近莫扎特这个角色，放弃了很多商业机会，放弃了更多的金钱和粉丝，只为了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以及真诚的创作。五年过去了，您依旧坚持这样的选择吗？找到更好的平衡方法了吗？
对于我来说，我考虑更多的是艺术。我的使命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死”得更好—离开世界的时候为自己骄傲。
当然，我不仅要考虑艺术，还必须考虑与之相关的业务。我学会了审阅合同—这个时候我不能只保留“少年感”，我绝对需要了解自己的工作，懂得如何与人谈判；我也要了解商业背后是如何运转的，让制片人可以在这个行业中因我而获益；要尊重他人，懂得和别人更好地沟通、合作……这一切，归根到底也都是为自己的艺术生涯“扩容”。
谈到您的艺术生涯，离不开三个国家：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它们在您人生的不同阶段分别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最重要的国家是意大利，意大利的空气里都弥漫着艺术氛围，那里有很多天才。在意大利，我明白了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在比利时，我做过很多音乐会，我的声音得到了扎实的训练。我也学会了与他人合作。对我来说，比利时就像一间训练场。在法国，我的技巧得到了更大的提升，懂得了在艺术中奉献自己。这让我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艺术家。
听说您小时候在意大利是一个小童星？
我小时候的确时常上台表演，但并不出名。我妈妈是学校的戏剧老师，我跟着她开始戏剧之路。之后，我开始创作音乐，父亲带我去参加歌唱比赛。他是一名文学方面的专业人士，擅长绘画、雕塑，也热爱音乐。之后我一直做音乐，组织了一个摇滚乐队，我非常喜欢英国的摇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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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未来的艺术道路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刚刚和伟大的电影作曲家艾瑞克·塞拉（Eric Serra）合作，他为我制作了一张专辑。他为很多电影做过配乐，比如《这个杀手不太冷》《黄金眼》《尼基塔》。他经常和大导演吕克贝松合作，我知道中国观众特别喜欢《这个杀手不太冷》。
和他合作的专辑名叫《艺术十年》（Art Decades），它被称为“我的比利时摇滚”。之前我从来没有以个人名义发行过专辑，这是新的尝试，它让我有更大的空间自由地呈现自己的音乐。我写了一首歌叫《创作控制》，我创作它并非无缘无故，我想表达我没有把音乐当做商业来做，我自由地创作，同时希望让大众感受到。
我也正尝试在中国发行一张专辑，这个项目还在讨论中。所以我的未来是计划在中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甚至美洲国家都能有所发展。
一位中国网友说：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音乐剧繁华热闹，而法语音乐剧有着强烈的诗意。在您看来，法国音乐剧与百老汇、伦敦西区的音乐剧有什么不同？
法国的音乐剧与百老汇和西区音乐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法兰西是一个有文化活力的民族，法国音乐剧没有复制百老汇和西区的歌剧，它自有原创性和独特性。
法国对音乐剧真正的创新在于：首先，法国音乐剧拒绝简单的歌舞娱乐，并且开创性地采取“唱片先导”的模式—先录制并发行唱片，再根据市场反响调整公演的运作模式。这意味着音乐剧专辑若取得成功，它能把更多人吸引到音乐剧剧场去。2009年，在《摇滚莫扎特》首演前，主办方提前发行了音乐剧歌曲专辑。其中的经典曲目《纹我》（Tatoue－moi）连续五周在法国SNEP单曲排行榜位居第一；另外一首热门单曲《杀戮交响曲》（L’assasymphonie）也当选2009年度最佳法语歌曲。
第二，法国音乐剧的主要角色不同于传统的音乐剧。例如，《巴黎圣母院》中，有卡西莫多这样“丑陋的”、非偶像化的主角，有他那样独特的声音；而《摇滚莫扎特》又让我这样一个摇滚歌手担任主角—这些都是突破传统的表现。
法语音乐剧的第三个伟大创新在于：那原本横亘在观众和故事之间的、无法跨越的“第四面墙”被打破了。观众看传统的音乐剧就像看电影一样，演员在故事的时空里，他们在故事之外；而法语音乐剧，如《摇滚莫扎特》，我可以注视观众，触摸观众的手，我们告诉观众，这是一个为你们讲述的故事，而你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编辑-颜语
新媒体编辑-Monster C
文字-颜语、彭永恒
摄影-wangszhe
形象-焦淼
化妆、发型-刘静
服装统筹-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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