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余天云,开国上将李聚奎有过这样一段不寻常的回忆:

“特别使我永远难忘的是长征后期,我从红一方面军调到红四方面军第31军任参谋长时,当时的红31军军长余天云曾想假借擦枪走火把我干掉。时任93师政治委员的叶成焕同志(后任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团长,38年牺牲)得知了余天云的企图后,向余天云严正指出:这是犯罪行为,不能这么干!我才得以幸存。”

先简单介绍一下余天云:1933年6、7月份,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整编。此次整编中,四方面军的4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这4大军长分别是王宏坤上将、何畏、余天云、王树声大将。其中余天云为红30军军长,李先念为政委。

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余天云调任31军军长,政委是詹才芳中将,参谋长是从红一方面军调来的李聚奎。余天云因此和李聚奎有了工作上的交集。

一个红军的军长,想要“假借擦枪走火”,打死一个军级参谋长,被下属的师长发现后制止,这个故事听起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但事实上,此事并非个例。开国将军们关于余天云的类似回忆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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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开国上将)回忆,余天云身边的警卫员、通讯员几乎都挨过他的。一个通讯队100多人,全部都被他打过。还有一次部队行军,走山路时,马匹脚下打滑,把余天云摔了下来,他不问原由,就朝着马夫开枪,把马夫打成了重伤。

余天云不仅打士兵,而且欺凌同事,上面的李聚奎就是一个例子。傅钟上将说,有一次,余天云和红30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1946年牺牲)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时候,余天云抬手就给张成台一个耳光,以至于张成台坚决要求调出红30军,不再和余天云合作。

余天云当红30军军长时,开国中将杜义德是他麾下的红89师政委。在一次战斗中杜义德负伤入院,出院后被调到了红31军任职。得知杜义德调走,余天云没有任何温情,找到杜义德就说:“你调到31军了,得把30军的枪还给我。”

杜义德一下就明白了,余天云是看上了自己的那把20响快慢机驳壳枪。他对余天云说:“这支枪是我自己缴获来的,凭什么交给你?”余天云说:“枪是30军,不是你的,你不交也得交。”

杜义德反驳说:“枪是红军的,怎么是30军的?我豁出去不当这个政委了也不交。”

最后,余天云命人强行把杜义德的枪下了,还找到张国焘告状。最后,杜义德被撤了职,快慢机变成了长筒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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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云还和开国上将郭天民有过一次冲突。那是余天云在红军大学当学员的时候,郭天民是学校的老师。有一天,郭天民去上课,余天云就问他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说讲防空。余天云轻蔑地说:这个不用你废话,飞机谁不认识,不过那样而已。我们四方面军可不像你们一样怕死。气得郭天民课也讲不下去了。

和郭天民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开国上将彭绍辉。当时彭绍辉也在红大教书,余天云当着同学们的面嘲讽他说:一个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军事理论,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余天云当红30军军长师,政委是李先念同志,两人的合作就很不愉快。有一次,红30军攻打一个山头,打了很久没有打下来,大家都为之心焦之际,余天云却还不忘慢悠悠地阴阳怪气:“李政委,你上去给他们上上劳动课,山头就攻下来了。”

余天云不仅不服自己的战友,同事,甚至连自己的上级都不放在眼里。在红大期间,他排场很大,上课时都要带着好几个警卫员给他放哨,校长刘伯承批评他,他完全不买账,还夹枪带棒,阴阳怪气,气得刘伯承下令缴了余天云和他的警卫员的枪。

根据另一本书记载,余天云甚至不服朱老总。有一次,红31军的一个团长周时源出于对朱老总的尊敬,把自己在一次战斗中缴获的骡子送给了他。余天云听说这件事后勃然大怒,下令让几个人去把他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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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余天云能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绝对是有能力的。张国焘晚年对他还影响深刻,称他是“游击天才”,““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军长”。

在鄂豫皖时期的柳林河战斗中,四方面军以2万人马对战卫立煌的8万之众,战斗打得昏天黑天地,全部的部队都投入了一线。这个时候,一股敌人直插了进来,指向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所在的指挥所。当时指挥部的力量严重不足,敌人又攻势迅猛,几个首长都亲自拔枪射击了,工作人员甚至开始焚烧文件……

千钧一发之际,余天云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一队人马杀了进来,硬是给指挥所解了围。如果不是他的到来,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已经在战斗中被一颗子弹击穿了左肩。

余天云打仗,可以说是有勇有谋,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开国中将胡奇才,对余天云这位曾经的上司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有指挥才华。还有开国中将刘昌毅,他也说过余天云好话,但这是因为他当年被错抓后,是余天云跑去给他说情,下令放了他。

当军事才华是一回事,“军阀作风”是另外一回事,二者并不冲突。最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余天云的能力是够格的,但作为一个人民军队的指挥员,余天云就明显处在及格线以下了,这应该也是大家的普遍的认识。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可以想象,正是余天云的这种火爆性格导致了他后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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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天云的这种作风,在刘伯承这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35年12月16日,刘伯承在《红炉》上发表文章《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对余天云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余天云不仅不服,甚至公然掏枪,一时间激起千层波浪。

张国焘得知此事,跑到红大对全体师生讲话,严厉训斥了余天云的错误,并把他关进了禁闭室。加上陈昌浩力捧的何畏趁机对余天云展开报复(余天云很不满自己是学员,而何畏是红大政委,曾和自己属下私下联系,仗着酒劲要打何畏,吓得何畏到处躲藏),再加上余天云的妻子刘伯新因为枪杀牧民牦牛,被下令枪毙,余天云对未来彻底了失去了信心。

1936年4月,他在路过一座铁索桥时,故意翻身从担架滚下(当时余天云很不配合,不愿骑马,也不愿意走路,战士们只能让他坐担架,抬着他走),落水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