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树立”汪伪政府的“中心势力”。
日本军部代表佐藤贤了在日本第81届帝国议会表示：
“这一次日本转换对华新政策，是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诚意，无论中国(指汪伪政府)的中央与地方的诸务，凡是可以委托中国的，都决定由中国自理。”
汪伪政府是在日本占领军卵翼下产生的傀儡政权，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它不过是一个可供利用的工具，丝毫没有“独立”与“自主”而言。
汪伪政权建立后，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明确指出该政权的独立性就像“满洲国”。日本政府实际上就是用对待伪满洲国的办法对待汪伪政府。
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成为凌驾于汪政府之上的“太上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日本驻各地特务机关及其派出的“联络员”更是颐指气使，汪伪政府大小官员的一举一动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
1、汪伪政权统一关内汉奸政权的缘起
然而，汪伪集团不满于日本，把自己放在和伪满洲国同等的地位，要求保持一定的“独立”和“自主”，为此不断向日本提出要求，日汪间也不时出现争吵和摩擦。
随着太平洋战局的逆转，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日本对华战略的要求。
1942年12月19日，日本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指出：
日本对华“历来之支配观念，总认为在解决中国事变以后，预料美英势力仍将在中国复活。因恐中国有变为其复活据点之虞，故必须连根铲除，悉数囊括于我手中。但在业已扫尽美英势力之今日，如果战胜，美英势力自不能在中国复活，故在今日，似无囊括一切，尽归我有，连根拔尽之必要。万一战败，无论今日如何搜罗，结局终归乌有。”
他忧心忡忡地警告：
“就现地之观察而论，中国人之民心已逐渐脱离日本，汪政权正在弱化中，如果任其推移，亦能断定惹起可怖事态之必无”，因此，极力主张“应以参战为机会，强化汪政权之政治力,且为把握民心起见，必须彻底改变。”
这表明日本军国主义的决策者们，已经感觉到给予汪政府以某些有限度的“独立”与“自主”，对于“加强战争协力，强化两国之综合战力”是非常必要的。
为此，日本“对华新政策”的内容之一，就是“极力调整占领地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汪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指导”等。
但是，日本政府的这一决策是上层统治集团根据战局的巨变匆忙决定的，并未和驻中国沦陷区军方进行充分酝酿。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认为：
“以扶持加强国民政府(汪政府)作为对华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畑俊六大将直率指出：此为“行不通的穷途之策”。
副总参谋长兼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武官落合甚九郎少将，向日本大本营提出反对意见，指出：
“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很不可靠，如果不改变国民政府的性质，以其薄弱的力量，只能起阻碍我方作战的作用，甚至有崩溃的危险。最近公馆派(指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一派)抬头，企图排除周佛海派，推行黑暗政治。财政收入减少，税吏道德败坏，财政濒于破产，为解决军需的当地自给，强制收购国防物资，以致物价昂贵，民怨沸腾，民心离叛。”
日本驻华占领军方面几乎一致的看法是：
“日华合作并不是扶植和加强国民政府那样简单的事情”，“以为扶植加强国民政府就能争取民心，是完全不了解占领地区和国民政府实际情况的臆断。”
然而，日本最高统治集团既经决策，便执意坚决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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