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在湖南被武力驱逐。程濳领导的护国军与汤芗铭的士兵在长沙城激战近三个月，双方战死不少士兵。毛主席认为兵戎相见，过于暴力，会使政局动荡不稳。他在7月18日、25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矣。”“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虽然毛主席的认识在当时有其局限性，但也表明，毛主席不赞成使用暴力。

护国军激战长沙

1917年9月，毛主席与萧子升等同学来到蔡和森家，几位年青人踌躇满志，彻夜长谈。毛主席说：“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他主张通过“家族革命，师生革命”，“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湘江三杰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

1919年7月，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湘江评论》创刊。毛主席在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对于强权，毛主席认为可以“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他主张采用温和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毛主席“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毛主席后来还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正在寻找出路，这条路就是温和的’呼声革命’。”

事实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毛主席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

1919年8月至1920年的4月，毛主席在领导推翻时任湖南省长、亲日派军阀张敬尧时，采取的就是“呼声革命。”张敬尧是一个典型亲日的、半封建的军阀，他利用省长的权力大肆敛财，并种植大量鸦片，并且还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是一只人见人恨的“过街老鼠”，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为推翻张敬尧政权，毛主席在组织发动学生、群众上街游行的同时，专门起草一份宣告，号召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联合起来一起行动推翻军阀张敬尧。13000多名师生和他的支持者签了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要求推翻张敬尧。1920年夏天，张敬尧最终被罢免。

罢免张敬尧

1921年10月至1922年9月，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在领导安源媒矿工人运动时，所采取的仍然是“呼声运动”。他们先是深入矿井和矿工家里调查，和工人广交朋友；再是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帮助工人及工人子女学习文化；然后成立工人俱乐部，做工人思想工作，提高工人阶级觉悟，激发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热情；最后才是组织工人大罢工，通过罢工、游行集会、呼喊口号、谈判等形式，争取工人们的最大权益。上万工人的大罢工秩序井然，没有武装暴力，是典型的“呼声革命”。

安源大罢工

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1916年至1922年的这一时期，所主张的是温和的革命而非暴力革命，倡导通过群众的联合和呼声诉求，把学生和工农组织起来，开展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也就是前面毛主席讲到的“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但到了1926年底，毛主席在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后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活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接着，毛主席在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即我党历史上重要的“八七会议”，鲜明地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思想主张。

“八七会议”旧址

从“呼声”到“暴烈”，再到“枪杆子里面岀政权”，无疑是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和斗争方式的重大突破，这一思想从何而来？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国共合作时期的毛主席

首先，毛主席通过蒋介石不断发功的反革命政变，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认识到共产党如果不拿起枪杆子，共产党人就会被赶尽杀绝，中国革命的前程被白白断送。

蒋介石

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夺取革命成果，千方百计地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亲自策划“三二零”中山舰事件，他调动军队扣留中山舰，逮捕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枪械；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周恩来等共产党员；并严密监视邓演达。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蓄意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事件。

中山舰事件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武装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政变后的第三天，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11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4月15日，广东也发动反革命政变，一天时间仅广州一地就关押2000多名共产党员。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同样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在北京英勇就义。

多地发动反革命政变

紧接着，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宣布“分共”，并和蒋介石一样实行大逮捕、大屠杀，甚至变本加厉，喊岀了“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杀害和关押了一大批共产党人。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

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运动惨遭失败，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血淋淋的教训，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蒋介石只所以敢这么为所欲为，是因为蒋介石手上有枪杆子；共产党为什么这么惨败，是因为手无寸铁。同时，毛主席也进一步的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真面貌，认为对付蒋介石光动嘴肯定不行，必须得有枪杆子，有属于共产党自己的队伍。

其次，毛主席通过陈独秀一味的妥协退让，认清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到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共产党将荡然无存。

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初期，由于缺乏驾驭能力和斗争经验，在国共合作过程中过分强调统一战线，陈独秀提出“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甚至共产党的许多政策都是以迎合国民党的主张来制定的。

国共第一次合作

例如，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共产党本来主张继续北伐，但看到国民党决定东征时，马上跟隨国民党主张东征；不久，国民党放弃东征改为北伐，共产党又跟着支持北伐。陈独秀还说：“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

当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排挤共产党时，陈独秀不是坚决斗争，而是主动退让。1925年，少数国民党右派说共产党的工农运动影响北伐，提岀要取缔工农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

原因是：在唐生智的部队里面，因为湖南比较多，很多的军官都是岀生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家庭，而农民运动没收了他们家里的土地，损害了他们一小撮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就对农民运动说三道四，认为工农运动是“祸害”，于是少数人打着北伐的幌子提出要取缔工农运动。陈独秀也没弄清事实真相，便跟着喊“工农运动过火了”，要求压制工农运动，解散工农武装。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农民运动问题。陈独秀担心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会“妨碍统一战线”，决定限制工农运动发展，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并扶持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陈独秀还要求工农武装上交武器。结果工农武装的武器上交给了唐生智。唐生智当时是北伐军第八军军长，驻军湖南。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惨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惨案时，共产党和工农武装手无寸铁，就好像待宰的羔羊，任人宰割。毛主席后来痛心疾首地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

汉口特别舍议旧址

陈独秀等人由于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蒙蔽，还在很多方面无原则地对国民党妥协让步。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岌岌可危，但陈独秀依旧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他在政治报告中仍然主张妥协退让。毛主席说：陈独秀的继续妥协，意味着更加灾难的时刻。

中共五大会议

第三，通过张太雷事件的深刻教训，毛主席认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和军阀横行的年代，如果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高的思想境界，有再深奥的理论，有再庞大的宣传机器，都将无济于事。

张太雷

张太雷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他曾在毛主席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革命问题》，俩人同受孙中山器重，平时思想交流较多，彼此相互了解。

农民运动讲习所

他是共产党人中最先认清蒋介石丑恶面貌的人。1923年，张太雷等4人随同蒋介石访问苏联，访问期间，俩人因对苏俄革命的认识分歧，经常发生争执，引起了张太雷的警觉。同时，也引起了蒋介石对张太雷的不满。

蒋介石率团访问苏联

1926年3月“三一二”中山事件后，张太雷赞同毛主席、陈延年等人反击蒋介石的主张，并发表文章对蒋介石提出了公开批评，还提醒共产党要防止蒋介石的军阀独裁。

1926年5月，蒋介石又提出了限制共产党发展的整理党务案，张太雷再次提醒陈独秀应早作打算，因为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蒋介石迟早要跟中共分家。他还发表了《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广东人民此后应有之觉悟》等文章，直接批评国民党如果任由蒋介石的排斥阴谋得逞，其结果也将使国民党堕落成一个非革命的党。

国民党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对张太雷恨之入骨，欲以除之而后快。蒋介石多次威胁并针对张太雷，并批评张太雷“不要这样轻侮国民党”。最终，张太雷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瞿秋白悼念张太雷

一件件、一桩桩血与泪的教训，使毛主席深刻认识到，共产党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只能任人摆布、任人宰割，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鲜血就会白流；共产党极有可能不复存在，中国革命也会被白白断送；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必须拿起枪杆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即我党历史上重要的“八七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深刻分析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重新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

瞿秋白

会上，毛主席总结了三条：一是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二是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三是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科学论断。毛主席在会上特别强调：“民众运动必须同军事运动相结合起来”，“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八七会议”上毛主席发言

“八七会议”的召开，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针对国民党的一系列武装暴动，最著名最有影响力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

各地暴动示意图

广州起义发生在1927 年7 月31 日晚上凌晨2 点，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等率领北伐军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战斗从凌晨2点打到天亮时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及反动派1 万多人。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发生在1927年9月9日，这是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在湘赣边界的一次武装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实力，战斗进行到9月19日时，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决定，带领部队撒退到浏阳的文家市。在文家市，毛主席跟官说：”我们当前力量还小， 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 去保存力量。”毛主席还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 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

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这次起义由于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坚持只能以城市为中心，结果在起义3 天之后，遭到强大敌人的疯狂反扑。

广州起义

“八七会议”后发起的三大起义，是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开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由此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到延安以及后面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