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陈匡时与《梁启超年谱长编》“复旦校注本”（二）|中华书局|戴海斌|文集|梁启超年谱长编|陈匡时

三、梁谱“复旦校注本”的来龙去脉

（一）中华点将、复旦接手

据“《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专档”，目前可见发起动议的第一函，为1961年11月3日“中华书局近代史组”致复旦大学胡绳武、金冲及函，内称：

《梁启超年谱长编》，外间要求颇急，我们计划在明年出版。前次李侃同志在武汉开会时，曾向您们说及此事，并蒙同意担任校订、增补工作。刘德麟同志对整理工作提出的初步意见，也已送请参阅，未悉尊意如何？可否在近日内将您们对这一工作的具体意见（整理方式、完成时间、是否需要补充材料、如何增补等等）见告，以便商量。

按，李侃（1922-2010），时为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1958年金灿然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后，提出中华书局要搞近代史图书出版，从历史编辑组析出历史二组，后改称近代史编辑组，张静庐任组长。同年７月，李侃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近代史组，主持编辑组全面工作。1961年张静庐退休，李侃任近代史组组长，卢文迪为副组长，编辑有刘德麟、赵仲兰、何炳然、段昌同、胡宜柔、段双生等人（《我与中华书局》，收入《李侃史学随笔选》，中华书局2008年，610页）。

据卢文迪撰写的情况说明：“《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史料价值较高，打算出版。61年8月19日总编室通知，此书已由田家英同志看过，同意出版，但不加删节，内部发行。”（《卢文迪关于陈匡时整理〈年谱长编〉的说明》，1964年5月8日）1961年10月，李侃赴武汉参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与复旦大学胡绳武（1923-2016）、金冲及（1930-）面洽，商及重新整理《梁启超年谱长编》事，并得到后者“同意担任校订、增补工作”的允诺，故11月3日去信咨询“具体意见”，同信并提出“请您们两位撰写《梁启超》一书，亦请慨允”。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留影（1961 年10 月21 日，武汉）

胡绳武、金冲及当时均为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按1952年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复旦历史系在当年成立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由陈守实为教研组主任，成员则有胡绳武、金冲及二人，后来陆续增加戴学稷、赵清、陈匡时、张遵骧、余子道、黄美真等（金冲及：《合作数十年的老大哥胡绳武》，收入《经历：金冲及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第188页；另据金光耀老师提示，“1952年成立的是中国史教研组，近代史教研组要到1955年秋季才单独成立”，此处待考）。

刘德麟（1925-2023），浙江吴兴人，中华书局资深编审，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华书局工作，1990年退休。他也是中华方面梁谱整理工作的主要参与人，当时提供了书面的“初步意见”。以上可见1960年代梁谱再版计划启动之初，即具有浓厚的“复旦”背景。

1961年12月1日，胡绳武复函李侃，附信“寄上我们教研组陈匡时同志起草的‘关于重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补充意见’（系指对刘德麟同志原草案的补充），请你们提意见，并对今后如何具体进行工作，予以指教”。复旦方面正式确定陈匡时担任梁谱长编的整理工作。

《李侃史学随笔选》，中华书局2008年

《经历：金冲及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陈匡时于1956年复旦历史系毕业留校，1960年曾发表论文《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这可能也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虽然文章主旨在于“分析和批判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但处理“旧史家”相关言说相当熟练和全面，表明作者对于梁启超著述及其传世情况多有掌握，文中言道：

解放前的旧史家们对于这个作为政治人物梁启超及其政治思想，尚没有作过认真的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在整理方面，《饮冰室合集》的出版只是极初步的[地]提供了研究资料。直到解放前几年，梁的后人及朋友才主持了和整理了篇幅较大的《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这个年谱在编写和整理方面并没有越出旧式的观点和整理方法，但却集中和保存了大量的和有些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料，为后来研究梁启超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年谱初稿》，又有注释说明：“据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的书目解题中说，此年谱系稿本，梁思庄先生藏。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都藏有该年谱的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的是有当事人批论批注过的）。”据复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科学研究与教材之计划》，胡绳武在1959、1960两年的工作计划是“完成辛亥革命史与梁启超传”，陈匡时在1960年则是“梁启超传，协助教研组搜集史料”（《历史系一九五八—五九学年度各种方案、规划和计划（附58—62年工作规划纲要）》，复旦大学校史馆藏，案卷顺序号：25）。陈匡时在梁启超研究和史料方面已有不少积累，这大概也是胡绳武、金冲及将梁谱整理工作指派给他的重要原因。

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

《科学研究与教材之计划》，《历史系一九五八—五九学年度各种方案、规划和计划（附58—62年工作规划纲要）》，复旦大学校史馆藏，案卷顺序号：25

由陈匡时起草的《对重印年谱的一点补充意见》（1961年11月），就刘德麟原建议有所商榷补充，提出“底本问题”“删节与否”“一些政治问题”“建议直排”“附录问题”“旁注”“目次”“其余标点、分段、引文、注释”等八点意见，并一一具体说明。如“底本问题”，陈匡时注意到上海图书馆藏陈叔通等批校本（即前揭论文提及“有当事人批论批注过的”的油印本），强调各类眉批、夹注和题跋的史料价值，相应提议：

增加上海图书馆所藏修改本（油印）作校补用。具体做法，仍用油印本为底，若上图藏本有删者不删，有增者则视参考价值大小予以全录或摘录，添入页注。这样，在内容上更为充实。上图修改本系陈叔通先生所赠，有梁的后人及同时代亲朋辈眉批、夹注和题跋，所以对于油印本初稿的错误和失实处，会有进一步校正。

刘德麟意见书颇具政治敏感，言及年谱中“反共和民族问题”，担心“是否会涉及现实的政治影响或梁的后人是否同意重印”；陈匡时则更关心年谱的“使用价值”，“补充意见”坚持认为：

这一部分正是研究梁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发展关系较大，而且也是年谱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如果考虑删节，则年谱使用价值就会降低，研究工作者也不得不重新利用年谱油印本，进而使重印的目的也会部分的达不到，形成研究者又要交叉地使用重印本与油印本的困难。这一点，请考虑。（批示：要请示）

年谱初稿因总体份量较大，又引起是否必要“删节”的争议，陈匡时也从“主要是供研究工作者参考和使用”的角度出发，认为“还是保留年谱本来面目为宜，仅作一些技术上的改动；另外，删节的要求与界限也极难划分与掌握，弊病较多”。

再则，为年谱更加方便利用，陈匡时主张因事制宜，制作多种“旁注”“页注”与“附录”，表示“原建议要求人名、字号、暗号别为一表作附录，我们觉得不如随时列入页注为宜，以便阅览，不令读者往返翻阅”,“年谱份量较大，附一简明活动及思想年表，以便阅者查考”（《对重印年谱的一点补充意见》）。据李侃批示：“此书，不必要求过高，整理也不需要很复杂。”（1961年12月7日）在中华书局重印梁谱的考量，整理工作似乎是偏技术性，“不必要求过高”，但从陈匡时的“补充意见”看，其秉持学术工作的严要求和高标准，必然会将这一工作“复杂化”。

陈匡时：《对重印年谱的一点补充意见》（1961年11月）

本年，陈匡时在接受访问时，就梁谱整理的缘起回忆如下：

中华书局的李侃先生和胡绳武先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让陈匡时整理，四十多万字。

这个事情可能是中华书局的李侃负责，李侃与胡绳武先生讲起这个事情，因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编好了以后油印了，之后给他所有的朋友都事先看过，许多人在上面批注，遇到熟悉的话、某个事情就会笺。因此这里面有很多注解，就编成一个注笺版。上海这个注笺本，里面有好多梁启超朋友的加注，这个油印本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稿本，也被上海图书馆收藏。（陈匡时访谈记录，2024年6月23日）

1961、1962年之交，李侃为推进这项工作，曾前往上海，与复旦方面人员面商。按当时计划，陈匡时以《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6年油印本为工作底本，参校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排印本及上图藏批注本，前两书均由中华书局寄给，然至1962年3月仍未收到。3月8日，陈匡时致函李侃称：

关于年谱问题，自您回京后，我们一直在等候您把油印稿和台湾（本）寄来，再进行。刚从绳武同志处看了您的来信，我们商量之后，认为油印稿我校只有残本（不全），又不能毁掉，而台湾本从未见过，所以若要整理“年谱”，确实需要你们将上述两稿见寄。不知您的意见如何？致请早日复信。

陈匡时致李侃（1962年3月8日）

1962年3月13日，近代史组复函陈匡时，“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油印本（十二册）和台湾本各乙部寄奉”，同信嘱咐：“请从速着手整理，力争在上半年完成才好。至为感盼。又，这两部书，切请妥善保存，用毕即行寄回。在油印本上进行整理加工，亦请保持整洁，以免污损。”至此，《年谱》整理工作开始进入轨道。

（二）“《年谱》整理工作”的初步方案

1962年5月18日，中华书局近代史组致函胡绳武、陈匡时函，询问进度：“前接来函，嘱将《梁启超年谱长编》油印本及台湾世界书局本寄申，已于月日挂号寄奉，想早蒙察收，并已着手整理。迩来已进行多少？如何进行？便中尚希示知，俾可安排发稿时间。如能将加工好的先寄一部分来，更是企盼。”（此信起草人：刘德麟）同信并提及上海图书馆藏批注本，正式建议以“脚注”形式补入——

汤志钧同志最近来信，提到上海图书馆藏有徐勤、何擎一等浮签批注过的梁氏年谱（此时[事]您们也曾谈及过），建议补入。我们认为最好作为脚注，而不动原文。这仅是初步意见，提供参考。

1962年7月4日，陈匡时复函近代史组：

来信收到了。《年谱》整理工作已在进行，预计全部工作定能在年内完成。整理工作是依李侃同志来沪时所指示几点进行的，严格遵守保持《年谱》原来内容这一原则。

信中就目前整理进度，提出两个问题，即（一）“附录要求有一个著作目录的内容，应包括哪些？”（二）“某些编辑体例上混乱地方的删改问题。请答复解决。”关于“删改”问题，陈匡时表示慎之又慎的态度——

因为“有删改”，研究者将来使用时就势必产生“不放心”的感觉（目前古籍整理工作亦有存在着删改得不很恰当的例子，更影响这种看法），若“不放心”这种“删改”，而去查原油印稿，岂不更使他们增加不便。所以觉得这“删改”的地方虽无关紧要，但是否太好，原编者（赵丰田尚健在）及谱主家属、朋友是否有意见，这一点也要体察。

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2年7月4日）

1962年7月18日，近代史组就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正式回复：（一）“原要求编一梁氏著作目录作为本书附录，既嫌庞大而又不易全面，可如尊意，不必另编。”（二）“关于原书中双重出注，仅取其一，我们以为这并不能算作删改，如在‘出版说明’中加以交代，似亦不致使读者‘不放心’”。同信提出“如能将已整理好的部分，先寄示若干，更是企盼”（寄“上海复旦大学6舍19号”）。

总括而言，“复旦校注本”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一则“校”，年谱各类引文的校勘；再则“注”，对其中不易解的人名、专名做必要注释；三则完整迻录上图藏陈叔通本的“批注”内容。在1962年9月16日致近代史组函中，陈匡时论及“《年谱》的校点”问题，颇能反映其史料学观点：

（1）凡正文和书信等部分无法找到其他资料核对的，与台湾本互校。

（2）引用梁启超文字的，尽可能用最初发表在期刊上文字（第一次发表的，如用《清议报》就不用《清议报全编》），其次才用《合集》或乙丑本《文集》校。

（3）年谱中“上谕”“奏折”引文大都抄自《国闻报》或梁的《戊戌政变记》之类，错讹较多，现尽可能一一据《实录》等查对。

（4）引用今人笔记、日记部分，上海地区能找到的也尽量找出查对（如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最近获知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原稿本；但如王照《水东集》，上海没有，将来要向北京图书馆借阅）。

（5）《年谱》所引梁文出处，是注出乙丑重编《文集》本卷、页的，我在校点觉得不便，不如一一改成《合集》中《文集》或《专集》之xx为宜。而且在前面几本已开始改动。我的理由是：第一，经核对，乙丑本《文集》的篇目已全印收入《合集》中，而《合集》错字也较少；第二，与《年谱》所引乙丑本《文集》的以外各文，亦可以统一改为《合集》本的页码，以利读者。目前读者引用《合集》是最多，而《合集》发行量也较大。这是主观的做法，是否对头可行，请即考虑，以便将来返工。

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2年9月16日）

鉴于中华书局来信提议“将上海市图书馆藏本中陈叔老等批改之处作为页末注（脚注）”，陈匡时对该藏本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走访调查，在掌握版本源流的前提下，全行抄录“批改”部分。他对此有专门说明：

上海图书馆所藏批改本《年谱》系陈叔通先生所赠。这个本子是准备修订、删节后出版的，主持者林志钧，年谱第十二册后有林的笺注“民卅六年六月八日覆看毕”（林数年前在北京病故）。这些修改笺注部分，我在最近集中了较多时间，去市内图书馆一一抄录下来，准备今后校注之用。

最近同时也询问了顾廷龙先生（上海图书馆），承他对年谱整理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他还说陈叔老过去与他通讯中也提起年谱问题。顾先生并介绍上海方面尚有刘厚生先生与梁较密，但刘老先生已九十多岁，去年冬天以来已有些神志不清，难以询问，甚为遗憾。梁的亲友故旧主要在北京，其所遗书札又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今后的工作的进行，是需要您组同志的经常指点和大力帮助。

关于“注释”方法，陈匡时起初并未在作为工作底本的“油印本”上直接操作，而是先一一抄在“另本”中。为此，致近代史组函也有所咨询：“目前的页注写在另本上，因为册数较多，前后可能互见，又怕遗漏。暑假中祁龙威同志来沪，教我用纸片夹注。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哪种对排版有利，特为请教。” （《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2年9月16日）按祁龙威（1922-2013），时为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历史系教师。

为更有效率地推进整理工作，陈匡时注意调查《年谱初稿》的史源和具体编纂过程，故而希望通过中华书局与原编者赵丰田取得联系。他说：“目前校注中的资料有少部分尚未见到或一时似难以找到，主要是一些近人回忆和当时报章上文字，而且也不知去什么地方找寻（报纸文章为汪洋大海），最重要的对年谱编写过程以及所引用资料的情况尚不甚清楚，工作中总带有许多盲目性，所以迫切需要请教赵丰田先生。”当时提出想了解的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年谱编写的经过大略，丁文江生前是否已编好，或编定多少。

第二、年谱引用过或搜集到的资料主要有哪些？其中较重要的珍贵的资料目前流失、保藏情况怎样？

就客观条件而言，陈匡时的工作环境是艰苦的。上海地区所藏梁启超资料不算充分，他在教学之余从事《年谱》整理，时间原本有限，为了参校上海图书馆藏“批注本”，每每需要从复旦长途跋涉到市内看书、抄书，奔波劳顿可想而知。陈匡时回忆说：

原来上海图书馆，最早一部分是鸿英图书馆（笔者按：建国后改称上海市报刊图书馆，1958年正式合并为上海图书馆），它的馆长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他拿出这个东西作为稿本让我看的。我看了以后，就来整理，把里面批注的东西都整理出来。这个东西，我搞了快两年，我从复旦到上海图书馆，南京西路那个，这两年我有很多时间都到上海图书馆。

这个稿本，也不能在我手上，因为这里面有校勘的内容，上海图书馆作为一个特别的东西（机构），一般的人不能看。当时我因为是整理，就每天跑到它那里去。

那个鸿英图书馆的馆长，老先生很有名，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找到了他，他很好，带我到他一个特别的房间看这个稿本。看稿本以后，我就把上面所有的批注全部整理出来，而且给有关的人物写了小传，把这些人整理出来。因此有两年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我没有最后完成这个稿子，但基本上已经弄好了。（陈匡时访谈记录，2024年6月23日）

至1962年9月，也就是距这项工作启动半年后，整理进度已近完成三分之一，陈匡时向中华书局说明如下：

综合以上情况，前一阶段工作进展较慢是有许多原因的，而主要的在于校勘需用资料分散，集中查阅费力，逐字校对，所用对校本子较多，费时，在注解上化[花]的时间也不少，主观上能力也有所限制。目前除全稿准备了资料外，逐本校对有的已校了四册，约占三分之一。想以后进度会快一些的，争取早日完成，还是需要你组诸同志多多帮助指导！现在我的工作许多资料，要到市内上海图书馆去查阅。（《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2年9月16日）

同年9月25日，中华书局回信，就《年谱》整理待定各节，一一答复如次：

梁谱主要工作有二：一是校，二是注。校勘工作，除改正错字外，关于引文的校核，我们的意见是：凡政论文字，最好以最初发表时的报刊为准；学术著作，则以最后之结集（即民国廿五年中华版“饮冰室合集”）为准。注释工作，主要是对信札中涉及的一些人物及不易理解的“隐语”等，略加说明，俾便参考。

此事工程颇为艰巨细致，以一人之力进行校注，定有诸多不便，请您尽力而为，实在索解为难、材料不够之处，可暂付阙如。

页末注如果经校订无误，清抄后可用纸片夹注。如果仅系草稿，还以另本写出为好。总之，在排版以前，要做一番校核整理工夫也。今后，如有问题，当请随时联系。

（三）梁谱整理被纳入《梁启超集》总规划

针对9月16日陈匡时来函，李侃批示：“请文迪、德麟同志研究一下，有何意见？此事与梁集如何结合？”（1962年9月21日）按“梁集”，即《梁启超集》。1962年8月1日，由吴晗出面邀集梁思成等八位同志座谈讨论后成立领导“《梁启超集》编辑小组”，并议定若干基本原则和办法。10月6日，借调河南省历史所赵丰田到京，工作小组正式成立，开始办公。小组成员四人，王代文（中华）、赵丰田、李国俊、王宗虞（以上三人河南省历史所），具体业务由赵丰田负责；负责领导有丁树奇、李侃、魏文敏，故又称“七人小组”。同年12月17日，梁思成托人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原稿二十二册（即“长编之长编”），送到中华书局《梁集》编辑室，此原稿想是为编纂《梁启超集》而交来，并不是为出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之用的。因为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专档”里没有任何信息提到过这部资料（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述略》，《仰顾山房文稿》，142页）。

1962年9月25日，中华书局近代史组致函陈匡时：

为了整理梁启超的全部著作（包括年谱），此间并着手成立一个小组，并请赵丰田先生具体负责整理工作，约于今冬明春可以开始进行。我们很希望您能参加，共同商量。整理《年谱》中未了之事，亦将有此小组研究介[解]决。年内如能初步竣事最好，但亦不必勉强赶任务，免得过于疲劳也。

此函通知陈匡时成立“《梁启超集》编辑小组”的消息，并邀请参加，“共同商量”，可见至此《年谱》整理工作已被纳入《梁启超集》的总体规划。12月28日，陈匡时复函，就“梁集”编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整理梁启超全部著作的报道，已在《简报》中看到，这对于我们从事史学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来信提起希望我参加商量问题，我自问能力、学识都较差，又是初学，可能帮不了什么忙；只是兴趣尚浓（整理《年谱》也是不自量力了），所以今后在这方面只要我能力所及，或上海方面的资料（如上海图书馆藏汪康年信札中有梁的信）一定为整理梁著工作出一分力。

近年来，我主要是注意了梁的政治论著方面，在搜集他的《合集》以外论文和对著作进行年代的排比，这些主要是结合我的科研时所做的，看过报道，因此有如下想法：

从年谱长编来看，我个人的想法，梁的书札很重要，而主要藏在北京，如能先选择整理出版，这是最急迫的。因为《合集》对梁著搜集是相当完整的了，排印得也不错（我以为它能代替乙丑年[1925]编的《文集》），印行量大，非近代其他人物如章炳麟、康有为或孙中山（孙的集子主要不全）可比。我系有些先生亦有这个看法。当然这仅根据它的迫切意义来说，全部梁著的整理仍是很需要的，对于科研将是一个推动。（《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2年12月28日）

同信附识，将年谱已经完成的部分，即“初步校勘和加注过”的第三、四册寄送中华书局审阅，李侃批示：“此信待稿来后再覆。稿来后我翻阅一下，即送梁集小组。”（1963年1月3日）此时《年谱》整理稿的审阅工作已统归“梁集小组”负责，而《年谱》后续出版也与《梁启超集》捆绑在了一起。

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2年12月28日）

至1964年4月，年谱全数整理完毕，陈匡时将“其余十册”寄呈中华书局时，对于出版前景已经不甚乐观，只能委婉地作出如下表示：

在去年的来信中，承告知：你局已成立专门小组，并说赵丰田先生具体负责“整理梁氏著作，年谱的出版亦须与《梁集》一并考虑”。去年暑假中，胡绳武同志亦告知同样意见；整理年谱的工作亦只是你们整理工作的初步基础。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只是极初步的，加上为学力、精力所限，完成得亦比较粗糙。我觉得，只要这个初步整理的东西，于你们的整理有助一二，能为学术界提供研究资料尽一份力，即达到初步整理的目的。

今后我希望能与你们保持一定的联系，在许可和方便的情况下，能不时地让我了解《梁集》和《年谱》的整理和出版情况，以利本人的科研工作的进行。（《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4年4月16日）

（四）“复旦校注本”第三、四册及赵丰田的“审阅意见”

如前所述，“复旦校注本”分两次向中华书局交稿，第一次是在1962年底，陈匡时所寄呈者为《年谱》第三、四册，信中交代：

《年谱》整理年内未能完成，要抵到明年春天了。因为教学工作较紧张时我把它挤一下，连续性较差，依靠假期才能有连续性。我想争取寒假校完，下学期初注完（主要的注，有些需要再找资料），这样三月份大体上可以把初步的整理稿陆续寄给您们。现在先把第三、四册（初步校勘和加注过）寄给您们审阅，看看对头不对头。从校注原则到若干技术问题乃至文字不通等问题，请一一指出，以便把它整理得更好。（《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2年12月28日）

同信附录《年谱》第三、四册目录，据陈匡时说明：“它的编制主要是以谱中内容为限，只能是辑出一个纲目，其中有些内容上的颠倒也未改正（在谱中已注明）。”第三册附有笺条54条，第四册29条。两册目录如次：

第三册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1905年）总251-342页

1902年2月《新民丛报》（251）《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发表，康梁在保教问题上的争吵（255）梁的“自立”主张与《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265）《饮冰室文集》（第一次）出版和《新小说》创刊（274）《新中国未来论》中政治主张的宣传（276）黄遵宪反对“民权自由”说（282）始交蒋智由（289）

1903年2月游历美州[洲]，先至加拿大（292）保皇会港澳方面会员与横滨方面会员之间的龃龉（294）梁启超的“言革”宣传与保皇会在外劝捐之关系（303） 5月，自加拿大到纽约，在美国游历两月（305） 12月，自加拿大返回日本横滨（318）《论俄罗斯虚无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文发表和梁的政治宣传的新变化（318）《新大陆游记》出版（321）（1904）

1904年3月（正月杪）以在香港开保皇会返国（322） 4月由港至沪，与狄平子等筹备出版《时报》（322） 6月《时报》创刊，梁作《时报缘起》发表于《时报》创刊号上（324）康梁保皇会分子在国内的秘密活动（329）著《国史稿》，成二十余万言（332）写成《中国之武士道》和《中国国债史》两书（333）黄遵宪以肺疾卒与梁之悼文（336）乙巳（1905）重编本《饮冰室文集》出版，采用分类条辑体例（340）梁为清廷所派考察大臣端方代草考察立宪等奏折逾二十万言（341）

第四册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1907）总343-434页

1906年，仍居横滨主持《新民丛报》（345）保皇会在广东进行商会和创立广东公学等活动（346）与《民报》继续论战（349） 8月，保皇会所派在京活动之梁铁君事泄，为清廷所捕并被处死（352）论清廷官制改革并主张组党以“促成”清政府之“改革”（355）创立政闻社的酝酿和活动（356）保皇会改为帝国宪政会（367）

1907年，康有为在中、南美洲的经济活动（367）为清廷法部尚书戴鸿慈拟定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的通信（367）《新民丛报》停刊（1907.11）（374）康有为弟子陈焕章在纽约发起昌教会的尊孔活动（379）与杨度商议进行改良主义活动的联合问题及分歧（383） 7月至上海待岑春煊未遇而返横滨（413）梁为政闻社作《上资政院总裁（溥伦）论资政院权限说帖》（422）酝酿在武汉建立《江汉公报》和“江汉公学”的活动，终于未成（424）讨论整顿《时报》和广智书局事（426）

“复旦校注本”第三、四册目录

针对《年谱》第三、四册整理工作，陈匡时总结经验，在信中附有“几点说明”。关于“底本”选择与互校问题——

油印本与台本互校，梁著引文已发表的，均参校《合集》，其中较重要的又直接对照期刊，也校出了若干错字，均在注中说明。梁著未发表的或书信，一般只与台本互校；与台本有出入的，属于明显错误的改之，但有个别的当有问题，不敢擅改，因为将来出版时，可能不能注明？从已校对过的大部分《年谱》来看，台本并没有细细校勘过，往往油印本、台本一起错，甚至有的连《合集》也未核对过，有的则直接从《新民丛报》等期刊进行校对，才发现错、漏等字。

关于上图藏陈叔通等批校本中“笺注”“眉批”等文字的处理办法——

上海图书馆藏批注本中，有用的笺注、眉批或校对出的错字，亦一一插入，都用页注说明之，因为有些笺注可能属于回忆，间或有错误，或年代颠倒，不宜直接改之。已改错字，较明显的则不注出，一般也注明。批注本有删改或擅改的地方（主要出于林志钧手笔）则不采用。这工作前已在上海图书馆全部对校完毕。

关于“引文出处”的统一问题——

引文出处，已一律改为《合集》。此谱编写时《合集》尚未出版，今天大量流行在各地重要的也是这种集子，学术界使用也较多，我想这可能对读者是一个便利。《合集》中文集、专集册数与编次不一致，则在附录中编一个对照表就是了。

关于“页注”，尤其人名隐语的注释问题——

注，主要注人，尤以字号、里居及隐名等。错别异字亦在页注注出。对于第一□□□或人物的背景等，只有个别的地方才加以注释。有些人与谱主关系较密，接触年代较长，则准备在附录列一谱中较多提到的人名、字号、里居的索引（包括隐名、暱称等）。大部分人名都能注出，少数尚未注出，如第四本最后几页中提到的“龟山”，疑是指湖北汉阳的“龟山”，影射汉阳人某某，但一时想不起某某，也未查到（大概邓孝可，但未查到）。这些是遗留的问题，可能尚有不少这类情况。不过有的不甚重要，无关大旨，也不必注了。

按陈匡时校注本在书信隐名考订方面下了极大功夫。在1962年12月寄上初步整理过的第三、四册时，尚表示“‘龟山’，疑是指湖北汉阳的‘龟山’，影射汉阳人某某，但一时想不起某某，也未查到”。至1964年4月，将其余十册（第1，2，5-12册）全部寄上，附录“书信中代号及隐名索引”，已经注出是“杨度”的隐名，同时为杨度隐名的还有“子云”。关于“隐名”考索，校注本创获极多，整理附录如下，以供方家参考：“土”“土头”“元”“公路”“本初”“袁邵”“邵”“冢骨”——袁世凯、“山公”“山人”“公孝”——岑春煊、“覃溪”——翁同龢、“城北”——徐世昌、“二德子孙（孟德、翼德）”——曹锟、张作霖、“胡兄”——张作霖、“季子”——吴佩孚、“大树”——冯国璋、 “老妪”“西皇母”——那拉氏、“周公”——载沣、“巨源”“陶”——载涛、“老苏明允”——载洵、“龙寓”——隆裕太后、“马鸣”“萧郎”——善耆、“希”“锡”——锡良、“桐”——凤山、“北江”“南佛”“长者”——康有为、“行者”“过庭”——孙中山、“叔度”——黄兴、 “江陵”——张謇、“子云”“龟山”——杨度、“老虎”——徐怀礼（宝山）、“孝[考]亭”“晦翁”——朱庆澜、“邵公”——何穗田、“肖公”——赵启霖、“紫阳”——朱淇、“壮悔”——侯延爽、“亭林”——顾维钧、“象山”（一）——陆荣廷、“象山”（二）——陆征祥、“刘豚”——刘学询。（《陈匡时致近代史组》附录《书信中代号及隐名索引》，1964年4月16日）

“复旦校注本”附录《书信中代号及隐名索引》

《年谱》第三、四册整理稿寄中华书局后，即交“梁集小组”负责人赵丰田审阅，在今“《梁启超集》专档”存有赵丰田所撰《翻阅复旦校注本〈梁谱长编〉（初稿）第三、四册的一些初步意见》，概要录下：

1.这样加工的内容和方法就可以了，既基本上保持了原貌，又作到了校订、目录、注解、断句标点、改定出处（乙丑本文集改为《合集》）和作注方法的加工等，已经基本上达到对读者负责和超过“台本”的地步了。

2.就上述各项交工工作及其依据的质量（包括准备和充分程度）而言，约十分之八估计是好的和可以的，应该肯定的。但也有约十分之二是值得考虑的和商量的。

3.为了使这次加工工作作得更好一些，首先了解一下《梁谱长编》（初稿）的编写过程和依据等问题，是有好处的。就个人回忆所及，简述其程序和依据情况如下：……

4.关于复旦校注中值得考虑和商量的问题方面（可以肯定的方面从略）举例如下：（1）可改可不改者，不可轻改，必须值得改和有足够根据，特别是信札、电稿类，以未见原料（主要指上述第一批资料，兼指资料汇编）故也。例如：……

总体而言，赵丰田对陈匡时的整理工作评价不低。除了指出 “可改可不改者，不可轻改”的少量个例（按，原文只有（1），无（2）、（3）文字），他认为“复旦校注本”的质量“约十分之八估计是好的和可以的”，若与前代梁谱诸版本相比，“已经基本上达到对读者负责和超过‘台本’的地步了”，这不能不说是很高的肯定了。

（五）“其余十册”交稿而终无下文

陈匡时的《年谱》整理工作持续了整整两年。1962年12月寄回“油印本”三、四册，1963年3月18日寄回“台湾本”，至1964年4月，油印本“其余十册”完成整理，终于可以向中华书局交差：

1962年承交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工作。二年来，整理是在教学之余和假期中断断续续地进行，除1963年已寄上初步整理过的二册（第三、四两册）外，现将其余十册（第1，2，5-12册）全部寄上，请查收。台湾本《年谱》去年你局急信催用，已寄还，想早已查收。（《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4年4月16日）

陈匡时致近代史组（1964年3月18日、4月16日）

该信后附《有关年谱整理的情况》并《整理说明》（二页）、《〈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目次》（九页）及附录《书信中代号及隐名索引》（四页）三项。十册中附有笺条总计两百七十三条。据《整理说明》可知此项工作的总体情况，录下：

一、《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初稿》）的整理是以油印本为底本。油印本共订成十二册，计一千二百六十八页。据整理者所知，油印本以上海图书馆特藏部所藏的一部最有参考价值。这部油印本附有梁氏亲朋后人不少笺条和眉批，从文字到内容又有认真的删改，看来，它是准备正式出版用的。这次整理，就是在油印本的基础上，把上海图书馆所藏油印本（以下简称《批注本》）中所有涉及年谱内容的眉批笺注都一一在页旁注出，以供参考；但《批注本》删改了的地方，则一律不作删改，保持油印本原来的面目。

二、《初稿》编者在引用梁启超论著时，均据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线装，共八十卷），仅在《年谱》最后几册中偶尔提到《饮冰室合集》（后者出版已晚在1936年了）。但《合集》所收论著远较1925年的《文集》为多，目前又是各地图书馆容易找到的本子。考虑到这些情况，在整理时，将《年谱》中有关引文资料出处，一律改成《合集》的页码，以利研究者查考。

三、《初稿》中引用梁启超的著作文字，一般的均依《饮冰室合集》进行校对，尚未收入《合集》的和个别篇章文字则根据别的本子或原发表报刊文字校对。根据《合集》等资料校出《初稿》有错漏等情况，则依《合集》本等改正，并在页旁注明《初稿》原有文字；有疑问的地方，则只在页注中说明，不作改动。

四．页注的内容，除大部分是属于校正文字和《批改本》附有的笺注和眉批外，尚有（1）个别的史实本身和编者在资料处理上误置的地方，作必要的说明或考证；（2）《年谱》中引用的大量信函，是年谱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有些信函在当时是密信，不便公开，所以对有些人使用了双方知道的隐名、代号等，这些隐名或代号在整理时作了注释，但以整理者所知为限。至于编者的观点和方法，则未在页注中说明，保持原来面貌，请使用者注意。

五、《初稿》原有新式标点，整理时又作了一番订正；有些过长而未分段的引文，也重新分段分行；也改动了一些明显的错别字。这些地方都不再一一注明了。

六、《初稿》纪年，大致1911年（辛亥）以前用阴历，1912年后基本上沿用阳历（但亦有用阴历，如888页），整理时未加更动。

七、整理过程中，承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及特藏部同志同意，借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及有关资料，谨致谢意。

陈匡时：《有关年谱整理的情况》（1964年）

陈匡时：《整理说明》（1964年）

对于陈匡时的《年谱》工作，中华书局近代史组副组长卢文迪作有一情况说明：

陈匡时的整理工作，前后一年多，校对了上海图书馆的油印批注本，照《饮冰室合集》加注了出处，写有说明，并编有目次，及书信书中代号、隐名索引，附有笺条273条，全书约60余万字，拟参照古籍整理稿酬的最低标准每千字5角计算，合三百元之数。（《卢文迪关于陈匡时整理〈年谱长编〉的说明》，1964年5月8日）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丁树奇同日批示：“我想了解的是此书整理得如何。如果内部发行，是否即可发排？”次日批示：“灿然同志意见，还是看看整理质量，再决定致酬办法为好。”

5月15日，卢文迪再次写出说明：

复旦大学陈匡时同志整理的《梁任公年谱长编》，托李国俊同志看了一下。陈匡时同志主要做了如下几件工作：

（一）采入了上海图书馆所藏油印本上梁氏亲友和后人所加的笺注和眉批。

（二）以《饮冰室合集》和《新民丛报》、《清议报》等书刊对《年谱长编》中所引的梁氏原文，作了校对。这项工作做的还算细致。

（三）对梁氏原文中提及的一部分人名、隐名、代号等，作了注释。这项工作很有用处，也花费了不少力气，但不完全。

此稿全部六十万字，根据以上情形，致酬三百元似乎是低了一些，是否酌增，请核批。

丁树奇5月16日批示：“稿酬可以增加一些。在致酬的信中，需说明还不能出版的原因。”遂在签发此信时，将“三百元”上将“三”字改作“五”字（参阅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述略》，《仰顾山房文稿》，153页）。

本年5月6日，中华书局近代史组钱炳寰草拟致陈匡时函：

接四月十六日来信，并寄下经您整理过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十册，以及您写的说明、目录、代号隐名索引等件，均照收到无误，请释念。

此项整理工作，花了您不少精力和时间，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非常感谢！特另行汇奉人民币三佰元[五佰元]，聊表谢意，即请洽收。

但同时告知目前“不拟出版”——

《梁启超集》的整理和出版工作，①因梁氏文章很有一些涉及对外关系之处，而且这些文章早已为世人所熟知，加以删节既多不便，不删节又易引起误会，因此势将推延。这部《年谱长编》引用梁氏信札颇多，②这些信札多为《合集》所未收，您也可能未曾见到原件，这部分还须补做核对工作；③“梁集”小组还搜求了一部分赵丰田先生编《年谱长编》时所未见到的信札，也有必要加以补充。因此，《年谱长编》目前亦不拟出版。

该信经书局领导批示后，于5月18日签发。也就是说，作为《年谱长编》整理工作的回报，陈匡时收到中华书局五百元稿费，但是，“复旦校注本”的出版却再无下文。

为什么《年谱》当时没有出版，最直接的解释可见卢文迪的情况说明：

陈匡时同志虽然作了以上许多工作，但还不能即行付排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原因是：

（一）《年谱长编》中引用梁氏信札很多，这些信札，我们现在已搜求到，而陈匡时同志则是无法见到的，因而这部分的核对工作须补做。

（二）现在梁集小组搜求的梁氏信札，也有一部分是赵丰田先生编《年谱长编》时没有见到。如果我们出版这部书，以把这一部分资料补充进去为宜。（台湾本仅改正了油印本的若干显著错字，同时也错排了若干字。且有删改，尤其是不利于国民党的言论。我们补充以新发见[现]的资料可大大超过台湾本。）

（三）赵丰田先生有自行整理这部《年谱长编》的意思，此书如果出版，似以请赵丰田先生亲自或由他委托他的助手来最后完成为宜。

因此，如此书决定作为内部读物出版（我的初步意见可以考虑出版），建议仍请赵丰田先生来最后完成。

毋庸讳言，限于客观条件，“复旦校注本”在资料补充方面确实存在不可避免的若干缺陷，但这还不是“不能即行付排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的最主要原因，继《年谱》整理被纳入中华书局《梁启超集》总体规划后，赵丰田作为“梁集小组”负责人又有“自行整理”的意向，书局对于《年谱》“最后完成”及其出版的安排已转移他人，陈匡时被单方面排除在外。另有一个更为刚性的制约因素，由于文化出版环境的变化，《梁集》编纂本身在此时也遭遇阻力，而被搁起。卢文迪报告对此亦有说明：

《梁集》小组亦于1962年10月间成立，并将“长编”纳入“梁集”的出版计划之中，现“梁集”暂缓进行，而此稿已整理交来，拟酌予致酬。（《卢文迪关于陈匡时整理〈年谱长编〉的说明》，1964年5月8日）

自1962年10月，赵丰田拟定《整理〈梁启超集〉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有所谓“四步走”的计划，至1964年初“第三步”基本完成，资料搜集已基本齐备，后续即为校订编辑阶段，但同时政治环境变化，“四清运动”逐步升温，本年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工作陷于停顿，《梁启超集》亦难幸免（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述略》，《仰顾山房文稿》，177-179页）。如卢文迪所言，“长编”已经纳入“梁集”，既然“‘梁集’暂缓进行”，那么作为“梁集”的一部分“长编”当然不可能单独出版。陈匡时耗费苦心的“复旦校注本”也就从此深藏于中华书局书库，至今难见其真容。

（六）余声

2012年7月1日，中华书局编辑俞国林曾拜访陈匡时先生，就当年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事，了解情况如下：

“文革”后期，“二十四史”重新上马之际，有人提议出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复旦有人提出，要陈匡时自中华将书稿取出，交上海人民出版社。陈匡时拒绝之。

“文革”结束后，赵丰田派助手到陈匡时家，了解情况。

李国俊告诉陈匡时：“赵丰田是丁文江的助手，《年谱长编》是他们两人编的。”

汤志钧告诉陈匡时：“赵丰田要自己整理《年谱长编》。”

陈匡时说：“在上海图书馆整理《年谱长编》时，有些毛笔字是请顾廷龙、潘景郑帮忙识别的。”

又说：“《年谱长编》中所引《清议报》资料，当时因为没有找到原刊本，还得核实。”

又说：“‘文革’时，上图藏本转移保存在皖南的战略仓库。”

俞国林也曾就此事向中华书局资深编审陈铮先生了解过，情况如下：

“文革”结束后，赵丰田派助手来京，商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重新整理事宜，欲撇开原整理本，独立承担，重新整理，并希望中华提供“长编之长编”、“油印本”等，李侃未允。（以上两段，均见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述略》，《仰顾山房文稿》，第153-154页）

陈匡时先生（俞国林采访时拍摄，2012年7月1日）

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述略》，《仰顾山房文稿》，凤凰出版社2020年

2015年，梁氏家族送交中华书局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22册原抄本（“长编之长编”）得以影印出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东教授作为主编者，在序文中说：

在中华书局的促请下，大约是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复旦大学的陈匡时即着手校勘，以便重印大陆版的年谱油印本。这项工作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至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宣告完成，并当即全数寄到了中华书局。所以，细心的读者还不可不察，这个《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或曰《梁启超年谱长编·油印本》，又有个出自陈匡时之手的“陈氏校勘本”，它至今还躺在中华书局的书柜里，而当时只是出于下述的考虑，才未能被书局顺利印行出来。（《又让任公复生一回——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

所谓“下述的考虑”，实指前引《卢文迪关于陈匡时整理〈年谱长编〉的说明》（1964年5月8日）中提出的若干理由，中华书局当时决定《年谱》出版“仍请赵丰田先生来最后完成”。

刘东：《又让任公复生一回——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稿本》第一册，中华书局2015年

对于“复旦校注本”的结局，事隔多年，时年九十一岁的陈匡时面对访问，坦率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油印本）全部整理好了，就交给中华书局了。当时胡绳武先生和李侃他们大概是那么想，没有像现在合同啊签名啊什么，就通过这样一个关系，让我就参加整理。但是到后来，“文革”来了，工作都暂停了。“文革”结束以后，过了好长时间，（中华书局）才说要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人是梁启超的学生，这个时候梁的那个学生（赵丰田）带了他的学生，出面跟中华书局说他们来整理。在我开始整理的两年过程当中没有出来过，可是“文革”以后呢，他出来了，他的研究生（李国俊）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要整理这个东西。我就把我了解的情况（指上图藏“批注本”）告诉他，没想到中华书局是叫他来继续整理。事实上我整理这个本子，把上面有关的人物、注释等等，花了功夫弄出来的，没想到这个稿子给他们用了，后来两次变成书（指《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初版、2009再版）以后，他们一概没有给我。

我们没有定什么制度，所以（出版社）直接就是不理睬我，就这样子。到现在为止，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我还没有看到这样。按理来说应该寄给我。

梁启超的这个学生，派了他的研究生来找我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没有讲他们接手了这本书，因此就出现了他们出了书我都不知道。（笑）我过去花了力气和功夫在这个上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是这样子。当时我也就算了，年轻的时候搞的。（陈匡时访谈记录，2024年6月23日）

对照其他资料，此处陈先生的回忆或有微误，中华书局的梁集（包括梁谱）出版项目，在1964年，也就是没到“文革”发生就已被搁置；赵丰田也不是梁启超的学生，而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的学生，是顾推荐给丁文江作助手参与编纂梁谱。据中华书局方面说法，“‘文革’结束后，赵丰田派助手来京，商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重新整理事宜，欲独立承担，希望中华提供‘长编之长编’、‘油印本’等，中华未允”（俞国林：《梁任公先生在中华出版始末》，第36页）。平情而论，陈匡时整理本的遗憾结局，不完全取决于其本身的学术质量，也很难归咎于某一具体机构或个人，在政治环境多变、出版条件不成熟的时代，以及受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包括“梁谱”“梁集”在内许多有价值的出版物都曾遭遇形形色色的阻力或困境，经历过漫长而波折的出版（未果）历程。

无论如何，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前辈，陈匡时筚路蓝缕、付出辛苦的学术工作值得尊重， “复旦校注本”本身具有的多方面文献学、史料学价值，亦如前述，在此意义上，“至今还躺在中华书局的书柜里”的梁谱“陈氏校勘本”早日重现于天日，无疑是令人期待的事情。承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相告：“梁集、梁谱，原始资料，并未完全保留下来。应该是稍有遗失的。中间经过装箱，运赴湖北五七干校，后又拉回来；再运存王府井，八十年代初重启梁集时是否有外借（不知），1997年底转到现太平桥办公楼地库，后不幸遭大雨内涝，有部分资料被淹（有损坏）。也真是多灾多难。”（2024年7月14日）“复旦校注本”如经历重重“书厄”而能幸存，并再为学界所用，则大善哉！我想，此举不仅出于一解老人“心结”的良好愿望，同样也可以为当代学术守先待后、曲折前进的一个深有意味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