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杀了他。”
作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竟对自己的昔日亲信何应钦有如此深仇大恨。同样共产党领导人毛主席也对何应钦怀有极深的敌意，1949年大势已定时，毛主席坚决表示不接受其投降。这位曾是两党公敌的何应钦，究竟做了什么，让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何应钦被视为蒋介石的核心幕僚。1890年4月何应钦诞生于贵州省兴义市的一个有军事背景的家庭，其先祖曾是清朝末期的军官，后转商。自幼体魄健壮且酷爱学习的何应钦，在15岁那年，成功考入当地的学堂，即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的前身。
继续他的学业，何应钦在1908年被选拔至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深造，显示出其早期的军事潜力。随着1909年清政府的留日军事生选拔，何应钦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赴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机会。在那里他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还结识了未来的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们未来复杂而深远的关系。
何应钦的政治觉醒也在此期间开始，他在日本期间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积极参与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何应钦与蒋介石及其他同盟会成员一道回国，投身于革命。
革命成功后何应钦在上海沪军都督府任职，见证了袁世凯窃取政权的过程。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政治变幻的敏感。讨袁失败后何应钦再次前往日本继续深造，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在那里与未来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结成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何应钦的军事职业生涯迅速起步。他首先被任命为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后因军事与教育才能受到认可，升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及省会警察厅厅长。
1922年何应钦移至云南讲武堂担任教务长。随着1924年国共合作的推进，孙中山命令蒋介石与廖仲恺等人筹建黄埔军校，何应钦应邀加入，凭借与蒋介石的深厚友谊及在军事教育领域的丰富经验，被任命为副总教官。
黄埔军校成立后，何应钦在这所军校扮演了关键角色，并由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何应钦与蒋介石、孙中山、王伯龄等重要人物的互动密切，他们的合照在网上流传甚广，显示了他们之间非凡的关系。尤其是与王伯龄的对比，突显了何应钦在个人品行和工作态度上的优势。何应钦的敬业精神和低调作风，使他在老蒋的心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在北伐战争的东征中，何应钦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指挥的教导一团在棉湖战役中表现出色，以较少的兵力抵抗了数倍于己的敌军，直至援军到达，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保住了广州的革命根据地，也巩固了黄埔军的声誉。蒋介石对此战评价极高，随后便将何应钦提拔为两个教导团的统一指挥。
何应钦的职业生涯中，最为关键的是他在中山舰事件中的角色。当时蒋介石因汪精卫及其近亲王懋功的动作而感到威胁，怀疑自己可能被送往海参崴。在这个危急关头，何应钦的坚定支持给了蒋介石极大的心理支撑。何应钦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还邀请他必要时前往汕头指挥部队。
随后的中山舰事件成为国民党内部清洗共产党的重要事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点。何应钦在事件中的表现，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事后他被提拔为黄埔军校的教育长，确立了在黄埔系中的领导地位。
在1927年，随着“宁汉合流”的政治背景下，一系列内部动荡和军阀斗争使得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动。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联合北方的军事重镇如冯玉祥、阎锡山等老牌军阀，共同施压迫使蒋介石选择暂时隐退。在这些紧张的政治角逐中，蒋介石发现自己的力量及策略显得不足以应对这些老练的对手，他迫切希望得到忠诚的支持。
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的目光转向了何应钦，希望能从老友那里获得支持，然而何应钦却选择了沉默，低下了头，这一行为深深刺痛了蒋介石的心。何应钦的这种态度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长时间不能释怀。蒋介石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时总会感慨：“当初如果敬之能出面支持我，局面可能会完全不同。
在1936年的寒冷十二月，西安事变将中国政局推向了风口浪尖。张学良的意外行动导致蒋介石被扣押，何应钦此时被委以重任，代理蒋介石的职务，面对如何解救蒋介石的问题，内阁分裂成两派。一边是宋美龄和孔祥熙等主张和平解决的派别，而何应钦则坚持用武力解决的强硬立场，并迅速组织了讨伐军，命令飞机轰炸西安。
何应钦在公众面前不断宣扬“营救委员长”、“血洗长安”的激进口号，看似是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和救援热情，但实际上他的动机更为复杂。有观点认为何应钦实际上试图利用张学良的叛逆之举来排除蒋介石，以便自己能够掌握更大的权力。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暗示了这层内幕：“南京戏中有戏”，言下之意是这整个事件背后有着更深的政治算计。
尽管场面剧烈，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蒋介石未受任何伤害便返回了南京。尽管蒋介石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何应钦处理大局的感激之情，但他的内心却积累了更深的疑虑和不满。
从那以后何应钦虽然仍旧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但实际上已被边缘化，再无实际军权。蒋介石的猜疑和戒心让他无法再信任何应钦，尽管何应钦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依旧存在。
蒋介石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何应钦的极度不满，他的话语中流露出深深的杀意：“我也想杀了他。”这句话反映了在蒋介石看来，何应钦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已经两次令他失望，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和蒋的第一次下野期间，何应钦的行为让蒋介石对他的忠诚产生了质疑。
1945年9月9日，代表着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时刻，在南京举行的日本军队投降仪式上，何应钦成为了中国接受投降的官方代表。在这个场合何应钦本应象征着民族的胜利和尊严，却出现了一幕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难以接受的场景。
何应钦在接受日本侵华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提交的投降书时，出乎意料地起身回礼，并且鞠躬的幅度出人意料地深，甚至超过了日方代表。这种行为违背了事先的协议安排，即中方代表在整个仪式中无需对日方的敬礼做出回应。然而何应钦不仅起立，而且他的行为在形式上显得过分谦卑，这一幕被无数目击者和历史记录者记载下来。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对此次事件也有记述，他提到何应钦的回礼让他感受到了东方的传统美德，这一描述并不能平息公众对何应钦的强烈不满，许多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国家尊严的严重损害，特别是考虑到何应钦过去的亲日行径。
何应钦的政治生涯中充满了争议。他曾在1935年与日本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备受诟病的《何梅协定》，此协定被广泛视为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抗战胜利后，何应钦还被指责试图保护日本战犯，他的这些政策和决定被许多人视为向日本屈服。
何应钦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度非常高，长期被蒋介石信任，并在黄埔军系中排名仅次于蒋介石。他从黄埔军校的总教官一跃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尽管他曾因政治判断失误两次站错队，但仍能保持其在党内的重要职务，这足以证明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
尽管如此何应钦的亲日和媚日行为使他的形象大打折扣。在中国民众的眼中，他的某些决策和行为几乎等同于背叛。尤其是在签署投降仪式上的行为，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其他原因，都让人感到极其不适，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极大羞辱，也是对整个国家的屈辱。
随着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多位国民政府的高官开始转投解放区。在这一大背景下何应钦亦寻求向共产党展示自己的转变态度，何应钦的政治算计并未如愿，他的过去让他在新政权眼中成为了不可饶恕的战犯。
毛主席坚定地认为，何应钦过去在反共和镇压活动中的角色，造成了无数革命同胞的牺牲，这些罪行是不应被轻易忘记的。因此尽管何应钦试图表态改变，但共产党并未接受他的归顺，反而将他视为战犯处理。
面对共产党的冷漠态度，何应钦陷入了绝路，只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在台湾，何应钦的境遇并未因逃离大陆而有所改善。他被蒋介石解除了所有职务，还在与当地政权的激烈冲突中，孤立无援。
在1986年，何应钦的一张难得一见的照片捕捉了他在台北的晚年时光。照片里，何应钦坐在轮椅中，头上戴着一顶轻巧的鸭舌帽，脖子被一条柔软的围巾轻轻环绕，目光坚定地望向前方。尽管岁月已经在他脸上刻画出深深的痕迹，但他的面容依然散发着健康的红润光泽。
那一年何应钦已步入九十六岁高龄，按照传统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不仅超越了常人的寿数，还保持着难得的精神状态。何应钦的长寿在当时是一件值得瞩目的事。尽管已是高龄老人，他的生命力仍显得格外顽强，直至1987年，他才安详离世，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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