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有这样一批人，他们默默无闻，却为我国军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鹏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黄鹏
黄鹏，曾用名黄振桓，1923年11月18日生于山东省日照县。1939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国民党57军111师战地服务团，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受训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八路军延安军工局茶坊兵工一厂成为一名军工人，从此便扎根于党的军事工业战线，成为我党延安时期培养出的老一辈军工人才。
近日，红船编辑部面对面采访了延安老军工黄鹏之子黄小鹏。在这次深入的交流中，黄小鹏向我们详细讲述了父亲的革命故事，以及他在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黄小鹏
热血青年弃学从戎奔赴延安
1923年11月，黄鹏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县。他的父亲黄勉斋早年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曾就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监察委员。黄勉斋有四个儿子，黄鹏是家中长子，兄弟四人自幼随父母在济南居住。
“1933年祖父病逝，灵柩送回故乡安葬，丧事非常隆重，葬礼上来了些国民党上层人物参加吊唁，并送来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校长署名的紫红色祭奠挽联。这种色调的挽联很特殊，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祖父对共产党很同情，与蒋介石‘赶尽杀绝’的态度截然不同，紫红色挽联是对祖父‘反共不力’表示的不满。”黄小鹏讲述道。
黄鹏幼年时生活优渥，但自从十岁丧父后，家庭境遇急转直下。身为家中长子，家庭的重担瞬间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既要协助母亲照顾三个弟弟，还要在人生旅途中求得生存的机会。在这样的困境中，他毅然决然地发奋读书，以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这场民族危机面前，黄鹏在堂兄、中共地下党员黄毅的悉心引导下，逐渐树立起抵御外侮、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
1939年10月，经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57军111师参谋王振乾（1955年授衔少将）考察甄别后认为，黄鹏、王政、李勉、王安滨、王烈等都很纯洁，抗日热情很高，又都是学校组织救亡活动的骨干，后经中共地下党工委研究确定，接受了他们参军的要求。
然而，投身军旅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黄鹏称：“当时，王政以岚阳小学教师布置作业的名义暗中通知他们这批人，按预定的时间和集合点。第一集合点是距岚山头数里路的安东卫，第二集合点是十多里的碑廓村。为避开家长的拦阻，分头隐蔽离家出走。我父亲与王政在黄毅带领下，顺利到达第一集合点，发现约好的那几位没有到，等了将近一个时辰，仍然没见人影，就直奔第二集合点，仍然没有见到人。这时天色已晚，好在黄毅路熟，带领父亲和王政于1939年秋到达粉疃村的111师战地服务团报到。之后，该师在师长常恩多率领下加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系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114师的最早组成部分之一。”
1940年7月，黄鹏到中共山东分局党训班培训学习，于同年10月在山东费县经徐炜和徐孟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中央军委1941年4月23日《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7月我父亲被中共山东分局选派到去延安的行列。他们从山东出发，沿陇海路向西，日夜兼程，躲过多次日军扫荡。其中穿越津浦路和平汉路的两次是最为危险和艰难的。” 黄小鹏说。
据黄小鹏回忆，小时候，其父曾给他讲过过铁路的惊险经历。当时日寇占领了两条铁路线上的大小城镇，铁路上有铁甲列车不定时的巡逻，涵洞有伪军把守，沿路两边还有一人多深的封锁沟。针对这些情况，他们一行人利用黑夜做掩护，在距离封锁沟200米左右的地方，分成数组，几人一组，组与组之间采取沿铁路线间隔100多米的方式分散开、潜伏。
“当巡逻的铁甲列车通过了潜伏地一段距离后，父亲他们以突击方式快速冲到封锁沟边，纵身跃入，然后采取叠罗汉的方式把战友顶上去，最后的再由先爬过去的战友拉上去。而后爬越过坡度 1:1.6（大约 30～32°）、5米高的铁路路基，再入铁路另一边的封锁沟，然后重复前面的过程。越过封锁沟还要快跑出一公里左右，超过了步枪射击距离，才算顺利达到了跨越铁路的目的。”
黄小鹏强调称，要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在平时就已经很困难了，对于处于日寇巡逻铁甲列车的间隔中，又是黑夜中的行动，要想成功穿越就是难上加难。但是父亲他们这些抱着坚定的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最终安全穿越了这两条铁路线。
此后，历经五个多月的艰苦跋涉，黄鹏及其同伴们跨越了约1200公里的漫漫征途，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1941年12月抵达了延安。
从事军工生产的危险环节
“到了延安以后，我父亲开始先进入了抗大，学习了丰富的基础知识。随后，他被分配到茶坊兵工厂，在师父沈鸿（新中国成立后任一机部副部长）的悉心指导下，掌握了操作技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他终于熟练掌握了基本技能，得以正式上岗。”
据黄小鹏介绍，1941年12月至1945年9月，父亲黄鹏在八路军茶坊兵工厂一厂成为一名军工人。
当时，延安的八路军军工厂尚处于初创时期。由于原材料和加工设备的匮乏，枪械和弹药的生产无法满足八路军的需求。而制造工艺相对简单，对材料要求不高的手榴弹，便成为了当时八路军兵工厂的主要产品。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主要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战术，因此投掷手榴弹就是主要杀敌手段之一。随着战事的发展，手榴弹的产量需求持续上升。据统计，在八年的抗战岁月里，八路军和新四军设立的兵工厂共生产了780万发子弹，其中手榴弹的产量高达450万枚，充分体现了边区制造手榴弹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据黄小鹏讲述，边区造的手榴弹是以德国M24手榴弹为基础仿制的，但仅仅只是参照了结构，因为当时边区的材料和制造设备都严重不足，很多材质都进行了土法改造，因陋就简。父亲当时就是承担手榴弹装填工序最危险的环节“拉发火管”的安装。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曾对我说：在茶坊兵工厂当学徒工时，主要从事手榴弹的制造，干最危险的工序即安装手榴弹的引信（拉发火管），操作台旁边是一个深坑，万一操作有误可以将手榴弹扔到深坑中，关键是要判断是否安装正确，不能有丝毫马虎，这个任务是非常危险的。”
父亲曾多次向他提及师父沈鸿在延安兵工厂的精湛技艺，以及他在兵器制作中对徒弟们的悉心教导和耐心引导。这些故事让黄小鹏自幼便对沈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黄鹏从延安来到承德。在茶坊兵工厂从事生产手榴弹等危险工作期间，他不仅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还通过聆听技术人员的授课，刻苦钻研，掌握了化学原理和机械加工的基本技能。凭借这些技能，他被派往冀热辽军区工业部担任技术员，成功实现了从工人到技术人员的转变。
“张家口解放后，父亲受命加入张家口工业部，担任技术员。1947年，石家庄迎来解放，城市满目疮痍，一片废墟。1948年3月，组织上派他前往石家庄炼焦分厂担任工程股长，他实现了从技术干部向技术与管理兼备的干部角色转变。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负责招收工人、编写教材对新工人进行培训、采购原材料、修复设备，并成功启动了生产流程，实现了生产的恢复。”
▲1946 年，黄鹏在张家口
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黄鹏参加太原军管会工业接管组化工组搞接管工作。1949年3月至12月，他被任命为太原山西工业化学公司科长。
率团参加八国经济会议
1949年12月，黄鹏加入重工业部。为了进一步深造，1950年2月，组织将他调至人民大学学习。凭借丰富的生产实践和管理经验，他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荣获全校通报表扬。
1951年12月，黄鹏尚未完成学业，便被分配至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员，并被定为12级教员，负责讲授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课程。1953年12月，顺利完成学业。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教材匮乏。我父亲在听完苏联专家讲授的工业企业组织计划、管理课程后，结合自身经验，将手榴弹生产过程和军事化工原料生产管理等案例融入讲义，自编了《工业企业组织计划》讲义。现存讲义包含十六讲，共计654页，字数超过32万字。”黄小鹏介绍道。
在1952年9月至1954年5月这段时间里，黄鹏持续对课程内容进行修订和提升，不仅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管理人才，还使自身的理论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为今后的生产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3年底，我父亲在继续讲授中国人民大学有关工业企业管理课程的同时，被调到一机部六局轴承处（负责全国军用和民用轴承生产计划管理）工作，先后任科长、副处长、处长。”
1958年6月，根据一机部六局《派二人参加莱比锡轴承会议》的批示，黄鹏率团参加在德国召开的《八国经济互助和科技合作莱比锡轴承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首次参与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经济互助和科技合作专业会议。
本次会议于6月10日至16日召开，与会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和苏联，我国则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了此次会议。
“我父亲在会议作了书面发言与简短的口头发言，详细阐述了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工农业发展成果，以及各行业对轴承的需求、生产规划和生产能力等方面的情况，这些发言引起了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6天会议之后，他们团组参观了上述与会多个国家的轴承设计院和工厂，历时近两个月后才返回北京。”
其中令团组印象深刻的是，用5天时间参观了民主德国莱比锡DFF轴承厂和轴承研究所，以及柏林市的WFB轴承厂，对德国工人的一丝不苟规范操作和轴承产品上乘的质量及实现这样品质产品的设备与防尘公用设施。6月21日，他们离德国到捷克，用了12天在捷克参观了布拉格梅赫路泊（Mecholupy)轴承厂；捷克勃尔纳（BrNa）轴承研究所和轴承厂。
通过与德、捷两国的技术人员的交流和实地观察，团组获取了轴承制造工艺方法和具体数据；特别是制造军品精密轴承的工厂厂房净化公用设施的设计方法，并对巨大的通风机及风管系统在厂房内的配置进行了实地观察和拍照，为回国后提升我国军品精密轴承的制造水平做了生产环境方面的准备。
7月4日，他们又离开捷克到达莫斯科，参观了莫斯科第一轴承厂、苏联轴承研究院和苏联轴承设计院，并与苏联轴承研究院商谈了中苏技术合作有关1958～1959年122项目中的6-3 轴承的技术合作问题，也与苏联轴承设计院谈了若干轴承的具体技术问题。
“7月14日，我父亲和朱赋卫总工两人由莫斯科起程返国，在10天的旅途中，在列车上继续整理会议资料、交流参观考察的体会。回国后15天，父亲完成并向一机部呈交了《参加八国经济互助和科技合作莱比锡轴承会议的报告》打印稿（包括文字图表共计46页，约为25000字以上）。”
黄小鹏称，在国外开会考察期间，很多问题不能都在会场上提，而且一些技术细节，尤其是核心技术对方不可能告诉你。所以父亲他们白天通过对工厂的生产线进行仔细实地观察、拍照，并尽量向对方详细地询问一系列先进的工艺方法和工厂公用设施的参数，做好记录后，晚上三人对白天的收获及时交流汇总。
“父亲他们就是这样，通过事前预设咨询问题——考察——事后总结的循环，迅速消化。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多咨询，仔细观察，尤其是近距离的观察工人在加工过程的测量方法和实际的测量数值，从而为回国编制轴承制造标准做了铺垫。”
组织编制国内第一部轴承标准
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国的汽车与轴承工业如同其他行业一样，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当时，我国的轴承工业尚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并非从零开始，但发展过程同样充满挑战。由于设备精度不足、制造能力薄弱，导致产量受限；同时，缺乏完整的制造标准样件和测量器具，以及严格的轴承制造标准，使得行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
黄鹏回国以后，根据上级批准购买的德捷两国轴承样品和技术资料，组织轴承行业内的有关部门进行消化吸收，积极组织军品精密轴承研制和普通轴承的大批量生产。
同时，黄鹏通过参与国际会议及与外国轴承技术专家的交流，深刻感受到了我国轴承工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因此，他决定从最基本的标准化工作入手，着手制定轴承标准。1958年秋季，为了编制我国第一部《局颁轴承标准》，黄鹏前往技术人员密集的哈尔滨轴承厂进行蹲点工作。
“父亲归国后，深刻认识到轴承制造标准的重要性。他坚信，若轴承制作缺乏统一标准，生产出的产品将千差万别。当时制定这个标准是很困难的，等于是从0到1。众所周知，木桶效应即以最短的那块木板作为衡量标准，即便其他木板再长，木桶的容量也受限，最终还是以最短的那块木板为基准，所以当时轴承标准就是那块短板。”
据黄小鹏回忆，在1958年制定标准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停战5年，当时国内的轴承工业处于奠基阶段，虽然不是从零起步，也是相当艰难。
“由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战略安全，保存当时我国国内最大也是唯一的轴承专业生产厂——瓦房店轴承厂，10月有关部门决定，该厂大部北迁哈尔滨。由于那时哈尔滨的冬天严寒经常在零下-40°C，甚至更低，比现在冷得多。父亲前往哈尔滨之前，还曾于西单商场附近的旧货市场购置了一个狐狸皮桶子，还做成了皮大衣，做了‘持久战’准备。父亲在哈尔滨一待就是半年多，只为在那里完成标准的制定工作。”
在此期间，黄鹏在苏联专家希玛金娜指导下，与朱怀进厂长、朱赋卫总工一道，组织该厂杨乃燕等技术人员利用从国外购买的技术资料，结合工厂的生产情况，开展轴承标准编制工作。
▲1958 年，毛泽东参观土法制造滚珠轴承展览
1958年，我国成功制定了首部轴承制造标准——《球和滚子轴承》，由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六局颁布并实施。这一标准的出台，为轴承生产提供了标准化依据，为我国军品、民品轴承产品质量提高奠定了基础。
为国家领导人专车进行试车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一些条件相对优越的企业开始尝试汽车研制。黄鹏积极参与其中，致力于轻型载货汽车和轿车的研发工作。
1957年7月，一机部六局（汽车局）向南京汽车制配厂下达了仿制苏联嘎斯51型轻卡的艰巨任务。黄鹏积极参与了该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1958年春，北京汽车制造厂（原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开始试制“井冈山”牌轿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苏制伏尔加轿车图纸，成功试制出“东方红”牌中级轿车。黄鹏也参与了这两型轿车的试制组织工作。
然而，1960年，苏联专家突然撤走，这对我国汽车制造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在那个艰难的时刻，黄鹏团结全处同志，迎难而上，积极应对这一突发状况，成功克服了汽车制造过程中的重重挑战。
“1960年，我国成功生产出红旗轿车。当时的试车条件远不如今日，缺乏各种路面、海拔、温度下的极限测试。”黄小鹏讲述了父亲为国家领导人专车进行试车的小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汽车试车的艰辛与不易。
1960年长春第一汽车厂制造、送交到北京一批红旗 CA72 轿车。准备成为国家领导人专车之前，由黄鹏领导生产计划处组织对这批轿车进行试车，由技术精湛的司机，汽车科科长闯家庆（饶斌部长的前司机）、副科长蔡诗晴（1980年代曾任中汽总公司总经理）等驾驶，进行交车前的可靠性试车。
▲红旗 CA72 高级轿车
当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红旗轿车从研发到生产，都面临着诸多困难。试车条件更是简陋，与现在各种高科技设备的试车场相比，当时的试车环境可谓是天差地别。在那个年代，黄鹏和他的同事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和勇气，在各种艰难的条件下进行试车。
黄小鹏回忆称，父亲和汽车局的同事们分别乘坐这些专车到昌平郊野公路试车（当时北京没有专门的汽车试验场），以确保专车质量的可靠性。当时出于培养儿子热爱他所从事的行业，父亲特地把他从一机部幼儿园接出来，带到汽车局车库，让他坐在轿车后排的长沙发椅上，闯家庆开车，其父黄鹏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与同批其他参试轿车依次开动。
“在路上的一个小插曲使我记忆深刻，当时红旗轿车后排是没有设置安全带的，长沙发椅的中间设置一个扶枕，便于后排乘客倚靠。由于我小，个头太矮，为了能够看到外景，就坐在了扶枕上，到了昌平沙河的朝宗桥，由于桥体面与路面有高低差，而且两者之间间隙较宽，虽然司机已经减速，但强烈的颠簸仍让我从扶枕上歪倒在长沙发椅上。幸运的是，这次经历有惊无险。”
从1954年起，黄鹏在一机部六局及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轴承分公司工作十余年。长期主抓汽车和轴承工业（包括军品）年度计划的编制、上报下达，生产质量、计划完成、新产品的研制、轴承工厂的基本建设、组织全国年度订货会等，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文革’期间，父亲在洛阳遭受迫害。造反组织向他夺权，甚至诬陷他是一名假党员，逼迫他交代问题，并提供线索。在连续的逼供中，父亲被打了 l00 钢鞭，他们用棉丝缠住钢丝绳，虽然表皮不留任何痕迹，但内伤却极为严重。但父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口咬定。他的健康，也因此受此严重摧残。”黄小鹏讲述道。
1973年1月，黄鹏正式调回北京，任一机部产品管理局负责人。即便身患重病，他依然坚守岗位，不辞辛劳，穿梭于全国各地，主持机械产品的全国订货会议，包括汽车、机床、轴承等重要领域，直至1974年10月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
1978年12月，中共洛阳轴承厂委员会下发了：洛轴发 (78) 第 298 号《关于对黄鹏同志的平反决定》，在黄鹏逝世四年后，为黄鹏彻底平反。
撰文：李影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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