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弢，大学青年教师

作者投稿

在我三十多年的生命时光中，大学学习和生活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辗转换过多所学校，其中既有普通学校，也有省重点，还有985工程。也正是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深入体验不同层次高校的办学风格、学习氛围以及学生们的学习状态。随着自己最终选择在高校谋生，对生存环境的观察与思考，也就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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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生活是有明显时序更替的，比如开学、毕业、开题、答辩以及各种各样的考试，与此相应的是，每个不同阶段都会使身处其中的人产生不同的心情。高校生活也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对教师而言，会有很多学术会议、校企合作等活动。于是，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大学生活便体现出其独特的一面。

在职业发展方面，几乎所有不那么散漫的高校青年教师，都面临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入职第一年算是适应期，从学生身份转变成老师，有些新鲜，也有未知的惶恐不安。新鲜的是新的身份所带来的新奇感，惶恐不安的是如何达到考核要求、站稳脚跟的现实考量。

从教一年来，包括在行政方面的一些工作经验，使我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就是教书育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记得刚入职的时候，认认真真做过一些职业规划，也真诚地幻想过站在讲台上的高谈阔论，这其实也是读博期间的一大动力，以为可以与学生们讨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可让我感到困惑与失落的是，如今的大学生似乎不再对真理知识抱有虔诚的态度，他们具有极强的平等意识，不再尊师重道，且功利心极强，他们甚至觉得是他们所交的学费才让老师这个职业继续存在。

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产生一股深深的悲哀。这种悲哀是多重的，而且常常使我联想到很多其他方面的经历。比如，每次出门都会碰见的加塞、大声喧哗、恶意中伤等，我原以为这种行为和心理多存在于一部分中老年人身上，可随着与大学生的接触越来越多，我悲哀地发现，部分人意识深处的冷漠与敌意，更甚。教育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变得彬彬有礼，但至少应当剔除无端的恶意、培养健全的人格。这一切到了大学阶段，其实已经来不及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底子没打好，品格低劣，有才又能代表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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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想谈谈目前的文科学术会议。通常情况下，参会人员一般由这样几类人：

1、“大佬”，顾名思义，这类人是会议“主角”，出场自带光环，会议主题发言基本上也是他们的主场，茶歇时间往往前簇后拥，俨然人群中最亮的仔；

2、普通教授、副教授，这类人位处中间，是参会人员中坚力量，他们大多是“大佬”的弟子或亲信，在学界已取得一定地位，因此也是会议当中“游刃有余”的人；

3、杂志编辑，尤其是C刊编辑，是会议当中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不一定是“大佬”，但却享有与“大佬”相比并不逊色的待遇，是普通教授、副教授、讲师追捧的对象；

4、讲师，这类人通常刚刚进入学术界，崭露头角却尚未树立起自己的“辨识度”，学术地位较低；

5、硕博士生，这类人是整个会议生态中的最底层，数量却不少，对主办方来说属于“凑数”的，对他们自己来说，是“见世面”、“拜码头”的好机会，他们通常是“大佬”们的再传弟子。

规模较大的会议，学术观点的交流常常不会特别深刻，社交功能更突出。在社交方面，存在“鄙视链”，或者说是“潜规则”。比如，“圈子化”现象的普遍存在，构成“圈子”的基础有很多种，如师门关系、私交关系等，也包括一些带有利益共同体性质的“裙带关系”。“圈子”一旦形成，往往会影响到资源的分配，这一点文理科似乎差别不是很大，这一点不必多说。

这就导致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圈子”外的人要想进入“圈子”，或者低圈层的人要想进入更高一级的圈层，需要付出许多代价，并且不一定能成功。这里所说的“代价”指向多个方面，如尊严、身体、金钱等等。这不仅仅体现在学术会议当中，这是整个学术江湖的“规矩”。学术圈时不时爆出来的瓜足以说明这类问题的严重性。

你会看到，“大佬”们觥筹交错之间流露出的志得意满，谈笑间，专栏文章已提前预定；你也会看到，很多年过半百的人为了发表，或者为了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目的，在晚辈面前卑躬屈膝；你更会看到，一大批年轻人在“大佬”、“二佬”们面前的恭恭敬敬，以及争风吃醋。

假如你是个毫无背景、能力平平的普通博士，如果你仍怀有一丝理想情怀，如果你还不能接受趋炎附势、说违心话，或者你仍然认为尊严无比重要，那么你大概会在这类学术会议上感到孤单，甚至可笑。“大佬”会无视你的存在，同龄人也会在你以正常人的礼貌去打招呼时，背过身去，甚至前一秒还在同一张饭桌上“相谈甚欢”，转眼就装作不认识你。

尤其让人不解的是，一些女生会以极其谄媚的姿态，与“大佬”们套近乎，那种媚态，从不见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过程中。自然“大佬”们看上去也并不排斥，或者说，在一众红花的左右簇拥下，也许会使人有种青春再现的美妙感觉吧。可是，这种画面总使人觉得虚伪，或者说是恶心。

学术研究不一定使人变得多么高尚，但至少不应该变得市侩。可讽刺的是，这种现象已然成为学界公开的秘密，并逐渐实现了再生产。本文并不反对尊老爱幼，但始终无法理解超越正常交往尺度的情感表达，也对年轻人在权谋上耗费大量精力感到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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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目前在高校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项目的，另一种是没项目的。前者占据话语高地，风光无限，后者则不免尴尬。

在唯项目、论文马首是瞻的评价体系里，高校老师的分化现象也由来已久，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 首先是积极参与并不时斩获各类项目的老师。这类老师早早过上了人们理想中的大学老师的生活。

  • 其次是仍对项目怀有憧憬，但逐渐意识到执着于此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活状态，进而采取一种可进可退的姿态的老师。这类老师的占据目前高校老师的大多数。

  • 最后是彻底放弃论文与项目的老师。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甚至有些人曾经在本专业领域顶刊发表过论文，只不过随着学术生态的不断变化，发表的难度也逐渐增加，尤其是非学术因素的介入，导致这类老师不愿随波逐流。当然，更多的人是因为能力和态度问题，不想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好好写论文，久而久之也就丧失了写作高水平文章的能力。

在评职称方面，文科专业几乎是按照理工科的方式，一切以“数据”为终极标准，完全以客观化的方式来评定，这种评价方式是把权力交给官僚而非学术专家。当然，指标化的目标是公平，但是指标化的公平很容易导致官僚化，因为指标的评定很容易出现灰色问题。这就好比目前人文社科类专业博士毕业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论文，且不说他们能不能按期顺利完成发表，单说这种毕业资格认定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

比如，一位博士生经过三到五年的学习是否达到毕业要求，本应由二级学院组织的学术委员会来评定，但是这势必会给一些增加工作量，而且也容易滋生腐败，人情世故也不好把握。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权力“外包”，推行指标化，那就约等于将毕业标准完全交给期刊杂志，由此带来的问题更为明显。花钱买版面、找人代写代发等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一些教授也会因为相信此类中介而被骗数万钱财的荒诞故事。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现行职称评定制度、学术水平评价方式的不合理程度。可是，曾经的韭菜一旦成为韭界精英，他们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情绪转变，就会成为那些曾经压榨他的制度的坚定守护者。既得利益者群体是稳固而保守的，圈外人一旦进入圈子，享受到圈子带来的红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地疯狂。

我的一位师兄经常跟我说，不要把所有时间都放在项目、论文上面，适当照顾自己的生活，也算是这么多年以来给自己的回报。我一开始并不理解，后来才从别人那里得知，师兄已患癌多年。回想起曾经师兄的“传奇”经历（从中专一路跳到国内顶尖高校读博，期间在专业内顶刊发表过论文），不免会思考学术与人生两件事之间究竟该如何取舍的问题。人生之路，不应该“越走越窄”，但置身于重重考评之下，若不“挣扎”几下，很难说会不会遭遇末位淘汰。然而，联想到目前高校业务能力评价体系，以及当下日益“圈子化”的学术生态，“围城”之感顷刻之间涌上心头。

走笔至此，我没有答案。我知道自己依旧需要在这个体制里混饭吃，有时也不免要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于我而言，也许慢慢也会适应，可我仍旧厌恶这种生存方式。我仍将继续思考，以此抵抗不合理的学术生态给人带来的深深的虚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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