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今年是北大国发院（前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国发院走到今天，能在教学、科研、智库等领域有所成就，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离不开师生校友的接力开拓，风雨兼程，以及各界的呵护与鼎力支持。值此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启动“我与北大国发院（或我与CCER）”主题征文，欢迎师生校友和各界伙伴不吝赐稿，通过您的文字，让更多人一起走进那不曾褪色的岁月。本文作者为北大国发院1996级硕士校友曹雄飞。

填完北大国发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CER）成立三十周年庆典报名表，那院子、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太多的记忆混杂一起，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剪不断理还乱。三十年太短，对于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机构、一个满怀激情的创业团队、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成长来说；三十年又太久，模糊了很多美好事件的细枝末节，忘却了老师们教授的很多知识和技巧，改变了曾经熟悉的诸多物理空间和花花草草。

此回忆中一定有太多太多错误，请读者和当事人多多担待，容我以后慢慢订正。易纲老师、海闻老师、张维迎老师等教授和教职员工，王鹏飞、徐建国等诸多师弟师妹已经从研究、学习的角度记录了大量妙趣横生的过往。我不再画蛇添足，仅记录一点另类点滴往事。

蓦然回首的邂逅

我1996年毕业于后来被称为北大“四大疯人院”之首的数学科学学院，但是那时不记得有这疯人院的说法。我入学属于概率系，数学系是01号系，概率系是02号系。1995年数学系和概率系合并成立数学科学学院。那时数学科学学院无论招生还是毕业找工作都没有近些年如此高的江湖地位。毕业时就业很艰难，大部分同学申请出国读书，或者考其他院系研究生。目前在国发院当教授的徐建国也是概率系师弟，他原本准备考法律方向的研究生，机缘巧合也考了CCER，比我晚一年入学。我没有疯的天赋，属于疯人院的渣渣灰。于是在1995年初决定报考当时最热门的北大经济学院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借了经院同学的笔记、课本，也蹭了很多经院的课。

1995年下半年，研究生考试报名前的几天，我去老化学楼的概率系办公室办事。办完出来，看到对面老地学楼的门口柱子上贴了几张白纸，有点好奇，走过去发现是一个研究生招生简章。在那个连固定电话尚属稀罕，没有移动电话，没有互联网，人手一个BB机，遍地二八大杠的年代，招生信息只能去看招生布告栏。那个机构名字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章的其他内容不太记得了，但“本中心由一批留学欧美经济学博士创立”这句话当时给了我很大震撼。于是抱着瞧一瞧的心态，进门左转，就看到那两间办公室，极其逼仄，书籍资料堆积如山，屋里屋外都是人，满满当当，几无落脚之处。有几个年轻人站在走道里说话。接待我的是张宁，一个美女，热情，说话利落，语速极快，打扮也颇时尚。我站在门口，张宁站在屋里面，空间太小太挤，没法进去，只能远远说话。旁边有人听说我是数学系的，马上补充说，数学系考我们这绝对占优势啊，我们喜欢有数理背景的学生。现在想想，接话茬的应该是邢惠清老师，符合她一贯的热心肠大嗓门乐呵神态。

在回宿舍的路上，简单权衡了一下，我就放弃了已经准备近一年的北大经院研究生考试，直接掉头瞄准老地学楼的CCER。事后才诧异得知，96级硕士一共招了10位，竟然只有我一个是本校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我偶尔会去老地学楼那两间办公室帮点小忙跑跑腿打打杂，那地方太小，也没法长时间呆着。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1996年秋季正式报道以前，我已经见过了当时所有教职员工，只是没那么熟，因为办公室根本没地方可以聊天。

怀念那把消防斧

CCER早期的每一位教授都是一个传奇，各位老师和校友的回忆美文中俯拾皆是，我不再赘述。

但是，在群星灿烂学者云集的学术殿堂之外，CCER另有一个传奇人物，那就是张佳利老师。张老师2023年刚刚从北大国发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休。在北大工作30年，由老地学楼CCER筹备开始，修缮重建朗润园致福轩，然后兜兜转转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大学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最后一站重返国家发展研究院承泽园。张老师瘦瘦高高，人极精神，走路一阵风，常常是未见其人就听到其爽朗的笑声。张佳利属于那种洞悉人心，捻熟中国社会运行规则，善于整合各种资源和关系，且愿意甚至是主动帮助别人的人。那些年，经济学教学及学术研究之外，CCER日常运作过程碰到的任何疑难杂症，基本上没有他不能快速处理的。我那时经常需要到学校的各种业务口对接，只要提到CCER，对方基本上都会说“你是张佳利那里的”或者“老张那里的”，通常都会顺顺利利。有几次出去办事前，我有点畏难情绪，邢惠清老师就说，你到了那里，见面直接就说我是张佳利那里的或者张佳利让我来的，估计就没问题了。毕业后，曾经有过几起师弟师妹在校或者在工作中碰到一些疑难杂症，我给他们的建议是“这事你去找张佳利老师试试，如果连他都解决不了了，你就认了吧。”

大约在1996年开学前后，张佳利老师找到我说“我知道你家太穷，生活费没着落，现在有个勤工助学的机会，你干不干？”我毫不迟疑就一口就答应了。我来自农村，除了1991年9月第一次离家远行到信阳陆军学院报到时家里准备的一点学费，就再也没有用过父母一分钱了。在北大四年，全部靠国家助学贷款、各种勤工助学和同时干几份家教解决上大学的所有开支。寒暑假更是留在学校努力打工，绝不轻言回陕西老家。

张老师告诉我勤工助学项目是朗润园建筑工地的夜晚值守。那时，朗润园的重建和修缮已经过半，也有不少东西搬过去了。每天晚上，建筑工人走了以后，需要有人照看工地。

三十年前，朗润园所在区域，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朗润园是岛上第一个整体修缮和个别重建的项目，周边全部是破败不堪的老屋子，几乎无人居住，乔木灌木芦苇杂草自由自在地胡乱长着。大门口的那条小溪流，两边是大片的芦苇丛，致福轩重建完成后清淤整理，以后才有现在清澈的湖水和岸边错落有致的石板小路。通往朗润园的小石桥前的那条小道沿湖岸曲折往北，是四五栋家属楼，最北边是北大招待所（简称北招）。

那时未名湖与朗润园之间的区域，完全没有开发，镜春园、鸣鹤园十多年后才开始修整。未名湖往北的小道很窄很破，两旁只有随意生长的乔木、低矮的灌木、芦苇以及臭水沟，更没有现在这么好这么多的路灯。我记得1996年秋季开学，我借了人力三轮板车接新生。武永胜、陆玉、李骥他们从三角地拉了点东西回朗润园。我骑自行车走得快，先到朗润园，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只好走回去找。他们竟然一不小心把三轮车板车骑进了小石桥南五十米开外的那片芦苇丛里，幸亏水不深，花了不少力气才拽上来。

1996年秋季开始，我每天晚上去朗润园致福轩工地住。我的房间是致福轩西边走道入口第一间，房间窗户朝南。窗户外边是一颗石榴树。走道进去以后，是一字排开的各位教授的办公室，林老师用中间的那间。走道把现在致福轩会议室和那一圈教授们的办公室隔开。那时的致福轩，与现在的格局完全不同，除了目前这个会议室和外面的那棵大树没变之外，其他部分在后期的修缮中有较大变化。

那时大门还没彻底修好，西边围墙中间有两扇木门供进出。大部分的时间，整个岛上一到晚上就三个人。除了我，就是工地东边围墙外的一家人——朴实憨厚的两个老人家唐阿姨和刘师傅。朗润园修好后，他们就住在朗润园致福轩大门口（挂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匾额的正门）进门右侧的门房里。晚上在宿舍洗漱完，我或步行或骑自行车去值班。深夜，过了未名湖往北，阴森恐怖，运气好时偶尔会碰到行人。正常情况下只有风吹枝叶声、蛙声、野猫叫声或者小动物制造出的一点杂音。

院子里，只有一盏孤灯和一把消防斧作伴。那把消防斧，硬木柄长一米左右，顶上是一尺来长的单刃大斧。每天睡觉之前，我或扛或拎着消防斧到工地上转一圈。回来后放在门边，睡觉时则放在床头触手可及之处。

大多时候，即便外边有各种动静，耐心等待一会就会归于平静，这样总是能睡个不太安稳但尚可的觉。有那么几次，彻夜难眠，在恐惧和焦虑中一分一秒熬到天亮。这种夜晚偶尔是正常之夜小岛上突然半夜有访客来来往往，折腾一阵子。但往往是典型的恐惧来自月黑风高之夜，外面一直有各种动静。最紧张的那几晚，现在还清晰记得。大致情形，半夜之后，听到工地上一直有人在走动，有搬东西的声音，有人小声说话，那两扇破木门吱吱呀呀，似乎开了又关，关了又开，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扑踏扑踏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最紧张时，即便是开着灯，也不敢看窗户外面，怕万一看到贴在窗户上恶狠狠的脸。如果没有开灯，反而心安一些，起身紧紧握着消防斧，眼睛盯着窗户外看。

最惊险的是有一天晚上，一直听到致福轩会议室与各位教授办公室之间的走道里有人在来来回回走路，有开门声，也有沙沙的物品拖地声和悉悉索索的声音。平常这种情况发生在外面的工地上或者围墙之外，我会或者打开灯，或者用手电筒往外照，或者故意发出很大的声音或者大声咳嗽。但是这次是在里面。过道两边入口的门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锁上且反复检查的。那时教授们的房间尤其是林毅夫老师、海闻老师的房间已经放了很多物品。我按照老方法又是咳嗽，又是制造很大声音，又是拿手电筒往外照，可是没有任何效果。折腾几回之后，头皮越来越发麻了，内心恐惧到极点。但是想到万一外面真是小偷，这么干一晚上把教授们的东西都偷走，我明天实在没法交代。

走道的动静一直持续。逼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想了想豁出去了，拼了吧！右手举起消防斧，左手轻轻开门。出去一看，走道啥也没有，检查了两遍两边入口的门，关的好好的。又逐个检查教授们办公室的门，也关的好好的。才长舒一口气，回到值班室，精神一放松，人就瘫了，倒头睡到天亮。经过这次以后，反而看得开了，后来经常半夜拎着消防斧就出去溜达。

关于值夜班，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有趣。那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班七个男生都在我们宿舍。我正准备出发去值班，突然宿舍门被关上，堵着门的，忘记了是陆玉还是武永胜。张居衍吆喝一声，李骥将我挡在床上，有人关了房间大灯，只留下我书桌上的台灯。张居衍来自人民大学，绝对的大帅哥一个，身材好，口才好，高高瘦瘦，博览群书，喜篮球，爱辩论，永远自信开朗。李骥，脑门亮亮，发际靠后，细高细高，长胳膊长腿，未开言自己先笑出声，不管你笑不笑，他自己先笑了。张居衍显然是导演，李骥往我床前一站，我就没法钻出去了。戴勇坐在我的书桌旁，习惯性的翘着二郎腿，一只手撸着搭在上面的那条腿，一只手控制着台灯开关。其他几位，在那儿瞎起哄。张居衍手舞足蹈地讲恐怖故事，戴勇配合着用台灯开关制造忽明忽暗的效果。故事的情节围绕未名湖底的冤魂死鬼展开，白衣飘飘吐着长舌头的女吊死鬼，朗润园小岛亭子中飘来的夜半钢琴声……。给我制造恐惧心态！要说恐怖效果一点没有，肯定是骗自己的。那天晚上我骑车回朗润园，总是觉得脖子后面有点凉，不停地左看看右看看。

痛并快乐当教务

毕业这么多年，每次CCER宏观组师生聚会聊天，易纲老师总是开玩笑的喊我“曹老师”或者“老曹”。每每这个时刻，我都面红耳赤，忐忑不安，但是内心也有些感动。“曹老师”这个称呼的来由，易老师前一段时间在他写的CCER往事中提到了。

作为CCER第一届研究生，并且是唯一的本校考生，在被录取之后，我就经常去老地学楼去帮点小忙，跑跑腿打打杂，也慢慢熟悉了各位老师。尤其是后来夜晚值守朗润园后，白天不上课时，我也基本上都待在院子里，更进一步熟悉了各位老师。在那期间，我慢慢接触到了易老师牵头的本科经济学双学位和辅修（简称经双）项目，有时间就去帮忙打点下手。待到这个项目正式启动时，教务方面的工作量一下爆发，办公室那时人极少，印象里就只有张佳利老师、邢惠清老师、张宁老师，海老师的夫人毕老师有段时间经常来帮忙。张宁很快就辞职走了。

那年代，一切都还没有电子化，无论是宣传手册、报名申请、筛选录取、选课、缴费……均以纸质为主，辅助以台式电脑录入，用软磁盘保存和交换文档。招生开始前，易老师就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反复学习、背诵、理解项目的介绍资料、各种Q&A并模拟学生提问。我从那时开始，快速、深度介入经双教务的相关工作。

面对北大非经济类所有院系开放。CCER是北大新成立的机构，全新的双学位和辅修模式。700多人报名，更多的学生来咨询，甚至有不少家长直接电话或者当面来咨询替自己的孩子把关。尽管易老师找了北大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的几位志愿者协助，但是工作量还是太大了，没日没夜地加班，很多次住在办公室或者机房。我值夜班的勤工助学工作在那前后基本上结束了，那个值班室好像立即用作梁能老师或者胡大源老师的办公室。就在那前后，中心与我谈，希望我在上学的同时兼职一下经双项目的教务。从此，我就正式成为易老师所说的“曹老师”。在学业之外，加班加点尽心尽责投入教务工作。因此机缘，我认识了随后两三年考进中心的不少研究生。当他们来咨询研究生招生时，也误以为我是“曹老师”。当然，此后每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都有很大一部分是经双项目的学生。

CCER经双项目在那时是石破天惊的。一开始基本上各院系都持不同程度的抵触态度，原因有二：一是本院系的学生花大量时间去学其他院系的课程会不会影响专业课程，我为此接到过其他院系教务的电话，也主动给不少院系的教务解释过，二是那时报名申请者无需考试，提供所在院系专业课成绩优良证明，择优录取，凭空增加了院系教务不少工作量。

学生们先是激动和新奇，然后就是各种咨询、疑问甚至质疑，再就是复杂的报名申请、筛选录取、选课缴费流程。这些其实都只是工作量大，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总能搞得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但是当时最难的是协调教室。协调教室这个大难题，主要靠海闻老师和张佳利老师出面找学校教务处，尤其是张佳利老师，他直接经办更多。三十年前，北大没有那么多大教室，200人上下的教室属于稀缺资源。北大有很多普适性必修或者选修大课，日常更有各路名人大师、大牌学者、业界名流们的讲座，都需要大教室，尤其是阶梯教室。可是，经双和辅修的课程太受欢迎了。任何一门课的注册学生人数原本就在200多人甚至更多，还有更多没有注册的学生来旁听（CCER鼓励学生旁听课，对于注册和非注册学生一视同仁）。每次上课，无论教室多大，都是水泄不通，走道的台阶上，后排的空地上，甚至很多次讲台边缘都坐满了学生。由于是双学位和辅修课，所以课程都只能安排在周内的晚上或者周末，避开其他院系白天的专业课。同时，学校教务处阶梯大教室的安排、CCER讲课教授的时间安排、每一门课上课的学生人数（每学期初都是变动的，甚至变动极大，中心允许学生学期初自由退换课，加上不拒绝非注册学生上课旁听）。这三者同时匹配难度太大而且不可控，经常需要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每学期初争取阶梯大教室宝贵资源就成为关键，如此重要的任务基本上都由张佳利老师承担，我负责跑腿落实。那年头，我三天两头骑着破自行车去校教务处。教务处的老师们倒是没有恶言恶语，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事确实搞得他们焦头烂额，痛苦不堪。经常一看见我，就说你又来了啊。

尽管是第一年招生，但是报名人数就已经超过了700人。最终录取的比例不高，我记得辅修是五十人上下，双学位应该是这个人数的两三倍左右。后来招生规模逐步扩大，甚至在多年后对校外招生。录取比例低，且申请的学生专业课成绩在所在院系都是相对靠前的，这一状况在学生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太多学生有疑问、质疑、投诉、哭诉或赖在办公室不走，也有家长或者校内相关人员直接电话我希望能想办法给给孩子一个机会。

有一段时间，经双项目咨询和招生太吵，严重影响了办公室其他正常工作。中心又给了我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那时进大门右手边盖有一排四五间办公室，门和窗户都朝西。我记得当时那一排办公室里有平新桥老师、姚洋老师等。办公室外面是小个院子，有石桌石凳，也有几株大树，其中一株是枣树，其他好像是柿子树。

图片说明：1997年中心给作者分配的办公室，门和窗户都朝西

在招生的那段时间，大量的学生来咨询或报名，我经常在院子里就被学生拦住无法脱身。在办公室时，我面前永远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七嘴八舌问各种问题。其实，绝大部分问题都是简单的重复。对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是新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则是日复一日回答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即便打印了常见问题的Q&A贴在走道里，也照样无法缓解咨询压力。

那时我刚刚上研究生，与这些学生们相比，也仅仅只是一个同龄人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烦躁，有时甚至生气，态度就不那么和善了，经常无意中就带点小情绪。那时，有一个问题最尖锐最受关注且一直被部分学生质疑，而且任我如何回答又都很难让他们心服口服或者接受。那就是“这个双学位和辅修的学位证，国家教委认不认，学位证上盖哪里的章，找工作有没有用，招聘单位认不认”。

成百上千北大各院系大二大三在班级专业排名靠前的、血气方刚自视甚高的学生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恰是北大学生传统本色）。终于在某一天，一大群学生聚集起来，在办公室区域闹事。他们把我围起来，言辞激烈地讨伐。事情闹得很大，很快就惊动了海老师，赶过来解围。他建议学生们选出一批代表，安排时间对话、恳谈和交流。

很多老师都参加了那次与学生的对话和交流。对话很成功，学生们心悦诚服。海老师这些年还经常绘声绘色讲起那次学生事件，尤其是周其仁老师的那几句话诙谐易懂的话。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海老师找我谈话，时间不长，但是有一句话振聋发聩，让我受益终生，“作为教务，你不是来管理学生的，是来服务学生的！”这句话，其实在CCER成立之初就作为整个办公室的工作宗旨“办公室是研究中心的服务部门，不是行政衙门。”CCER办公室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是独树一帜的，其服务意识对后来中心的快速发展大有裨益。多年后，无论是在教授们的回忆美文中抑或是言谈中，经常回忆当年对办公室的良好印象，评价甚高。甚至听说有教授在选择回国发展中决定性因子是CCER办公室接电话的方式。

无独有偶。在那不久，易老师在他的办公室召集自己首届学生谈话。谈话内容基本上都忘记了。但是在快要结束时，他很严肃的说过一句话“你们要积极承担和介入一些社会责任和社会工作”。这句话至今仍清晰如昔。“积极承担和介入社会责任和社会工作”在那个年代，对于一群从小到大只接触过课本和单纯学校生活的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海老师、易老师的这两次谈话，却从此实实在在改变了我的人生。毕业这二十年多来，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我都在能力范围内主动承担各种社会责任和工作，积极参加CCER硕博校友会、经双校友会、国发院各种校友会和北大深圳校友会，也以个人或者我公司的名义参加过各种捐赠。在工作中，始终想着“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在带团队时，时刻想着“服务而不是管理一个团队”。这几年，由于要照顾小孩，我慢慢退出了校友会组织工作。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始终全力以赴提供协助和支持。

1997年第4季度，赵普生老师入职，双学位和辅修的教务工作就逐步交接给她了。赵老师高大微胖，很有气质，人极和善，细致耐心，办事沉稳，脸上永远堆满笑容。在她的辛勤付出下，经双项目的方方面面日益完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毕业后的这些年，每次回北大，我都会去经双办公室看看赵老师，聊几句天。她也曾多次受邀参加国发院华南校友会的活动。

图片说明：作者（居中者）在首届经双毕业典礼上与经双学生合影

致福轩里二 三事

朗润园，尤其是致福轩留给我们太多美好的回忆，我再随意列举几件。

饭后转圈。那时的朗润园院子，与现在相比很小很小，而且后续重建对原来的院子改变极大。现存的只有入口大门、距离大门口最近的行政办公室部分（当时通道东边是办公室，西边是学生机房）、致福轩会议室、致福轩门口的那棵大树。行政办公室和机房把院子一分为二。北边区域是个长方形的小院子，核心建筑无疑就是居于正中的致福轩，回廊绕院子一圈，东西围墙各有一扇简单的木门。回廊四角各有一个圆洞门，圆洞门里面是凹进去的一个房间，其中西南角的房间用作洗手间，其他房间用作教授办公室，易老师曾经用过东南角和西北角的房间。致福轩会议室后面是一排教授办公室，我在前文提过。

那时，教授们通常都是在致福轩一起吃午饭。我记忆中最常吃的是“丽华快餐”的盒饭。吃饭时会有各种话题，但是饭后的回廊转圈更加有趣。经常是周其仁老师在前面，一边大步走，一边讲各种社会经济见闻或者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与后面各位教授热烈讨论。周老师的口才之好、肢体语言之丰富、笑声之爽朗，请各位熟悉周老师的校友自行脑补。转圈队伍经常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严肃讨论一会，然后继续。

四个巨无霸。关于在致福轩的午餐，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麦当劳。那时麦当劳刚刚进入北京，我第一次知道这玩意。那次，不记得是点多了还是有人临时没来，我一口气吃了四个巨无霸，还吃了一大堆薯条。后来这近三十年，无论怎么努力，我都无法再吃完第三个巨无霸了，更遑论再加一大堆薯条。我儿子女儿前几年很喜欢吃麦当劳，我多次给他们讲过爸爸一顿吃四个巨无霸的威武时刻。

酩酊大醉。我们那届研究生，硕士十人，博士两三人。正式入职CCER的老师人数，即便不加上客座教授、访问学者等，就已经大大超越了学生人数。所以就有大量研究助理、双学位和辅修项目助教、研究生助教等工作要分担，加上规定研究生第一年不锁定导师，所以那时师生关系极为紧密，绝对的美好时光。张居衍发起和组织了一个系列活动，定期邀请一位教授与我们班同学聚餐，忘记是每周一次还是每两周一次，教授与学生之间畅所欲言，记得酒没少喝。

于是，就有了我生平第一次酩酊大醉。1996年秋天，黄益平老师（没错，就是国发院现任院长）来CCER作访问学者。11月我生日，黄老师说跟我们一起聚餐过生日，他请我们喝酒。那时北大南门进来后直行200来米往西走一段，有一溜简单平房，其中一间是个小餐厅，在那年代算是很稀少的校内聚餐之地了。黄老师带了一瓶白酒，说过海关的时候买的，酒的名字叫贵州茅台。那个年代，贵州茅台和酱香酒远不像现在这么有名，但是也要值近200元，显然是学生时代的我们想也不敢想的。茅台一倒入啤酒杯，顿时小餐馆酒香四溢。我们班三位女士没喝白酒，那个年代没有劝酒尤其是劝女生喝酒的习惯。只有几位男生喝酒，但大家也都没有喝白酒的习惯。作为寿星，我被倒了满满一大杯，或许还又被续了杯。茅台入口不冲，绵柔顺滑。少年不知茅台好，误把茅台当饮料。于是，我很快就失去了意识。餐厅的单肯定是黄老师买了。被搀扶着去静园草坪坐了一会之后，就被扛回宿舍。只记得我躺在床上人事不省时，一位女同学指着我的鼻子说“哼，看你不给我们喝茅台！一个人喝那么多。” 唉，她南方发达城市的城里人，显然那时知道黄老师带的茅台酒之好的！只是我们不懂茅台的好，又傻傻地没劝她喝酒。

图片说明：生日聚会后，静园草坪小坐。自左向右依次为黄益平、 唐志宏、 张居衍、 倪金兰、 戴勇、 武永胜、 陆玉 、曹雄飞 、张逸 、范敏

东北硬菜。在朗润园值夜班期间，有一天晚上，我记得那天是周末，周其仁老师恰好在办公室。天快黑时，周老师过来说带我一起出去晚饭，吃东北硬菜。他儿子也一起去，小孩那时应该还没到上小学的年龄。那次吃饭期间，周老师讲了很多完达山打猎的精彩趣事。自此，我喜欢上了东北菜，每次必点小鸡炖蘑菇和杀猪菜。因为那顿饭，这两道菜一直在我记忆里。

一尘不染。我参加过一次海老师组织的研究生集体大扫除，后来有没有组织更多次我不知道。考上大学后，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次学生集体大扫除。那时虽然院子小，但是工作人员更少，清洁工作只有唐阿姨和刘师傅两位老人负责。那年代北京风沙极大，经常就伸手不见五指了。硕博研究生、经双学生、BIMBA等每天熙熙攘攘进进出出。院子里经常就有垃圾，有时甚至脏乱不堪。于是，海老师出马了！

大扫除的场面很嗨！无论骚人墨客，亦或理工宅男，劳动面前人人平等。大半天时间，一大帮激情四射的年轻男女爬高摸低，使用五花八门的清洁工具，各种打情骂俏调侃逗乐，场面之乐呵，请各位看官脑补。分工协作，责任清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记得大部分老师也都参加了。海老师关于清洁的名言至今记得：“最体现一个机构人员素质的是卫生间”“干干净净的地面上一片废纸最杂眼”“带上白色手套摸，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干净”。

舔犊之情。由于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我几乎都生活在朗润园的小院子里，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各位老师对于子女的那种舔犊之情。我几乎见过当时所有教授的孩子，看着他们被爱、被呵护、被教育。还记得有段时间，海老师经常拎着一个筐子来办公室，筐子里是他刚刚出生不久的二女儿。当爸爸的那种幸福感、满足感、骄傲感，无论是在言语里、表情里还是在肢体语言里，海老师都流露无遗。只要有空闲，他就拎着筐子炫耀躺在里面的女儿，津津乐道地讲关于女儿的一切。最经典的当属易老师。某一天晚上，在双学位的一次课堂上，站在讲台上的易老师看到儿子从教室外进来，一把把他抱上讲台，充满自豪地大声说“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顿时教室里掌声雷起，久久不息。

后 记

国发院三十周年庆典报名链接9月9日晚发出。我第一时间提交了报名申请，然后立刻去问十岁的女儿，爸爸准备回一趟你小时候经常去的北大朗润园和承泽园那两个漂亮院子，要不要一起去，被严词拒绝！

悻悻然回到自己房间，坐下来开始考虑如何写点关于那院子、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的文字。一夜未眠，辗转反侧，第二天六点不到就出门。

过去的半年，我不断读到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回忆美文，不断回忆曾经的点点滴滴。在CCER校友群里，我被校友们屡次催促写点文字以作纪念。多次匆匆提笔均草草放弃，一方面困于儿子的中考，一方面囿于文笔太差。一直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直到提交了年会报名，痛下决心逼迫自己写点文字。

太多美好的回忆。如果坐下来聊天，估计三天三夜也未必能讲完。但是写文字，我已经江郎才尽，折磨了两周，就写了这点干巴巴的东西，请诸位老师校友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