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期发表于期刊 Big Data & Society 的一项最新研究通过对中国健康码应用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在危机中实现协同创新和有效沟通管理的重要性。研究采用一种多步骤方法，包括情感分析、主题分析和网络分析，通过系统分析超过11万条微博帖文，揭示了两条协同路径和三种关键干预措施，这些路径和干预措施在不同的网络模块中效果不同。研究表明，官方媒体和意见领袖在连接干预执行者与公众之间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而在特定公共危机的背景下，公众更倾向于直接从权威信息来源获取信息。
研究领域：协同创新，健康监测，情感分析，主题分析，网络分析
陈李伟| 作者
论文题目： Joint-sensemaking,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during crisis: Evidence from the DCT applications in China 论文地址：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20539517241270714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数据驱动的健康监测工具如“数字接触者追踪（DCT）”应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中国健康码应用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在危机中实现协同创新和有效沟通管理的重要性。研究表明，DCT的快速发展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和理解，以便在抗击疫情中协同实施和充分利用。
研究采用了一种多步骤方法，包括情感分析、主题分析和网络分析，以探索和解释公共危机背景下的协同创新过程。通过系统分析超过11万条微博帖文，本文揭示了两条协同路径和三种关键干预措施。这些路径和干预措施在不同的网络模块中效果不同。特别是官方媒体和意见领袖，在连接干预执行者与公众之间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图1 研究路径与方法
具体来说，本文通过对微博数据的分析，构建了协同创新的“补丁路径”和“扩展路径”，分别对应于解决技术问题和满足新需求。在这些路径中，政府的响应和修复措施，以及预发布推广，都是促进公众接受和参与的关键。
图2 协同创新中的“补丁路径”与“拓展路径”
研究指出，“补丁路径”中的政府干预往往能达成更加有效的公共沟通。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是因为在这一路径中的官方媒体更显著地占据了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因此在吸引公众参与方面比意见领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发现与一些传统观点不同，这些观点认为公众在危机中更依赖于意见领袖的个人影响力。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特定公共危机的背景下，公众更倾向于直接从权威信息来源获取信息。
图3 “补丁路径”与“扩展路径”中的网络结构与结构洞
最后，本文为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机构提供了实用见解，以便在危机中制定基于证据的沟通策略。通过识别不同的协同路径和相关利益者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可以有效地利用媒体和意见领袖，确保创新技术的接受和危机的有效管理。
本研究团队由来自于管理学、计算机、新闻传播学等多背景专家组成，希望我们的发现能为大家提供关于危机管理和协同创新的新视角。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原文献。
文章发表于《Big Data & Society》期刊（中国科学院《期刊分区表》中位列社会学1区，也是Web of Science的JCR Q1期刊，五年影响因子为8.9）。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瞿晶晶副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陈李伟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陈阳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论文合作作者还包括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硕士生邹慧，上海交通大学未来媒体网络协同创新中心惠慧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郑雯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罗家德教授，复旦大学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实验室宫庆媛副研究员，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张雨薇，上海华申微生物与感染研究所温天语。
联系方式：陈阳，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chenyang@fudan.edu.cn, https://chenyang03.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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