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初到延安时，备受毛主席的赞赏，然而他的傲气让他拒绝了与毛主席的会面。身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人物，萧军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向鲁迅求助，鲁迅的关心与支持让他踏上了上海之路，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萧军的高傲和对现实的失望让他在延安的生活并不顺利。毛主席对他的期待与他内心的挣扎形成鲜明对比。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萧军与毛主席之间的距离，和他内心的矛盾？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萧军，原名刘鸿霖，后来又称田军，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的碾盘沟村，这个地方是典型的东北乡村，环境质朴，民风淳厚。萧军的父亲刘清廉是一名细木工，他的手艺在村中小有名气，曾经营过一家小商号，也曾当过骑兵。
自“九一八事变”后，刘清廉与村里的乡亲们曾组织过一支短暂的“抗日义勇军”，这段经历也为萧军的成长埋下了抗争的种子。而萧军的母亲则出身于官宦家庭，她的嫁给刘清廉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两人的婚姻虽始于爱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琐事使他们经常争吵，最终于萧军六岁时，母亲因忧郁选择了服毒自尽。这个悲剧深深触动了小萧军，他在心中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发誓要为母亲“报仇”。
当刘清廉听到儿子的誓言时，气得面红耳赤，内心十分矛盾。他一方面对儿子的心思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也对自己未能给儿子更好的生活而感到愧疚。他决心弥补自己的过错，尽全力送萧军去上学，希望他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再过苦日子。
萧军的叛逆性格从小就显露无遗。他的学习成绩出色，尤其在国文方面颇具天赋，老师对他赞誉有加。可惜在高小三年级时，他因违反教规被学校开除，这一事件让他与学业彻底决裂，萧军仍时常自嘲：“总比高尔基稍强些，高尔基小学也没上完。”失去上学机会后，萧军不得不开始谋生之路。
1925年，年仅十八岁的萧军参军入伍。在部队中，他先后担任武术助教和见习官等职务，但这些都属于闲职，真正的战场与他无缘。萧军的职责主要是管理武器，而大部分时间则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教授战友们学习汉字，虽然这样的工作让他感到自豪，但却无法满足他渴望驰骋战场的理想。
尽管部队中常有战斗，但在闲暇之际，士兵们也会翻阅小说。这种氛围激发了萧军的创作灵感。他开始尝试写作，虽然学历仅限于小学，但他笔下的文字却逐渐展现出独特的韵味，文学才华日益显露。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作品越来越受到关注，开始在战士之间流传。
1931年，他回到哈尔滨，那里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萧军开始撰写反映民众疾苦与宣传抗日的作品，逐渐在文学界引起了关注。1934年，萧军完成了《八月的乡村》这一重要作品。
这部小说细致描绘了东北人民的爱国情怀与不屈精神，深深打动了读者，成为一代文学佳作。书中生动的情节让许多战士感同身受，甚至有人因书籍稀缺而撕开书页，分享给他人。读者们在文字中找到了希望与力量，心中涌动着对未来的热血。
萧军的成就引起了日伪政府的注意与打压，迫于无奈，他向鲁迅先生写了一封求助信，并附上了自己的作品《八月的乡村》。鲁迅在读过这篇作品后，迅速被其深厚的情感与创作热情所打动，及时回信并给予资助。这份支持让萧军倍感振奋，坚定了他前往上海追随鲁迅的决心，开启了他新的文学旅程。
1936年10月，鲁迅的去世给萧军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周海婴回忆起那一天，众人悼念的场面十分安静，突然萧军冲进来，跪倒在鲁迅的床前，痛哭不已，整个场面瞬间被他的悲伤撕裂。萧军的失落感在众人中显得格外刺眼，透过泪水，大家都能感受到他对鲁迅深切的怀念。
1938年3月21日，萧军历经20多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了延安。这一路走来，他风尘仆仆，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本来他的计划是前往山西五台山，加入抗日游击队，但因战事封锁，前方道路无法通行，只得暂时选择在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招待所落脚。
在招待所，萧军意外遇见了昔日好友、著名女作家丁玲。见到老友，两人都格外开心，仿佛时光倒流，开始畅谈这几年各自的经历与变化，聊到夜深，依依不舍地才各自回去。
第二天丁玲前往见毛主席，先是汇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进展，接着提到萧军已经抵达延安。毛主席对萧军的名字并不陌生，因其小说《八月的乡村》在文坛引起了很大反响，毛主席曾仔细阅读过这部作品。
听闻萧军的到来，毛主席当即派何培元前往招待所向萧军问候。何培元热情洋溢，表示可以安排萧军与毛主席见面，进行深入的交流。然而，萧军心中对与政治领袖会面感到不安，便委婉拒绝：“我本打算前往五台山打游击，来延安只是路过，待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繁忙，我不想打扰。
丁玲得知后，忍不住责备萧军：“难得你来到延安，毛主席热情邀请你，何必如此推辞？”她劝他，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借此与毛主席沟通，分享自己的见解与思考。
萧军心中虽然犹豫，但对政治的复杂感到无从把握。他明白，文学与政治交织的世界并非他所熟悉的领域，但他也意识到，这样的机会也许一去不复返。就在他纠结于此时，延安的革命气息与热烈的人民生活不断在他心中激荡，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
1940年6月，萧军再次踏上延安的土地，那时他才33岁。作为一位年轻而敏感的作家，萧军怀着文学的理想与青年人的傲气，但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心中积攒了不少不满与牢骚。其中，他最不能容忍的，便是鲁迅艺术学院周扬等人对他的批评，尤其是周扬的文章在未点名的情况下指责他，这令萧军感到受到了不公的对待。
萧军在个人生活方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住院，萧军去医院探望她时，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执。他脾气火爆，最终情绪失控，与对方动了手，这场冲突让他愈发感到生活的不如意。这些困扰促使萧军萌生了离开延安的念头，渴望逃离这让他感到压抑的环境。
1941年7月8日，萧军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寻求一些建议和指导。但等了一周，未收到回复的他变得焦急不安，于是在7月15日再次致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不满。他猜测毛主席未回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信件未送达、工作繁忙，或者认为他的请求“越级”。如果是后者，他便打算将这封信视为“告别礼”。这一行为暴露了萧军内心的多疑和焦虑。
毛主席在8月2日收到萧军的信后，意识到萧军的误解，随即给予了详细的回复。他在信中温和地指出：“我因与你接触较少，缺乏了解，因此有些意见难以直言，但延安确实存在一些缺点，这值得注意。
毛主席提到萧军的牢骚，更提醒他应当注意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强调耐心与自我反省的重要性。他的信中写道：“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面对你的缺点，我提出建议只是希望你能更加平和、明智地对待自己和他人。
毛主席的回信令萧军感受到一丝温暖与希望。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不是无可救药，便在回复中认真反省自己：“感谢您诚恳地指出我的缺陷，‘缺乏耐心’、‘走极端’等，确实是我一生中的问题。”他还表示：“我很羡慕您那种从容与宽阔，然而这样的品质一时难以学习。
毛主席理解萧军作为作家的才华，同时也知道单靠一封信无法解决他性格中的问题。于是在8月10日晚，他特意邀请萧军进行深入的谈话。谈话中，自然涉及到萧军的性格，毛主席强调人应有个性，但未经过锻炼的性格不可靠。他提到，两种“战斗”同样重要：一种是对抗外敌，另一种则是战胜自身的弱点。
在交流中，萧军愈发明白，日记中写道：“这次谈话比第一次更加深入和随意。”他提到许多作家希望与毛主席见面，询问毛主席是否能抽出时间与他们交流。毛主席听后，表示歉意：“我并不知道有这么多作家到延安，我一定会去看看他们。
第二天傍晚毛主席亲自来到位于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驻地，探望作家们，大家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谈论文学和革命，直至夜深。由于罗烽和舒群等人外出未归，毛主席特意让勤务兵送来一封信，邀请他们与他共进早餐并交流文艺问题。
作家们看到信后兴奋不已，吃过早饭后，萧军带领大家前往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一一握手问候，并与大家分享了他对文艺的看法。在午餐期间毛主席与作家们畅谈，这次交流为日后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1944年的一篇日记中，萧军对鲁迅和毛主席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他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家，而毛主席则是一位具有强大实践能力的政治家。在文学和思想领域，鲁迅无疑是萧军的唯一老师，而在政治方面，他同样视毛主席为自己的引导者，但对毛主席的感情更像是对兄长的尊敬与依赖。
萧军与毛主席的关系经历了从初见时的冷漠到后来的亲近与信任，变化可谓显著。起初，萧军对毛主席的看法并不以为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意识到毛主席身上所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这段旅程犹如一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出萧军内心的自傲与自负，也暴露了他的急躁与莽撞。在与毛主席的交往中，萧军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更在潜移默化中体会到成长与蜕变的意义。
毛主席对萧军的关怀与教诲，如同温暖的阳光，照耀着他的心灵。每一次交流都蕴含着深厚的智慧，毛主席总是耐心地倾听萧军的烦恼，给予他中肯的建议。在这种相互扶持的关系中，萧军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在困难的时刻始终保持勇气与信心。这样的兄长形象深深扎根于萧军的心中，令他时刻铭记，努力不忘。
随着时间的推移，萧军越来越能体会到毛主席所传递的思想和价值观。毛主席的鼓励与指导，让萧军在文学创作与人生道路上都变得更加坚定。他从中领悟到，真正的成长在于才华的展现，更在于内心的沉淀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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