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教育史·教育人物：安徽省委原常务书记桂林栖|全国教育大会|安徽教育史|安徽省委|常务书记|桂林栖

安徽教育史·第十五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安徽教育(1966—1976)·教育人物桂林栖

桂林栖(1913-1971),1913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1927年(年仅14岁)参加革命。他虽生在湖北，但其革命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徽度过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他坚持并发展了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为安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1952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成立后，他历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等职，主要分管宣传文教工作。在省委统一领导下，他和当时的副省长、省委候补书记陆学斌一道，既脚踏实地，又大胆负责，为改变安徽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而呕心沥血。他是新中国建立后安徽教育事业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深为安徽教育界的广大干部和教师所敬仰。

安徽的教育基础极为薄弱。1949年全境解放时，全省只有高等学校3所、中等学校167所(平均每个市、县2所)。校舍简陋，设备残缺，规模很小；城乡文盲充斥，工农群众中不识字的达十之八九。面对这种落后状况，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要建设安徽，必须发展教育。

“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就是要抓教育后代的问题”。桂林栖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不放松，保证了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蓬勃发展。他多次强调：“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工厂，不抓过来不对。我们掌握政权以后，就是要抓教育后代的问题。”当时，安徽教育事业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由省委直接领导；中等教育先是由地、市委组建的中等教育党委(由地、市委副书记或宣传部部长为书记，有关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参加)具体领导；小学教育先是由县、区委分工领导，至50年代中期，在桂林栖倡议下，省、地、市、县、区、社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教育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当地的教育事业；同时对各级学校的政治级别和待遇，也作出了具体规定。省里每年还要召开全省中学校长会议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就有关中小学教育的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部署。为了切实掌握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权，各级党委调配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到学校担任领导工作。桂林栖在一次全省文教书记会议上曾说：“要坚决掌握党对学校的领导权，要派大量党员干部进学校。我们省委对于这个问题很早就是重视的，决心很大，下了很大本钱。”50年代，全省陆续派到各级学校的党员干部共达1.4万人，高等学校先后建立了党委，全日制中学大部分建立了党的支部，小学配有党员校长的约占半数以上。党员校长根据条件参加同级地方党委会。派进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干部，大都是从地、市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挑选的，他亲自参与研究，具体落实到人。他重视把领导班子的认识统一到正确观点上来。1956年3月6日，他在全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报告，以事实为依据，充分肯定了建国六年来安徽教育工作成就，对鄙薄安徽科学、文化落后的思想进行了剖析。他说：“有人认为安徽大学是个烂摊子，淮南工专基础差，东南医学院是个包袱，认为安徽中等学校教育质量不好，不易改造。我们对这些意见均作了否定。我们在中央领导和支持下，在旧安大的基础上，分建为农、师两个学院，我们帮助淮南工专向学院发展；我们在旧东南医学院的基础上建设着发展着安徽医学院；我们改变了高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录取率较低的状况；我们选派了300多名党员到大中学校工作，改变了以前学校中没有党的领导的局面。”

他重视办好重点，带动一般。1956年9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安徽指定高等学校8所、完全中学16所、师范学校3所、小学2所为省属重点学校；1960年，他在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力争，合肥工业大学被确定为第一批直属教育部领导的重点大学。对重点学校的师资、设备，都是按照规范化的要求予以配备。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仍多次强调要“抓重点学校，抓教学质量”,亲自研究解决了重点中学中农村学生的口粮供应问题，并带动了各地、市、县委给所属学校解决了有关问题，从而保住了重点学校，保住了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不致全面降低。这批重点学校在我省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发挥着骨干的作用。在当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情况下，他关心稳定学校的教学秩序，防止和纠正师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的情况。他曾给地、市委和高校党委的负责同志打过招呼：“大学停课要经省委批准，中学停课要经地委批准；各地一般不要抽调学校教师，必须抽调个别学校教师，须经上级批准，抽调初中教师要经过省委批准”;他坚持学校勤工俭学“应以工农业生产为主，以集体生产为主，以校内生产为主”。他主张学校要从实际出发，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农业中学必须与公社的实验研究机构加强联系和合作，农业中学可以与公社的科研、实验场合一，其生产田可以作为公社的研究实验基地，也可以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单位和研究单位。1961年4月14日，省委同意并批发了教育厅党组《关于改变农村学校学习制度，节约劳力，支援农业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他亲笔起草的省委批语说：“省委同意这个报告，请你们立即坚决贯彻执行。在执行中应认真做好宣传工作，使学生、家长、教师都能了解大办农业的重要意义，了解业余学习同样能提高文化水平的道理。同时安排好业余学习时间，除每年冬季和春初住校学习外，平时应合理分配教师到生产队劳动，做好学生业余学习的辅导”,做到学习、支农两不误。各地贯彻实施这个《报告》，创造了“三学段”、“一、四、七”和“一、三、八”等适应农时、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制度。他还挤时间深入教学实际。除视察学校和经常听取有关汇报外，还会同中学教师一起分析部分学科的教材教法，亲自审定农业中学教学计划和省编乡土教材；每年高考之后，他都要听取教育厅关于高考试卷的抽样分析报告，采取到学校开现场会等办法，交流教学经验，商讨改进教学措施。1958年，中学一度放假劳动过多，他及时召集地、市委宣传部长开会，要求学校立即复课，并仔细计算缺课天数，具体安排补课办法。50年代后期安徽中学教育质量逐步提高，进一步改变了落后的局面，是与他的引导得当、措施得力分不开的。

桂林栖把建设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作为办好社会主义学校的重要措施。早在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夕，任桐城支前指挥部总指挥时，他就非常关心被围困在安庆城内的安徽大学师生的安全，并通过地下工作指导学校师生胜利地进行了反迁校的斗争，为建设人民高等教育保住了一批教学骨干。建国之初，安徽的师资短缺相当严重。为壮大师资队伍，省里不拘一格招聘人才，既在本省招收，也从外地(主要是上海等地)引进。1958年安徽大学重建时，他写信给华东局有关负责同志，要求给予干部和师资援助，得到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的大力支持。安徽大学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孙陶林(校长是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就是从华东师大调来的①;数学、化学、生物、外语四个系教师的主要骨干力量和系教学负责人，以及物理系、体育教研室的几位骨干教师都是由复旦大学派出的，复旦大学还派来一批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担任教学工作。省里也十分重视发展本省师范教育，办好师范院校和各种师资训练班，培养新师资。1961年5月28日，他在全省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皖南大学就是理科师范大学，合肥师院就是文科师范学院，现在死心塌地不变，至少二十年不变，踏踏实实地培养新师资。”从而确保了高等师范教育的稳定发展。

桂林栖关心提高教师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除要求组织教师坚持经常的政治学习外，他还要求各学校结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组织教师参加多种社会活动，经受实际锻炼。建国初期，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曾在各级学校教职员中，进行过一次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7月至9月，安徽省有153所中等学校的教职员3203人在芜湖集中学习，桂林栖、陆学斌分任学委会正、副主任，直接领导掌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取得了预期效果。广大教职员工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逐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愉快地回到原工作岗位上去；对极少数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之后，也都及时送回原单位，让他们继续担任适当的工作。在当时国家正在接管改造旧有学校的情况下，这次学习，对于教师队伍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无疑都是必要的、有益的。通过这次学习，广大教师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以后几年沿江沿淮地区连续发生洪水灾害时，灾区教师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坚持了灾区教育工作。不少教师经过政治学习和实际锻炼，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要求参加党团组织。到1959年，全省中学教职员被吸收加入党团组织的约近半数；有的专家、学者，是经过省委常委会讨论批准接受入党的。

桂林栖十分重视提高教师队伍的文化业务水平，增强教师的教学能力。根据当时情况，他除提倡教研组经常开展活动外，还组织寒暑假集中备课，这在当时是一种有效的岗位培训形式。这种备课由省、地、市、县分级组织，省负责高中教师备课，地、市负责初中教师备课，县负责小学教师备课，分学科进行，能者为师，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学习研究新学期的教材教法。这种备课紧密联系教学实际，针对性强，见效快，深为广大教师所欢迎。他对此极为赞赏，除多次看望备课教师外，还亲自为教师讲过课。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批评不重视教育工作现象时说：“过去是‘人之患在好人为师’,现在不要‘人之患在不好为人师’,我们一定要扭转这个风气，要以当教师为荣。”他非常重视在培养新教师的同时，注意发挥中老年教师的积极作用。针对当时偏重依靠青年教师的情况，他曾对地、市、县委书记说：“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中老年教师知识基础和教学经验一般比较丰富，如果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不对的，不能只注意培养新生力量而把他们丢到一边不管。要看得起他们，很好使用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帮助新教师提高教学业务水平。”时任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兰是建国后安徽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桂林栖对她极为器重和关心。

桂林栖很关心教师生活。对从外地聘请来的专家、学者，都是从优照顾。在三年困难时期，对规定范围的大、中学教师，每月给以一定数量的黄豆、食糖、肉点和香烟照顾供应。1961年1月14日，他为一份省委文件写的批语指出：“目前小学教师生活福利方面存在的问题普遍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势将影响小学教师的身体健康，影响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希望你们对这一问题认真讨论一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加以解决。各地商业部分，安排日用品供应计划时，对小学教师应当和机关干部一视同仁，不得任意克扣。”

桂林栖对教育的财政经费投入极为重视，他曾指示，“再穷再困难，都要想办法给教育多搞一点”。建国头十年，安徽尽管经济困难，但国家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拨款仍然注意倾斜，逐年增加。全省教育事业费支出，1949年为497.67万元，1959年增至11212.7万元(不含各部门自行安排的经费投入在内)。投入状况最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事业费支出每年平均递增33.64%;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全省财政收入的比重为11.93%,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2.45%;1957年，每个学生年平均支出经费数额，大学生为808元，中学生为112元，学校经费一般比较宽裕。

桂林栖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他经常到学校跑跑，抽空到老教授、老专家家里串门子，还邀请有关的教授、专家同车下乡考察地方病的防治等。逢年过节，他总要带着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到学校看望老教师。高校组织的联欢活动，他也经常参加，有请必到。他在高校交了很多朋友，一些有名望的教师，他都能叫出名字。高校的领导干部如须请示工作，可以随时找他，机关、家里都行，随到随谈。有一个时期，他还组织了一个“周末座谈会”,每逢星期六，邀请部分高校和教育厅的同志到他家里聚会，交流情况，研究工作。他总是实实在在地支持下面工作，从不回避矛盾。自己能处理的事情，就及时处理；需要其他部门办理的事情，就把那些部门找来，当场解决。他每次到基层检查工作，总要到学校看看老师和学生。1953年4月，他到宿县检查灾情，发现“学生无法缴纳学费及伙食费，许多人要求休学。宿城五所中学均有父兄送馍给子弟说：‘只能送这一次了’,父子、兄弟相互抱头痛哭。”为此，他于当月19日，亲笔写信给省委反映这一情况，字里行间，表明了他对灾区人民的深厚感情和亲切关怀。正因为联系群众，了解下情，1958年康生来安徽大肆宣扬农村小学、幼儿园试行集体住宿时，他与陆学斌一起并经曾希圣同意，进行了有效抵制。1961年，认识到农村工作“左”的错误以后，桂林栖又与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积极推行责任田，其后又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被迫作了检查。

桂林栖勤奋好学。他少年时代，仅上过几年私塾，参加革命以后，坚持在战斗、工作中挤出时间学习。他善于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做了很多笔记，还在书中做了一些卡片，以便随时查阅。他很关心省报，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曾亲自负责审定《安徽日报》地方版开印前的清样。还多次指导有关同志撰写重要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他在长期行军作战中，养成了热水泡脚消除疲劳的习惯，在省委工作期间，晚上总是利用泡脚时间，阅读全国报纸，了解左邻右舍的动态。他经常提醒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志要坚持阅读中央和省报的头版头条，说“党的方针政策都在那里面”。他平时做报告、讲话，都是自己动手写提纲，讲话内容丰富，逻辑性强，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大家爱听。这也是他能够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尊敬的原因之一。

桂林栖还注重家庭教育，对子女的要求甚严。平时注意处处以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刻苦学习的精神影响他们。1969年1月，他在赠给下放劳动的三个孩子的诗中写道：“自幼生来不识苦，从今新学雇贫农。温房花朵娇无力，冰雪高原长劲松。”并满怀信心地预言：“他年体脑无差别，喜看环球处处红。”不仅反映了他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教育思想，也给孩子们进行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