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号，中国大陆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这让很多本已经感到灰心的知青重燃希望，他们一起交了五毛钱报名费，在队伍里一起工作的同时相互督促复习，在考前半个月，知青们更是集体请假复习。

那时候，一套十年前的试卷能被知青们借阅个遍。事实上，恢复高考第一年的题目相对简单，以语文为例，七成的分数都是作文题。

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

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著名教育家李镇西当年是这样对付高考的：

“当年的文科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那时不像现在，各种《高考指南》《高考模拟题》之类的复习资料令人目不暇接。那时对我们来说，除了仅存的课本，再没有其他任何复习资料。报考文科，语文当然是重点，但我实在没法复习，语文内容浩如烟海，从哪儿下手我都不知道，只好不复习。政治也是这样，没法复习，干脆就不复习。剩下的便只有数学、历史和地理三科了。我自己这样安排时间：每天早晨起来背历史、地理；白天复习数学。”

“……我读中学时所学的历史和地理内容都不算多，教材也是薄薄的。我先将书通读一遍，然后，将我认为需要背的内容用笔勾画出来。这样，每天天亮的时候，我都能背一些东西。很有成就感。”

“数学要复习的内容可就太多了。整个中学五年所学的数学要想在这一个月内复习完是不可能的。我采取的战术是：还是先通读一遍教材，将基本的概念、定理、公式记一记，然后，从初中第一册开始做教材上的练习题。我知道我不可能将题做完，但我想做多少算多少，做一道题就有一道题的收获。总比不做好。”

那一年，参加高考的人几乎都是在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仓促上阵的。

国家一决定恢复高考，有资格报考的人蜂拥而至，甚至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携手同进一个考场，一块来挤“独木桥” ，来跨越这道“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水岭”。

于是乎，考生的年龄和文化以及反映在答卷上的水平都参差不齐。

一眨眼，恢复高考至今，已经近半个世纪了。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高考景象，我大致感觉到了以下三点：

1，内卷是经济现象，不是教育本身带来的。

当年年轻人出路少，百废待兴，“读书出头”作为一个比干体力活儿更有美好前景的奋斗之路，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

在复习资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大家搜罗手中已有的残缺资料和请教周围认识的老师，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的分数。

在那时，大学生的供应严重少于社会的需求。

所以，但凡你是个大学生，只要一毕业，就几乎百分百保证拥有一个相对高大上的工作，就成为国家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大众眼里的香饽饽。

这种情况演变至今，那就是不断做题，强化补习，延长学时，拼时拼力，以求能做那个众人眼里的香饽饽。

殊不知，现在大学生供需严重失衡了。

2，高考自从恢复至今，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记忆就是：

读书改变命运，鲤鱼可跳龙门。

所以，要读各种书，要学各种艺。

这样卷的名目就
愈发多了。

但其实教育发展至今，决定其内卷烈度的，内核原因依然是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各类工作机会多，白领蓝领齐繁荣，那么内卷烈度就会得以缓解。

如果经济萧疏，发展水平低，那么内卷烈度就会加剧。

这一点，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和今天学子的各种补课赶场子，
其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谋生艰难，所以唯求通过读书来跃升阶层
了——无论刚恢复高考之时，还是现在。

3，现在各校间所谓的教育竞争，本质上就是由家长的就业焦虑和学校的分数冲动，导致学生被动日益内卷的
过程。

这种日益内卷的
目的，就是争抢未来的谋生饭碗。

如果现在，国家新开展一项考试，只要这个考试与工作强相关，只要一考上，就等同于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么这个新开展的考试，哪怕跟传统类的高考、考公、考编等毫无关系，哪怕是考耕地、拉犁、做烧饼，依然会一跃而成为火热的新“国考”。

为什么？

就是为了能稳定地吃一碗体制内饭。

当外卖、快递、滴滴业务中，高学历人士比例大幅上升时，说明高学历人士开始争抢低技术含量岗位人士的饭了。

抢饭碗、争活命的行为愈发
激烈。

这恰恰说明，在经济萧条期，考试跟生存强相关，所以要内卷到极致。

只有有一天，当考试跟生存弱相关，无论你考不考试，找一份工作吃一口饭不成问题；

或者说，即使是考试，那也只是某个职业入行的一个低难度准入考试，那么考试对广大学生的折磨就能大幅度减小。

自然而然的，内卷的烈度就大为缓解了。

那个时候，人们才有更多的余力谈兴趣，谈爱好，谈自己喜欢或不喜欢，谈如何把自己的潜能更好的释放。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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