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英雄红军劳师远征，在没有给养、没有落脚点、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大河阻挡、前有重兵埋伏、后有精兵追击的情况下，既要同围追堵截的几十万敌军浴血奋战，更有无数道高山大川河流的阻隔，走的路线都是边远地区，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其艰难险阻是可想而知。
我们的红军英雄们，在长征这条辅满硝烟弥漫和恶劣环境的战场上，凭借着坚定顽强的不服输精神，视死如归，不顾牺牲，用尽一切方法与敌人展开搏斗，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其中最悲壮的有二支师级以上的红军队伍，打得十分惨烈，虽经殊死搏杀，弹尽粮绝最终全军覆没，甚至是最高层指挥员都壮烈牺牲，一支是被誉为“绝命后卫师”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掩护主力红军突破湘江的惨烈战斗的湘江之战中全体指战员悲壮故事。另一支便是后来改编为红军西路军第五军的高台之战。
十分凑巧的是，这二次极其惨烈的战斗中，有一位红军战士，恰好在这二支部队里，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他的主要领导以及战友们都血洒战场，他的很多战友和领导都壮烈牺牲，他却奇怪般地生还，而且一直活到建国后，他便是红军时期曾经担任过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警卫员，后任红五军军部勤务兵，建国担任过广东汕头军分区副司令员的林炳才。
林炳才，1919年出生于江西赣南于都，赣南，是红军的故乡，扩红最多的地方，这些县曾经有33万多人参军参战。尤其是于都，距离当年红军反围剿主战场宁都、兴国、石城、长汀不到百公里，是红军最巩固的全红县，当时仅30余万人口的于都，积极响应“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参加红军人数达67709人，约占当时全县青壮力总人口的1／4多，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就是结集在这里出发，“星夜渡过于都河”，踏上突围的征程，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万里长征，写下了革命史上的辉煌诗篇。
红军长征时的于都河畔，母送子，妻送郎，编织20多万双草鞋，捐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棺材板，架浮桥，渡于河，送别红军。“于都河畔谱写了一曲曲人民英雄的赞歌。据统计，于都有近2万人参加了红军长征，如今有姓名可考的烈士1.6万余人，长征路上每前进500米，就有一个于都人倒下，建国时幸存的红长征老干部，仅仅277人。林炳才便是其中最幸运的一名。
因为红军长征时林炳才只有十多岁，被领导人称为“红小鬼”，但由于他小时发育较好，身材长得较高，参加红军之后得到锻炼，成长很快，一是人长得挺文静，浓眉下挺大的眼睛，目光也挺温和，二是做事比较机灵，头脑灵活，跑得飞快；三是有一股吃苦耐劳的劲，腿勤、手勤、脑子勤，乐于在队伍中为大家做事。尤其是打起仗来也是以勇猛著称，不管多险多难，一律长驱直入，硬打硬拼，精明、果断，脑子快，有计谋，决心硬，打仗勇敢，让人印象深刻，被领导看中，提为勤务兵，拿以前来说就是亲兵。
林炳才后来从军分区司令员退休后，有记者采访他，虽然距离长征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硝烟散尽，但对这场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远征，其中历经血与火、生与死，踏上了一条与死神为伍的悲壮之路的长征依然历历在目，在激烈的战斗中，在翻越茫茫雪山，跨过泥泞沼泽，多少战友倒在征途中，此去万里无归路，马革裹尸不识途，他不由得老泪纵横，掩面而泣，对自己的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觉得是非常的幸运。
林炳才对红军的纪律更是记忆深刻，那一年跟随部队从他的老家于都河出发，漫长的行军中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与敌人的战斗，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危险重重，每一幕都惊心动魄，但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无所畏惧，勇往无前，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坚韧不拔的意志，突破生命的极限，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他能清楚地唱直红军歌曲：“红军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可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半分。爱护老百姓，样样要记心，上门捆禾草，房子扫干净……”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因第五次反“剿灭”的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林炳才紧跟着军团长董振堂踏上漫漫的长征之路。此时，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向西突围，从此担负起拦截敌人追击、保障军委纵队及全军后方安全的重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作为红军长征的总后卫师，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领导，林炳才正是跟随着军团长一起行动。
1934年11月底，突围的中央红军向国民党40万大军组成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突进，中央红军分左右两翼向广西北部的灌阳、全州、兴安三角地区开进，一、三军团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控制了30公里湘江两岸，当日军委距离最近的湘江沿岸只有80公里，准备一日之内全部从这里渡过湘江，然而，由于当时受“左倾”错误领导，军委纵队携带东西过多，行军速度十分缓慢，给快速包抄过来的敌人以可乘之机，指挥机关一时无法过江，处境十分险恶。
在这危急关头，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奉命在灌阳以北阻击从后面追来的敌人，要知道，追来的这支敌人是周浑元的四个师，此人为黄埔一期生，他率的这四个师不仅兵力雄厚，部队还装备了美式装备，并有飞机大炮的配合，敌人的火力优势远超我军，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这一天，夜，黑得深沉，重重的密云压在头顶上，仿佛要把人的脊梁都给压弯。只有在遥远的天际，一点时隐时现的星光跳动着，呼唤着。
我们知道，红军长征长征途中的作战，难度系数最大就是阻击战，一是我军流动作战没有后援；二是对手进攻方可以随意更换线路，守方只能在固定位置，加这装备和后勤供给欠缺，往往只有挨打的份。更何况，湘江之战中前面开路的红一、三军团阻击的对手是湘军和桂系这些杂牌军，他们心怀异心追走红军就是，唯独红五军团的对手是嫡系中的精锐，这注定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
敌众我寡，战斗十分激烈，军团长董振堂下达最严厉命令：“不准一个敌人靠近军委纵队。”12月1日是军委纵队渡江的最后一天，也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敌人在飞机大炮支援下，更加疯狂地发起进攻，已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的董振堂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带领部队浴血奋战，指战员们士气大振，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双方还多次发生肉搏战，用大刀砍杀敌人，战况空前惨烈，在他们的奋力拼搏坚守四天五夜，阻击数十倍敌军，连续不断血战，光荣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总算顺利渡过湘江。
本来，红军火力弱、弹药缺、兵力少，且历来长于野战，阵地防御无疑对红军极为不利。面对敌军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红军也只能眼睁睁地等到敌人靠近，再用刺刀、手榴弹和敌人近战，由此导致红军的损失十分惨重，此时打得十分疲惫的红五军团34师想转头想渡江的时候，陷入敌人4个师的包围，没有救兵的他们只好孤军作战，同蜂拥而至的敌人殊死激战，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5000多名官兵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在率部突围时腹部中弹，被俘后，他从腹部的伤口中拽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长征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为确保红军主力和指挥机关顺利渡过湘江，红五军团34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6000余人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张凯、102团团长吕官印、政委蔡中牺牲，大批将士血洒疆场，为长征胜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从此，34师这番号截入史册，这支部队史称“绝命后卫师”。
董振堂领导的部队英勇顽强的阻击，使红军主力、指挥机关及各军团全部安全渡过了湘江，完成了战略转移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董振堂率部完成了掩护任务，最后才强行渡过湘江，但损失惨重，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了一个师不足5000人，红五军团34师以惨重的损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红34师成为长征唯一一支成建制全军覆没师级单位，十分幸运的是，跟随军团长董振堂的林炳才总算是顺利渡过了湘江，他可以算是非常走运的，从此又踏上新的征途。
湘江之战整整二年后的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通国际交通路线，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上级决定由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共约21800人，冲破敌人封锁线，从虎豹口强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从此，这支红军奉命改称西路军，担任红五军勤务兵的林炳才又随西路军进入甘肃。
一开始，红五军节节胜利，很快攻克甘肃临泽城，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高台城，解放了高台，并动员穷苦百姓，建立了革命政权。此时穷凶极恶的马步芳，刚开始看到红军从这里路过倒不是很上紧，当他发现红军要在此建立根据地，打算长期定点时，便急了，立即纠结2万多的部队，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围攻高台。
激战数日，东、西关外的据点全部失守，红5军撤至城内坚守待援，高台城墙是个大土围子，高不过二丈，顶上又窄，并排刚能走两个人，且只有单人射击孔，很难组织火力，又不易隐蔽。董振堂看到敌人来势汹汹，立即布置兵力防守，先是决定堵塞东、西门，动员全城军民把木箱、木柜抬到城上，填上沙土，泼水结冻，以加宽加高城墙，敌人一时无法攻入。
敌军连续发起30余次进攻，战斗打的异常激烈。当时战士们手中，步枪平均每支仅有13发子弹，机枪每挺不到100发，炸药、手榴弹也不多。他们就组织城中所有的铁匠、木匠，赶制双刀、梭镖、铁叉、铁棒以及木棒，收集民间的大刀、锄头、铁叉以及打麦用的木叉等，还用水桶装上水冻成冰砖用作武器。部队沿城墙每隔两米挖一个单人散兵坑，白天主要由战士把守，夜间以干部为主。每晚，间隔5分钟就互相传递一个约一米长的木棍，以防止官兵打瞌睡。
董振堂率部与敌人浴血苦战9昼夜后，眼看弹尽粮绝，不幸的是，外面的援兵根本无法到达，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原来收编的民团官兵又叛变，将城门打开，一时蜂拥而入的马家军骑兵杀进城来，红五军和马匪军展开了更加惨烈的肉搏战，高台城已落入敌手，董振堂带领仅有的十几名战士来到东南角城墙上继续抗击敌人，他一面向敌人射击，一面高喊：“同志们，敌人上来了，我们坚持到底，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讲完后，便带头向敌人冲去。无奈敌人实在是太多，身边的战士相继倒下，董振堂他无险可守，无路可退，带着几位警卫员战士跳下城墙，双脚刚刚落地就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中。
此时，林炳才等四位警卫员紧跟着军长，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冲出大约四百米的地方，敌人一颗子弹飞来，董军长被打中，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外脚下，警卫员见军长中弹，立即沿着城墙壁也滑了下去，到了城墙脚一看，他看董军长身上灰蓝色的衣服已染满了鲜血，躺在离墙脚几米远的地方，几个人立即把他抬到城墙脚下，扶着董军长的头，让他半躺着，把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子弹从他左胸穿过，鲜血喷涌。这时，军长已昏迷过去。我们摸他的鼻孔，发现还有点气，于是我们猛叫：“军长！军长！”
过了一会儿，董振堂军长稍微苏醒过来，听到我们的喊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要血战到底！……”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后，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我扶着他的头猛摇，他再也不能说话了。林炳才抱着军长的头痛哭，围着董军长的遗体，想把他抬走，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天已亮，敌人又冲过来了，他们不得不迎上去与敌人肉搏……
董振堂率军浴血奋战9昼夜，在援军被阻击无法到达的情况下，坚守高台，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30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当时年仅42岁，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支部队也全军覆没，董振堂牺牲后，残暴的敌人砍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高台城楼上。而在董振堂军长掩护下，虎口逃生的警卫员林炳才避开敌人的搜查，化妆成挑夫，混在群众中乘机寻找大部队，后终于归队回到了延安。
董振堂，字绍仲，河北邢台新河县西李家庄村，1895年生。1917年，他考入北京清河陆军预备学校，1920年秋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他身经百战，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和师长。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所部被老蒋改编为26路军，前往江西宁都前线“围剿”红军。董振堂投身军队本来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拯救国家而老蒋却把“围剿”红军当作首要任务他日益感到自己的奋斗，离自己初衷的目标越来越远，苦闷彷徨之余，百思不解，于是，便萌生了联合红军北上抗日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与赵博生、季振同等人，得到两人的赞同，于是三人相约一同行动。
1931年12月14日晚，他们毅然率二十六路军1.7万名官兵举行起义，全部当上红军，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其眼光和胆识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宁都起义，这支近二万人的正规部队集体参加红军，对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时涌现出“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当红军上战场的动人场景。正如当年根据地流传的一首民歌唱的：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工农群众要翻身，毫不动摇闹革命。使这片红色的土地全面进入鼎盛时期，既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军事力量，也有力地打击和瓦解了反革命武装势力。从此，董振堂便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宁都起义后，董振堂的部队被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1932年5月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而在此之前，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32年7月到1934年9月，董振堂率部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以及第四、第五次反“围剿”的几乎所有大战。长征中又立下大功的董振堂又成为红西路军的军长。
此时，董振堂领导的这支英雄的部队，战斗在河西走廊，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粮绝弹尽，穿着单衣草鞋的西路军健儿无后勤、无弹药补助，无任何救援，视死如归，与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强悍火力的敌军，顽强战斗半年多，他们宁死不屈。尽管这支部队作战危机重重，但依然是以向作则，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由于一路行军作战时间紧，于是军部决定给指战员们补充一下干粮袋表示奖赏。出发前，军部后勤部给全体官兵准备好了干粮袋，指战员们系上干粮袋准备出征。因为部队给每位指战员分配的炒面标准都是5斤，炒面全部用小麦、青稞、黄豆等粮食炒熟后加工而成。这些炒面都是救命口粮，平素如果有东西可吃，绝对不动炒面。
这一天，董振堂从的警卫员林炳才手中接过干粮袋系在胸前，他似乎觉得这条干粮袋与往常有些不一样。他从身上摘下干粮袋打开一看，发现他的炒面颜色比往日要好一点，也就是说炒面中小麦粉的成分比较多，而青稞面和黄豆粉成分却比较少。董振堂表情严肃地问勤务员林炳才这是咋回事。林炳才见首长已经看出端倪，登时吓得低头不语。在董振堂批评教育下，林炳才说出事情的真相。原来在分配干粮时，林炳才要炊事班长给军长的干粮袋里多放一点小麦粉，其他杂粮少放一点，斤两也多了一斤。
林炳才之所以这样做，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军长吃好一点，多吃几口，更好地指挥大家作战，他没想到这种“特殊照顾”逃不过首长的眼睛。董振堂严肃批评了林炳才，要他马上把那些发给军部机关领导干部的干粮袋全部收回，交给炊事班重新调配，炒面标准同战士们的标准一样。董振堂在临时召开的军部会议上，向与会领导作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们的革命干部绝对不允许搞特殊化，这不仅仅是几斤炒面的事情，干部要是多吃几口炒面，战士们势必就要少吃几口炒面，长此以往，红五军就会腐化，进而失去战斗力，炒面背后存在着违纪现象。军长董振堂以身作则清正廉洁的美德，不但成了警卫员林炳才光明磊落做人的座右铭，也成为红五军广为流传的一个廉政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林炳才每谈起董振堂军长的光辉事迹，他都禁不住放声大哭，即使到了晚年退休之后，一提起高台战役，他总是面色沉重，眼中含泪。那些一起走上战场的战友终究没有和他一起回来。西路军失败后，他辗转回到陕北，到延安学习，此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他时刻以军长为榜样，激励着他努力奋斗，后担任广东汕头军分区副司令，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退休。
记者采访林炳才时看到一直是面色凝重，静静地记录他的倾诉，与那些过去的人和事进行心灵的沟通，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那些曾经的信念和追求……令人热泪盈眶，瞻仰这些老人用颤巍巍的手，努力行的标准军礼；记录他们用颤抖的嗓子，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最后声音，拍摄他们用颤抖的手，在红星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或一个符号，1988年，老红军林炳才再次荣获红星奖章，他再次对着自己的董军长牺牲的方向鞠躬，其虔诚之态令在场所有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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