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美军在朝鲜战场遭到失败，又迫于世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的停火谈判的建议。但是，美军为了增加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并没有停止军事攻势。朝鲜战争形成了边谈边打、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的复杂局面。
4月18日，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迅速赶赴朝鲜。在这种情况下受命，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
第二十兵团司令部驻台日里，与之对峙的是美国第八集团军。此时，美军利用空中优势，又在筹划所谓的“夏季攻势”。南朝鲜李承晚则蓄意拖延、无理阻挠朝鲜停止谈判。
针对这一情况，刚从国内回朝鲜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发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万人。”
得到毛泽东回电同意后，彭德怀即指示杨勇:再歼李承晚集团万余人，教训美军，巩固金城防线。
为了了解敌方情况，研究和制定作战计划，杨勇带领作战处长等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
金城以南，从山所里至金城川和北汉江的汇合处，是敌军的突出部位。敌军凭借轿岩山等高地作屏障构筑阵地。由于山高坡陡，山前又有100多米的开阔地，易守难攻。
作战处长指着敌阵地对杨勇说:“敌人在阵地前设置了10多道铁丝网，中间埋满了地雷，纵深达300余米，而且明碉暗堡密布，火力交叉，各火力点之间还有坑道和堑壕相通。”
杨勇放下望远镜，苦思良久。
6月23日，杨勇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研讨作战方案。最后，他集中大家的意见，指着桌上的地图说:“第五十四、六十、六十七、六十八军，分3路实施突击。先打开梨船洞防御阵地，然后向气峰、赤根山、黑云吐岭方向发展。第二十一军担任警戒……”
会后，杨勇将会议结果写成《夏季战役第三阶段反击部署》，上报志愿军司令部，得到批准。
为了使战役准备更加充分，他亲临前沿阵地，向战士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夜袭如何避免一切响声？怎样防止武器走火？怎样打击坑道内的敌人……并对身边的连队干部说:“要组织连队开展‘提困难、想办法’和’出情况、想对策’的军事民主活动。”
杨勇还指示各军先派出一些小部队，选择敌军营以下的目标，实施小规模进攻，以迷惑和消耗敌人，锻炼部队。
7月13日晚上9点，乌云密布，大雨将至，一场大战打响了。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的3000名战士，忍受了20多个小时的日晒夜露、蚊叮虫咬，听到千门大炮的轰鸣，看到万发炮弹的火光，都从地上一跃而起，冲向轿岩山高地。
随后，第二十兵团的3个突击集团在友邻第九兵团第二十四军和朝鲜人民军的火力支援下，向敌4个师防御的长5公里的阵地作正面突击。
对这次重大战役，志愿军司令部特派许世友、李天佑等战将前来观战。杨勇请他们一起参与指挥。
14日，杨勇接到前方传来的捷报:已经打垮了李承晚的王牌部队——首都师，活捉了副师长林益淳。不久，第二十兵团司令部接到缴获的该师第一团(号称白虎团)团旗。杨勇下令给作战功臣杨育才记特等功。
当日，杨勇接到报告，攻坚部队在轿岩山下受阻，未能控制金城公路。如果时间延长，敌军肯定会迅速增援，对攻坚部队不利。杨勇随即命令第六十七军第二梯队投入战斗。激战3个小时后，终于控制了金城公路。
遭到致命打击的敌军一片惊慌。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和南朝鲜国防部长官孙连亲赴前线，了解战况。这时，他们才知道对手是年仅40岁的杨勇。
李承晚也坐不住了，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飞往前线督战，布置反扑。19日和20日，志愿军打退了敌人1000多次反攻，顶住了1万多架次敌机的轰炸，阵地岿然不动。
这时，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打电话到第二十兵团司令部:“解方从板门店传过话来，说敌人要恢复和谈，我看你们先停火吧!”
杨勇放下话筒，对王平说:“真没想到敌人会来这一手，在谈判桌上拖了2年不服输，眼看战线要垮了，又急忙讲和，真是太便宜他们了。”政委王平说:“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金城战役，第二十兵团歼敌5.2万，击落敌机20架，超过预定歼敌数的5倍，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7月27日，交战双方代表在板门店停战协议上签字。
可以说，杨勇指挥的金城战役，实现了抗美援朝的“一战定乾坤”。但多年后，已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杨勇回想起当年赴朝参战的往事时，却表示自己在朝鲜战场上有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去得太晚了，只打了这最后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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