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的“种姓制度”？将百姓分成四个等级，两班地位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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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长河的涛声中，朝鲜半岛上演了一幕幕封建等级的戏剧。身份，一字重千金，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和社会地位。朝鲜的种姓制度，历经高丽至朝鲜王朝，其等级森严，分化明显，尤以“两班”最为显赫。
这种深植于朝鲜文化的制度，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自己的顶峰，最终逐渐解体的？
初兴两班：权力的崛起
在远古的高丽时代，两班这一术语还未曾露出水面，它的前身是朝堂上的文武官职。这一阶层最初由功臣豪族组成，他们在国家的初建时期，因战功显赫或家族势力庞大而获得了不可撼动的社会地位。
但随着高丽王朝的逐渐稳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王朝的统治者开始逐渐重塑这个社会阶层的构成和功能。在光宗九年（958年），为了打破地方豪族的权势，高丽王朝引入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的引入，初衷是为了选拔有才干的士人，以文治国，用才晋升。
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为高丽朝廷开启了一个新的阶层模式——两班制度的萌芽期。此后，成宗时期（960年—997年）的高丽更是从唐朝引进了文武散阶制，这一制度进一步推动了两班制度的发展。
文班在这个阶段被特别强调，其地位高于武班，成为朝廷中的主流。不过，这种政策的倾斜，也引起了武班的不满和紧张，最终导致了1170年的武臣政变，这场政变不仅动摇了王朝的根基，也使得两班制度在动荡中继续演变。
高丽末期，两班的概念已然成熟，但此时的两班与早期相比，其成员构成更为复杂。原本由贵族和功臣豪族主导的两班，开始有大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堂的新贵族加入。这些新兴的两班成员，他们或许出身卑微，但凭借才华和学问，逐渐在社会阶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李成桂在1392年推翻高丽，建立了李氏朝鲜后，他深知过往两班因权力斗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对国家的破坏。因此，他对两班制度进行了严格的整顿和规范，确立了以两班为核心的更加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他的制度下，两班不再是单纯的官僚阶层，而是形成了一个包括文武官员、贤人学者及其子孙的广泛社会群体。朝鲜王朝的两班，继承并发扬了高丽的传统，但在制度和功能上更加明确和固化。
他们通过垄断教育资源、限制非两班人士的升迁机会，以及通过联姻等方式加强内部联系，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社会网络，牢牢把控着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命脉。
然而，正是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社会机会的不公，逐渐催生了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不满，为朝鲜王朝后期的社会变革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的两班，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社会变革的风向标。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权力的崛起往往伴随着责任的增加，而如何平衡这两者，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朝鲜王朝的身份维系：等级的界限
在朝鲜王朝的黎明时刻，李成桂深知维护稳定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易变的社会阶层问题。为了避免高丽末期的混乱重现，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重塑和加强两班的身份和权力。这不仅是对权力结构的优化，更是对社会秩序的一次彻底整顿。
在1392年建立朝鲜王朝之后，李成桂很快实施了一项重要的政策——限制科举资格。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两班外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那些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的普通民众。
此外，李成桂还精心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身份验证系统，确保只有符合条件的两班家庭的成员才能够参与到国家的核心治理中来。这种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不仅止于此，李成桂还实施了对乡吏的严格限制。
原先在高丽时期能够通过科举或其他方式小有所成的乡吏，在朝鲜王朝被明确地降低了地位，限制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权。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旨在加强两班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稳定性。更进一步地，朝鲜王朝的等级制度中，还细致地区分了中人、良人及贱人等社会阶层。
中人多为降级的官僚或技术官员，他们的地位虽低于两班，但仍高于普通的良人。良人主要从事农业和工商业，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他们负责缴纳税金和服兵役，是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至于社会最底层的贱人，则包括了各种被视为低贱的职业人员，如巫师、屠夫等。这些人不仅社会地位低下，而且在法律和社会权利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贱人的存在和定义，反映了朝鲜王朝社会价值观中对于“纯洁血统”和“正统职业”的执着追求。
这种森严的身份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两班的权威，但也为未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身份的固化使得社会流动性极低，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导致了腐败和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国内矛盾的累积，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
李成桂的这些措施，虽然出于对朝鲜王朝稳定的考虑，却也反映了他对于权力的极端把控欲。通过严格的等级划分和对社会流动的限制，他试图构建一个无波澜的理想国。然而，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任何试图阻挡其自然进程的做法，最终都将面临挑战和改变。
这一切，李成桂或许已有预见，但历史的重负仍需后人来承担。
制度的演变：权力与反弹
朝鲜王朝的两班制度，虽然在李成桂的设计下以铁的纪律维系了社会的秩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的内部弊端开始逐渐显露。原本旨在维护统治稳定的等级制度，不仅引起了底层社会的不满，同时也在上层中引发了权力的反弹。
这种制度下的权力与社会动荡的关系，展示了一种复杂的互动，终究引向了制度的必然调整。进入19世纪，朝鲜王朝面临着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变革需求。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和对外交流的增加，朝鲜社会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外来思想和技术。
这些新思想和技术的引入，为社会的下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挑战了两班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本严格的等级界限开始出现松动。
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和商业中心，原本属于非两班阶层的富商和工商业者，因财富的积累开始有能力与两班阶层进行交流甚至是婚姻联结。这种现象不仅在社会层面上引发了混淆，也在政治层面上引起了两班制度的权威挑战。
尤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朝鲜王朝的逐渐衰弱和外部势力的介入，两班制度的名存实亡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朝鲜在日本侵略时期的甲午战争（1894年）和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社会动荡加剧，许多原本属于贱民和普通良民的人借机获得了上升的社会机会。
这些变故不仅显示了两班制度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变革，也预示了其将面临的深刻改变。在这一背景下，两班中的一些成员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他们或者试图通过改革来维护自身的地位，或者通过与新兴社会力量的合作来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朝鲜半岛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在不断的国内外压力下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这种从严格控制到逐渐放松的过程，不仅是两班制度自身演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通过这一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时俱进，才能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回顾这一历史进程时，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旧制度的调整和新秩序的建立。
没落与反思：历史的教训
朝鲜王朝的两班制度，作为一种封建社会的等级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和外部影响的加深，这一制度的功能开始大幅度衰退，最终走向了没落。
在这一时期，朝鲜半岛经历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些事件不仅对朝鲜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变革。战争期间，朝鲜不得不依赖普通民众和底层社会力量，如义军，来补充其军事力量。
战后，为了奖励这些力量，朝鲜政府赋予了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这在无形中瓦解了原有的两班制度的权威。此外，为了恢复战后的社会经济，朝鲜政府允许富农和商人通过购买地位的方式进入两班阶层，这一政策实际上开启了官位的买卖。
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从长远来看，却进一步削弱了两班制度的严格性和威信，使得两班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大幅下降。
到了20世纪，特别是在日本的统治时期，两班制度已名存实亡。日本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彻底改造朝鲜的社会结构，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和推行新的教育政策。这些改革使得朝鲜的社会阶层更加多元化，同时也标志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终结。
从两班制度的没落中，我们可以反思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本质和影响。这种基于出身和身份的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治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意识的觉醒，它的许多缺陷和局限性逐渐暴露。
尤其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这种制度无法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挑战。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进化。朝鲜的两班制度最终的没落，不仅是外部压力的结果，更是内部结构与时代需求不匹配的必然产物。
在今天，当我们审视历史时，不仅要看到制度曾经的合理性，更要理解其变革的必然性，这对于我们构建更加公正和开放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资料：
朝鲜的“种姓制度”？将百姓分成四个等级，两班地位最高 浩然文史 2023-05-21 07:30发布于山东高校历史学博士，副教授 历史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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