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二次到齐国，与齐宣王有一段融洽的时光。此时，孟子的“四端说”已经形成，他决心用“不忍人之心”启发齐宣王，使其行仁政而王天下。环顾当时各国，齐国最有条件实现仁政和王道理想，孟子对齐宣王抱有极大的期望。然而一个事件的发生，使孟子的愿望落了空，他与齐宣王的关系也急转直下。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效法上古尧舜，让国于燕相子之，自己反为臣下，最终引起了一场内乱。而齐宣王趁机出兵，在很短的时间内，攻下了燕都，曾经强大的燕国竟因为禅让而一度亡国。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实现过“禅让”，但这主要是在尧舜时期。自从夏启破坏了禅让制度后，帝位传承一直是实行世袭的。那么，为什么1500多年后的燕王哙突然要恢复这种古代制度呢？关于此事的原委，我们以前的了解主要是来自太史公司马迁。
太史公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燕王哙是上了苏代、鹿毛寿的当，糊里糊涂地让了国，结果给燕国带来一场灾难，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苏代是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而苏秦与子之是亲家，所以子之就请苏代帮忙，游说燕王哙让国给自己。当时，苏代在齐国任职，正好出使燕国，就有意刺激燕王哙说：“齐王一定不能称霸，他事必躬亲，连大臣都不信任。”燕王哙听后，就把政事交给子之来管。作为回报，子之送给苏代很多金子。一个叫鹿毛寿的人说：“当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这样尧既有让天下之名，又没有失去天下。您不妨学习尧的做法，也让国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您就有了与尧一样的名声了。”结果燕王哙被鹿毛寿忽悠，真把国让给了子之。太史公的说法可信吗？笔者认为不可信！太史公说，鹿毛寿只是劝燕王哙假装禅让，但是此事后续的发展是子之真的接受了让国。如果燕王哙的让国是不情愿的，他能答应吗？所以太史公的说法是自相矛盾、不可信的。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公布，其中有一篇《唐虞之道》，极力称赞、宣扬禅让。《唐虞之道》开篇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唐虞”指唐尧、虞舜，他们都实行禅让，而不传子。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要有利于天下民众，而不把天下看作个人的私利。《唐虞之道》甚至说：“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不实行禅让而能把民众治理好，这是从有人类以来就不曾发生过的。《唐虞之道》如此肯定、赞扬禅让，这在以往的传世文献中很少见。
《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书影
一开始，笔者对《唐虞之道》并没有过多关注。但2002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公布，其中又有两篇讨论禅让的文献，这就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一篇叫《容成氏》，是讲上古帝王传说的，起于容成氏等古帝王，止于武王伐商。由于第一简残缺，整理者估计，上古帝王约有21人。竹简开篇称：
［容成氏……尊］卢氏、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㭏丨氏、垆毕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酋清，而上爱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官其材。
古人常常借先王表达政治理想。《容成氏》提出，尧以上约有20多位上古帝王，“皆不授其子而授贤”。这样，禅让就具有更充分的历史根据。如果将《容成氏》的古史传说体系与后来流传的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作一个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重禅让，一个重世袭。在炎黄古史传说体系中，只有尧、舜实行禅让，其余从黄帝到尧，都是传位于子孙，而不是传贤。而《容成氏》则将上古实行禅让的帝王扩大到20余位，这显然是以托古改制的形式来宣扬、肯定禅让的。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中，还有一篇文献叫《子羔》。“子羔”是孔子的弟子，姓高名柴，他个子比较矮，孔子对他评价也不高，认为他比较愚笨（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以人们对他不太重视。但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发现了关于他的材料。在《子羔》中，子羔问孔子：禹、契、后稷，他们到底是“人子”（凡人所生的儿子），还是“天子”（天神之子）？我们知道，禹、契、后稷分别是夏人、商人和周人的始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所以子羔感到疑惑，他们三人的父亲到底是谁呢？是因为“其父贱而不足称也与？”即他们的父亲地位卑贱而不被人们所知吗？还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不是凡人，而是天神？孔子肯定禹、契、后稷均为天神之子，并讲述了他们三位的降生神话。
这三位中，比较特殊的是禹。因为根据记载，禹为鲧所生，是知其父的。其实关于禹的出生，有不同的传说。一种说法出自《山海经·海内经》：鲧没有经过天帝同意，私窃息壤来人间堵塞洪水，天帝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将鲧杀死在羽山郊外；鲧死后，身体三年不化，剖开他的肚子，就生出了禹。还有一种说法出自《竹书纪年》等文献：禹的母亲叫修己，有一天外出，看到流星飞过，晚上做梦有感，吞服了一颗神珠；不久后，修己有孕，剖开背部，就生出了禹。《子羔》中的记载与后一种说法相近：禹的母亲是有莘氏之女，有一次去祭天祈子，有感而孕，三年后，剖开背部，就生下了禹。
《圣君及先儒图册》中的大禹画像
契的故事，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契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氏之女。有一次，她与姐妹去洗澡，看到玄鸟下了一颗蛋，她吞下了这颗蛋，就怀孕生下了契。《诗经·商颂·玄鸟》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这件事。《子羔》的说法与其大致相似，只是没有说“洗澡”，而是“游于央台之上”，也是吞服了鸟蛋。
后稷的母亲叫姜嫄，是有邰氏之女。有一次，她去郊外，看到巨人的脚印，感到好奇，就用脚去踩，结果感而有孕，生下了后稷。姜嫄起初认为这孩子不吉利，就把孩子抛弃到野外，结果牛马见了孩子都绕道走，飞鸟用羽毛给孩子取暖，姜嫄这才知道这孩子非同一般，将孩子抱回来精心抚养。由于后稷曾一度被抛弃，所以也名“弃”。《子羔》的说法与其大致相似：后稷之母“游于玄丘之内”，祈祷让自己怀上孩子，随后踩巨人脚印而生后稷。［参见廖名春：《上博简〈子羔〉篇感生神话试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以上是孔子所讲的禹、契、后稷的降生神话，但孔子的回答又引出了一个问题：既然禹、契、后稷都是“天神之子”，那么，为什么他们反而做了“凡人之子”舜的臣子呢？根据史籍记载，舜的父亲是瞽叟，是一个普通人，而禹、契、后稷都是舜的臣子。在《子羔》中，孔子解释说：古代存在一个“善与善相受也”的禅让时代，尧见舜贤，就让位于舜，这样舜就成了天子。“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而三天子事之。”舜可以说是接受了天命的人啊！舜虽然是凡人之子，却有三位天神之子侍奉他。此篇旨在说明，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君临天下，应取决于他是否贤德，而不应取决于他的出身；《子羔》跟《唐虞之道》一样，也是竭力鼓吹尚贤和禅让的。（参见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
《容成氏》、《子羔》与《唐虞之道》的年代大致相同，都是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在同一时期能够发现三篇讨论禅让的文献，这一定不是偶然的。经过研究，笔者撰写了《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张学智主编：《儒学与当代文明：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四）》］一文，提出战国前期出现了一个宣传禅让的社会思潮，儒、墨、道、法各家都曾参与其中，极力论证、说明禅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三篇关于禅让的竹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是禅让思潮的产物。其实不只是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禅让的记载，只是以前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而已。
例如：据《战国策·秦策一》，秦孝公患病，卧床不起，想把王位传给商鞅，商鞅坚决辞谢，没有接受。秦孝公卒于公元前338年，比燕王哙让国还早20多年。商鞅没有接受王位，是因为他反对禅让吗？不是的。商鞅说：“尧舜君临天下，不是要把天下看作个人的私利，而是为天下人君临天下。选出贤能之人，把王位传授给他，不是要疏远父子而亲近外人，而是明白了治乱的道理。”（参见《商君书·修权》）所以商鞅是赞成禅让的，只是没有勇气付诸实践而已，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又据《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梁惠王曾对惠施说：“古代享有国家的，都是贤德之人，我的才华实在不如先生，我愿意把王位让给你。”惠施本事很大，有书五车，是当时非常博学的人，虽是学者，却有政治才干，提倡“合纵”，做了魏国的相。他在才干与智力上均碾压志大才疏的梁惠王，所以让梁惠王产生了禅让的想法。惠施谢绝后，梁惠王又请求道：“假如我不做国君，把王位让给贤德的人，这样就可以制止人们的争夺之心了，你一定要听我的。”可能因为梁惠王之前经历了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地位受到挑战，所以他想以禅让的方式，平息宗室内部对他的质疑。惠施没有接受梁惠王的请求，是认为禅让有什么不妥吗？不是的。惠施说：“您是大国的国君，把国家让给别人是可以的。我只是一个平民，本来可以接受一个大国，却谢绝了，这不是更能制止人们的贪争之心吗？”可见惠施并不认为禅让有什么不对，只是他吃不准梁惠王是否真心想禅让，所以不敢贸然答应。另据《战国策·魏策二》，魏国的犀首、著名纵横家公孙衍也曾向张仪许诺，要游说魏襄王让国于他。可见，言说禅让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这一风气自然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君王。
惠施雕像
燕王哙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毅然采取了禅让的政治实践。当然，燕王哙能够让国，与他自身的性格、才干也是有一定关系的。燕王哙即位不久，就曾联合楚、韩、魏、赵四国攻打秦国，却遭到失败，这很可能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加之他行事低调，不像其他君主有很强的权力欲，燕国虽然也是大国，地方千里，军队数十万，但燕王哙保持着俭朴的生活：他不沉湎女色，也不喜欢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他还亲自拿着农具整治田地。（参见《韩非子·说疑》）这种性格使他敢于放弃权力，进行大胆的政治改革。所以燕王哙让国并非如太史公所说，是偏听偏信的结果，而是受到战国禅让思潮的影响，有着多方面的动机和原因，除了苏代等人的鼓动之外，燕王哙更多考虑的，恐怕还是想通过禅让，选择一位贤明之君，使燕国在当时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甚至脱颖而出，称王天下，实在是“利天下而弗利”的高尚之举。
然而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尤其是触及根本制度的变革，仅有高尚的动机远远不够，还必须懂得权力的运作，既要坚守政道，还要有相应的治道。在确立政治改革的目标后，需要有一套实现政治目标的策略和方法，而后一方面恰恰是燕王哙所缺乏的。为了树立子之的威信，他将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章全部收回，交给子之，然后把王位让给子之，自己反为臣下。自此，燕国的一切政事都由子之决定。燕王哙的这一番操作，不仅让燕国的官吏、百姓无法理解，也激起了太子平的强烈反弹。政治改革之所以难以成功，就在于它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燕王哙让国最大的受害者是太子，因此如何处理、协调好太子与子之的关系，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是燕王哙让国成败的关键。但燕王哙的所作所为，不仅没能完成权力的转移，反而激化了矛盾，引发了一场内乱。太子平看到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王位，被父亲拱手送给了别人，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联络将军市被起兵讨伐。但此时子之已经登上王位，岂肯放弃得到的权力？结果双方陷入混战，为齐国武装入侵提供了机会。
齐国趁机出兵，很快攻下了燕国。齐宣王派人询问孟子，是否应该占领燕国。孟子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回答说：如果燕国的百姓欢迎您占领燕国，那您就占领它；如果燕国的百姓反对您占领燕国，您就不要占领它。（参见《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意思是要施行仁政，尊重民意。但齐军占领燕国后，烧杀掳掠，抢劫财物，甚至将燕国的祭器都运回了齐国。这激起燕人的强烈反抗，诸侯也出兵救燕。于是，孟子向齐宣王建议，释放掳掠的人口，返还抢夺的祭器，与燕人商议，选立一位国君，主动从燕国撤兵。（参见《孟子·梁惠王下》）但齐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最后被诸侯的援军打败。《孟子》一书，共记录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十四章，其中七章为孟子向齐宣王宣扬仁政。在我们熟悉的“以羊易牛”章中，谈话双方态度和缓，气氛融洽，应该是发生在“伐燕”事件前。而在另外七章中，孟子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经常对齐宣王批评、指责，致使“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这应该是发生在“伐燕”事件之后。经过这次事件，孟子对齐宣王深感失望，于是辞官而去，离开了齐国。
原载：《走进孔子》2024年第4期
作者：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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