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9日，在国务院16位副总理中，排名第6的副总理柯庆施，在四川成都去世。
此后，江青才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来往多了起来……
一天，陈丕显接到江青的邀请，请他到江青所住的西郊宾馆吃饭。与陈丕显一同被邀请的，还有谢志成和张春桥。
在陈丕显看来，江青请他们吃饭，很可能是为了答谢他们对江青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因此，席间的气氛是和谐而友好的。
在聊天的时候，江青看着陈丕显，问：“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此时，陈丕显虽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但由于13岁便参加了革命，之前只是断断续续地读了7年书，基本上没有什么的上学机会，所以学历并不高。
1916年3月20日，陈丕显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南阳区官连坑（今福建省上杭县南阳镇官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原名陈家煜。 8岁时，他的私塾先生陈图勋为他改名为陈丕显，希望他志怀高远，创出一番业绩。
1929年，陈丕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担任了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陈丕显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陈丕显又担任了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成为了中央苏区著名的“红小鬼”。
期间，毛主席来到儿童局，与陈丕显进行了交谈，并亲切地称呼他为“阿丕”。此外，周恩来、张闻天、邓颖超、蔡畅等人也称他为“阿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而陈丕显则留了下来，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关于这段极端艰难的革命岁月，陈丕显在后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杨尚奎只穿着背心短裤，在凛冽的寒风中合盖一床薄薄的毯子，两人浑身像打摆子一刻不停地打颤，上下牙齿碰击得又酸又痛……我们就这样在森林里和石洞里，度过了无数的风雪之夜。”
1949年建国后，陈丕显担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1952年3月，陈丕显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后又担任了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
任职期间，陈丕显听说了许多江青的过往，因此而对她敬而远之，那时候，陈丕显虽然对江青有些想法，但都藏在了心里，在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对此，陈丕显说：“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
在陈丕显看来，是那些艰苦的经历锻炼了他，党教育了他，才有了他的一切。至于他自己的文化程度，陈丕显真的说不好。所以，在听到江青问他“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时，陈丕显回答说：“我只上过小学。”
听了陈丕显的回答，江青说：“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
紧接着，江青又问了张春桥和谢志成的文化程度。听到两人的文化程度都比她和陈丕显高时，江青又说：“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
后来，陈丕显和江青他们谈话的范围逐渐广了起来。当说到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时，江青问：“什么华家？”
对此，谢志成回答说：
“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
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她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听到“蓝苹”两个字的时候，江青突然脸色大变，并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字吗？”
也许，谢志成因为喝了一些酒，便没有避讳，回答的有些随意，说：“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
这时，江青问：“你那个同学叫什？”谢志成依然没有反应过来，说：“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
谢志成的话，直接刺到了江青的痛处。她厉声说：“没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
听到江青说话的语气不再平和，陈丕显他们感到十分尴尬。
随后，江青又说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但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并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后来，在回忆起当时的尴尬场面时，陈丕显说：“张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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