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本天府之土，物产丰富，人们生活富裕，自古就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富甲天下等美誉。但由于四境封闭，对外联系殊为困难，亦较多地受到盆地文化意识的束缚与影响，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贪图享乐等消极行为亦不乏其例，以至于给外省人留下了“贪祸好乱”“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以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等诸多不好的印象。特别是自辛亥革命到1933年的20余年间，以刘湘、刘文辉叔侄领头的川军各大小军阀，打着“统一川政”的旗号，相互倾轧、相互拉拢又相互长期混战，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据统计，这一时期四川境内共进行了大小“四百七十多次”战争。四川各县市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摊派夫役接二连三，田赋普遍预征到三五十年，甚至有达100年者。货币混乱，投机盛行，关卡林立，商旅寸步难行。这一时期的四川，战争与天灾并行，贫穷与饥饿为伴，黄、赌、毒泛滥，袍哥、土匪不时惊扰乡邻，高利贷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毫无民族价值的内战给四川及其周边县市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也给广大无辜群众造成了大量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严重阻碍了近代化初期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在内战连连的状况下，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思进取、不关心他人、不求个人进步的混沌状态，以至于被外省人称之为“国之异乡”，曾经的天府之土早已被战争破坏成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哀鸿遍野的“别一世界”。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的形势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国破家亡之祸、亡国灭种之害瞬间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最直接的现实。所有中国人必须团结抗日，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对付民族共同的敌人很快成为民族共识。“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成为中国各党派、各阶层和军民唯一而必须的选择。
在抗日图存、民族危急时刻，国、共两党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摒弃历史恩怨，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进行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一致，凝聚民族力量，共同抗击最凶恶的民族敌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时代前贤英烈、仁人志士的共识。而为国家民族利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民族英雄亦层出不穷、代不乏人：汉代舍生忘死驱逐匈奴的卫青、霍去病，晋代闻鸡起舞、力主北伐收复失地的祖逖，精忠报国、万死不辞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等等，集中反映了中华儿女忠于祖国、敢于为国牺牲的历史传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四川人民充分发扬并用具体行动践行了这种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虽然从地理位置上说远离前线阵地，但广大四川人民居安思危，发扬有国才有家、家国一体的精神，为抗击日本法西斯挺身而出，与全国人民一道，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来。
各界代表积极宣传抗日的必要性、必然性，想方设法鼓励川军出川抗日、杀敌报国。如当时四川大学的师生赠送旗帜16面，毛巾2000张激励出川抗日官兵，妇女会赠送手巾250打，甚至连年仅10岁的学生也真情相送。话剧团结合抗战现实演出的话剧“保卫卢沟桥”，感人至深，极大地鼓舞了川军的抗日激情。川军东出路经重庆，重庆的自强读书会、民众歌咏会热情欢送，激励其杀敌之勇气。一些县区的欢送会也很热烈，对增强川军的抗战意识，对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安县王者成，在欢送其儿子出川抗日时，赠送一面“死”字旗，鼓励儿子“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四川人民的抗日宣传与激励行动，激发了军心、凝聚了人心，有力地促进了四川社会的团结和进步，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战。
二、在日寇发起的侵略战争面前，川军将士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抵御外辱、杀敌报国的爱国情怀
川军虽然是地方军阀的军队，数十年间都忙于参加军阀混战、争夺地盘，长期做着无益于民族、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事情，对于国家、民族也没有产生过多少正面的影响。但是，在日寇发起的侵略战争面前，川军将士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抵御外辱、杀敌报国的爱国情怀。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川军第22军军长赖心辉就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愿意率领所部出川对日作战；第20军军长杨森、第23军军长刘存厚也相继响应出川抗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更是不甘落后，主动召集川军各部将领开会，共商出川抗战事宜。会后迅即指派范绍增部为先头部队，东出夔门进驻湖北宜昌待命。
在七七事变后，川军各部很快达成停止内讧的协议，宣誓愿意做抗日的民族英雄，完全同意调转枪口一致对外，团结一心抗击日本侵略者。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瞬间成为高于一切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最高行动准则。广大的四川官兵开始意识到：作为军人，必须放弃个人恩怨，担负起保家卫国、守土为民的神圣职责，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拼到底。
四川地区的抗日救亡行动，有力地推动并支持了川军的出川抗日，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抗日信心，让曾经对四川失望的其他省份的民众和军政当局，重燃对四川的期望，甚至“促成了国民政府早日迁川，将四川作为民族复兴根据地”！
三、作为四川军政长官的刘湘，曾经影响四川几十年，他的言行对四川军民抗日行动的影响向来很大
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曾多次声明：“过去在省内打了多年的内战，脸上不甚光彩，今日枪口向外，正好乘时为国效命，藉以洗刷自身污垢。”此时川政已经统一，四川的政治、经济开始步入正轨。应该说，承担起军人保家卫国、守土有责等重要职责，正是巴蜀将才刘湘彰显自身力量、弘扬正气、洗刷多年污名的绝佳时期。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愈演愈烈。8月26日，刘湘即在《告川康军民书》中说：“中国民族为谋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确立暴行，不能不积极抵抗。此盖为全国民众蕴蓄已久不可动摇之认识。”他从民族独立、民族危机的高度，肯定了四川军民投身抗日洪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说：“中日双方均为生死关头，而我国人所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者，厥为最后之胜利。”指出只有不惜牺牲一切生命、财产代价，与民族敌人斗争到底、血战到底，才能真正争取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才能避免亡国灭种之祸害。刘湘认为，四川有山川之险要，加之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理应是全国各族人民“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与战时后防重地”。
因此在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7000万人民所应担荷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各界奉公人员与文化知识分子更应集中精力，一致努力于后方民众之组织训练与战时管理建设等诸多工作。而农工商各界广大民众，尤应认清责任及民族解放与民族抗战之不可分割。刘湘从军、民、商、学以及各个阶层的责任义务出发，分析指出必须同仇敌忾、毁家纾难，在抗日民族统一旗帜下，在整个民族解放战线上“作最前进之先锋，在实际战事上为前方之后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此，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舍生忘死，理当以抗日求存作为“目前唯一的中心”，“抗敌解放中国唯一的坦道”，克服一切困难障碍，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争取最后的胜利。
为了让更广大的官兵及民众认识到日军侵华的狼子野心，刘湘还通电各省军政首长，指出：“日军侵略绝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决。望全国上下同德一心，在全国整个计划之下，共赴国难。”明确指出抗日绝非一城一地或某一团体、个人的职责，强调团结一心、举国之力抗拒日寇的重要性与艰巨性。
在抗日图存的民族大业面前，刘湘从国民职责、民族复兴、家国一体以及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休戚相关等角度分析，号召并鼓励四川广大军民、社会各界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了民族存亡和世界人类公理与正义效命沙场，以身许国，不惜奉献个人的生命甚至一切。在民族危亡之际，这对团结民心，鼓舞民族斗志，具有无比重要的积极作用。
经过蜀中各界奔走、宣传，很快在四川营造出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气象。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务必全心全力，务必将抗日进行到底，坚信抗日必胜、中国决不会灭亡等思想、信念，迅速深入川民之心。
四、刘湘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与合作，重塑川军官兵的形象
为了激励川军各路将士出川抗日，打“国仗”，增进川军出川抗日的战斗力，8月27日，刘湘在召集唐式遵、王瓒绪、潘文华以及第七战区参谋长傅常会商后，还召集邓锡侯、孙震、刘文辉、李家钰等川军将领会商出川抗战的相关具体措施。力求做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与合作，在抗战中向全国人民、全川人民展示川军将士誓死抵御外辱、卫国保家、为国牺牲的决心与勇气，重塑川军官兵的形象。为了及早奔赴抗日救亡前线，经川康绥靖公署共同决议：出川抗战部队，限于9月5日以前开拔。
在川军官兵酝酿出征的同时，四川各界民众也要求川军各部立即停止内讧，团结一致，出川抗日。自8月7日以后，成都市民多次举行有10万人参战的大规模集会，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发动全民抗战，保全领土，收复失地，肃清汉奸”等要求。自8月中旬淞沪会战以来，许多学生、市民自动到川军各部示威游行，要求川军迅速出川抗日，将日寇赶出国境。四川广大父老乡亲的呼吁与期望，成为激励川军奔赴战场，杀敌报国的又一积极因素。9月5日，四川各界民众分别在成都少城公园、大光明电影院举行欢送川军出川抗日大会。川军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邓锡侯、唐式遵、杨森、许国璋等各军、师、旅及各界代表5万余人到会。川军出川抗日将领唐式遵、潘文华以及一些军人代表做了抗战救国、抗战到底方面的发言，向川中父老乡亲表达了出川抗日收复失地、保家卫国的决心与信心。
邓锡侯豪情满怀地说：“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表达了带领川军将士加倍努力抗战，以死报国，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李家钰发誓：“男儿欲报国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表达自己以身报国，死而无憾的勇气与坚定信念。
第七战区第二纵队司令兼21军军长唐式遵表态说：“式遵宣誓出川抗战，失土不复，誓不返川。”大有川中前贤司马相如所谓“不立功名，不高车驷马绝不过此桥”之气概，表达了川军将士坚决抗日、抵御日寇的决心。
值此生死存亡的时刻，杨森对抗战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支持办好《锄奸抗日特刊》等进步刊物。他发表声明：“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在检讨内战带给川民灾难痛苦的基础上，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提出了不怕流血牺牲，通过尽军人的职责报效家乡父老的心愿。
许国璋师长在出川抗战前对妻儿告别时说：“我出川抗战，身以许国。你们在后方，妻要勤俭过生活，儿要努力读书。我每月除以应得薪金寄助外，要你们自己努力。至于我，望你们不要惦念。”王铭章在家信中表示要编练好部队，“以期达到枕戈待战，朝令夕发，共赴国难”。饶国华将军在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词：“此次奉命出川抗战，誓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坚贞，用尽军人天职。……决心率所部效命疆场，不驱逐倭寇誓不还乡。”他那豪情、慷慨、英勇、沉毅的精神感染了每一个将士。
受到长官抗日思想言行的激励，川军将士们无不士气高昂，为抗击日寇为国捐躯、效命疆场的呼声深入人心。川军整体形象也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之大变。会后，川军各路在第七战区总司令刘湘统帅下，分水路、陆路开赴抗日主战场，践行他们抗日救国、誓死保家卫国的诺言。整个欢送会气氛浓烈，充分表现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军民一心，誓与日寇决战到底的坚强意志。
在中日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川军主动积极地出川抗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以及“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妥协”等抗日积极主张，对刘湘、刘文辉、潘文华和邓锡侯等川军将领及其官兵的统战工作，对激励川军出川抗日、英勇杀敌报国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助推川军保家卫国、出川抗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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