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29日，年幼的曹耘山和曹丽亚穿上了漂亮的衣服，来到了中南海春藕斋参加婚礼。

直到进入了丰泽园中，他们才知道婚礼的主人公之一是他们的姨母李敏，而婚礼的主持人，他们的姨祖父，就是全国上下都崇拜的毛主席。婚礼结束之前，两个孩子还被毛主席揽在身前，拍下了一张大合影。

两个孩子的母亲毛远志是毛主席唯一的亲外甥女，也是毛主席的亲人中最为低调的一个人。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无人知道她与毛主席有亲戚关系的事情。

毛远志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唯一的女儿。1922年5月5日，她出生于湘潭韶山冲，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

她与毛岸英同年出生，因此与毛主席和杨开慧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一同长大。幼时的毛远志经常和堂兄们打打闹闹，像个男孩子一样。杨开慧很喜欢这样的她，亲切地叫她“野妹子”。

与两位堂兄一样，在毛远志的童年时期，父亲缺席了她的成长——彼时的毛泽民同毛主席一起参加革命，常年奔波在外。

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前，毛泽民仅仅回了两次家，第二次回家时毛远志也只有五岁，而且他只在家中住了三天。因此，毛远志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深刻。

毛泽民

大革命失败后，韶山作为毛主席的桑梓之地，白色恐怖尤其严重。做农会工作的母亲王淑兰被迫带着女儿远离故土。

然而，在1929年王淑兰不幸被捕，年仅6岁的毛远志同母亲一起被关在了长沙陆军监狱中，度过了近一年的监狱时光。直到第二年红军攻打长沙，许多革命派才得以借机越狱逃跑。

离开监狱的日子并没有变得很好。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王淑兰与毛远志居无定所，不停在各个城市之间转移。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淑兰都为党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

1931年初，她曾经带着毛远志和收养的烈士遗孤毛华初去上海寻找毛泽民。然而彼时的毛泽民已经离开了上海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民

1931年的上海并不太平，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关系尤其微妙，一场冲突似乎不可避免，王淑兰被迫带着孩子返回到华容。

连日的奔波让她用光了盘缠，两个孩子被迫被送去当童工。身处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身为一党重要领导人之女，毛远志曾经在富有人家做童工，甚至做过童养媳。

这种情况直到1937年才有所改善。多年来因四处征战始终无法与自己妻女取得联系的毛泽民从延安传来消息：他联系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告知自己还有一女在湖南，很有可能在地主家做丫头，希望能够帮忙找到她并把她送来延安。

这封信是1937年秋天到了武汉办事处党员同志的手中，而他们找到毛远志时已经是这年年底。

得知毛泽民希望女儿去延安的意思后王淑兰很高兴，她带上了毛远志的远房表姐章淼洪，亲自将两个女孩子送到了长沙，交到了即将送她们去延安的人手里，自己才返回华容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王淑兰

两姐妹辗转到达延安时已经是1938年了。毛远志没能见到自己的父亲——毛泽民在她到达之前两个月被派往新疆工作了。

但是，伯父毛主席热情欢迎了两个孩子，在当晚就专门将两人接来并摆了接风宴。席间毛主席一直尊称王淑兰为“四嫂”，还非常高兴地吃了王淑兰托孩子带过来的家乡的云片。这带给毛远志极大的亲切感。

毛远志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个“任务”是上学。毛主席曾亲自考察过小侄女的文化水平，发现在韶山没有上过学的她大字不识一个。因此，毛主席安排她去到了延安鲁迅小学读书。

毛主席在延安

读书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令她极其不适应的是与家乡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来到延安后，毛远志因水土不服略有些不舒服，童年流浪生活带给她的胃病更加经常地困扰着她。

最重要的是，她一直吃不惯延安的小米，只能到伙房自己找锅巴泡水吃。这样不健康的饮食让她的胃病更加严重。

身体上的不适被小姑娘咬牙忍下，她从不告诉自己的伯父毛主席。在离开家之前，母亲曾经千叮咛万嘱咐：伯父干的是大事，不可轻易打扰他，因此所有的疼痛毛远志自己一个人忍下了，直到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一情况。

毛主席也没有惯着自己的侄女，他告诉毛远志：“在延安小米是主食，不习惯吃小米饭就要挨饿了。”为了适应延安的生活，毛远志咬牙开始吃小米饭，最终让自己的胃适应了这里。

毛主席在延安

在延安的毛远志同样惦记着身在华容、经济不富裕的母亲。她曾经问过毛主席可不可以每个月给母亲一些补贴。

毛主席考虑到自己与王淑兰之间有亲戚关系，不好意思直接拨钱补贴，便让她向主管经济的同志反应。其实毛远志所求不多，她希望每个月母亲有二十块钱的补贴就好了。

当然，她的主要“任务”也完成得很好。因为在16岁时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毛远志分外珍惜自己的求学时光，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她便学完了小学五年的课程。

她还曾经向伯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当时毛主席考虑到她年纪还小，便建议她加入了少年先锋队之中。毕业后，她进入了军委二局做机要秘书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北方局组织部。

毛主席在延安

在延安，她还邂逅了自己的爱情——曹全夫。两人相遇是在1941年，彼时的曹全夫正担任抗大的教员，因生活条件恶劣染上了多种疾病不得不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回到延安治病。

而原本在北方局的毛远志也因为头痛病发作回到了延安，边学习边休养。两位“病友”就这样在延安和平医院相遇了，他们俩的病房刚好是紧挨着的。

聊着聊着他们发现，原来1938年两人就是几乎同时到达了延安。曹全夫是山东安丘人，出生于1921年。

曹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明清两朝曾经出过8名进士，因此曹家非常重视教育。“七七事变”爆发时，曹全夫已经读了初三，在当时算是学历很高的高材生了。

此时日本侵略者已经摘下了自己的面具，直接对中国实施了侵略，华北也沦陷在了日寇的铁蹄之下。这一切给了曹全夫极大的震撼，他从书本中抬起了头，决心投身于抗日之中。

曹全夫

恰在此时，京津地区流亡至安丘的学生们开始在大街上宣传救亡图存，号召大家坚决不做亡国奴。

听了这些宣传的曹全夫和自己的堂兄曹勉夫听完后深受鼓舞，他们很快在自己的学校中组织了一个四人“读报小组”议论时事。他们还曾经想过，如果日寇来了安丘，他们可以上山打游击战。

这些年轻的学生们此时还不知道，政治也好，战争也罢，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久后，这个在学校中，仅有四个人的“读报小组”也被人举报了，国民党的军警来到学校将这四人拘留了起来。

尽管后来他们都被释放了，也没有受伤，但当局的态度还是激怒了这些学生，让他们非常不满。

抗日时期的爱国学生们

不久后，日寇如所有人意料之中的那样攻占了山东。当地没有坚决抗日的队伍，学生们也无从搞到足够的枪支和子弹。

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山打游击的想法是很不切实际的，想要真正为抗日尽一份力，他们仍旧需要加入抗日武装之中。最终，这四名读报小组的成员决定一同离家出走。

1937年10月，四人相继离开安丘到达了西安。在这里，另外两名小组成员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之中。曹全夫和曹勉夫仍记得当年国民党当局逮捕他们的行为，没有被一时的鼓动宣传迷惑。

曹全夫回忆自己的选择时，提到了两个对他影响很大的人：其一是他的父亲曹叔谦。父亲不仅支持他走上抗日道路，还曾经叮嘱他：“出去要学你的表哥，不要干国民党的事情。”

被逮捕的爱国学生

曹全夫的表哥是中共安丘县第一任书记刘云鹏，后来因国民党追杀到了外地参加革命。显然，父亲的态度是希望曹全夫加入共产党之中。

另一个人是曹林斋，是曹全夫的同族之人，他的父亲是杨虎城手下的一名旅长。彼时的曹林斋正在读高中，他没有借助父亲的帮助在国民党中迅速占有一席之地，而是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紧密。

当曹氏兄弟上门投奔他时，曹林斋介绍他们加入了解放先锋队中，又带他们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理手续。经过在安吴堡两周的学习，以及八九天的徒步，他们终于在1938年4月中旬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两兄弟一同进入了抗大三大队一队。这里的生活对于从小读书的两个孩子来说实在艰苦，他们一边要上课学习，另一边要开荒种地。住的地方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饭和山药蛋。

抗大

两位在温饱之家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咬牙挺了过去，经过半年的时间，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还学会了自己打草鞋。半年之后，他们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中。

令人惋惜的是，两人没能一起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毕业后他们随抗大共同开赴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1940年又转移到了太行地区，曹勉夫后来被派遣到了冀鲁豫军区分校工作，却在一次转移中不幸牺牲。曹全夫也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来到延安养病。

养病期间，毛远志和曹全夫聊得十分投机。毛远志仰慕曹全夫的文化，他的学历和学识在一众以小学文化和文盲的“病号”中十分突出。

但他为人并不自傲，反而是忠厚而谦逊。正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毛远志没事就去找曹全夫请教知识，她听他讲了《新民主主义论》，讲了辩证法；曹全夫还教了她打太极拳。频繁的交往中，两人自然地坠入了爱河。

毛远志在延安

确定了心意后两人并没有立即在一起。正如霍去病所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们还要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曹全夫来到了延安中央党校六部学习，毛远志则在陕甘宁边区的盐业公司工作。

1945年，毛远志终于带着未婚夫去见了自己的家长，她希望得到伯父毛主席和父亲毛泽民的祝福。

这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主席重庆谈判结束后的两天，她立刻去到枣园看望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看到她有了自己的恋爱对象，将两人留下一同吃饭，还特别叮嘱炊事班做了一大碗扣肉。

席间毛主席非常亲切地询问了曹全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当得知这个年轻人出生于山东安丘，曾经上过抗大，是从敌后回到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显然是认可了这个侄女婿。

1940年春，毛主席与周总理、任弼时同志，在延安机场

此时的毛远志高兴中带着一丝不安，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自己父亲的音讯了。刚好席间的另外一个同志突然问起了毛泽民的消息。

提及此事，毛主席的笑容一下子维持不住了，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沉痛地告诉在场的人们：毛泽民已经被反动派杀害了。席间的毛远志咬破了自己的嘴唇，仍旧忍不住哭出了声。

事实上，毛泽民的牺牲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1933年盛世才主政新疆后，为了争取民心、联系苏联，曾经公开表示拥护马列主义、走共产主义道路，提出了“民族平等”、“宗教自由”等八项宣言。

毛泽民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促进和影响下，他又在1934年和1935年相继制定了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

然而，在当时就有人担心这并不是盛世才的真面目。陈潭秋曾经说过：“盛世才随时有同我们翻脸的可能。”为了新疆人民，为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决定积极做好统战和支前工作，但是随时警惕盛世才的翻脸。

果不其然，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的脸比翻书还要快。如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唱衰苏联，认为苏联不可能顶住德国的进攻。

为此，他阴险策划了“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以“暴动匪首”的身份押入牢中，以此测试苏联的态度。

然而苏联此时深陷与德国的战争之中，根本拿不出什么态度。盛世才自以为苏联处于大厦将倾之际，便在1943年9月27日秘密处死了毛泽民。

盛世才

从小就没怎么见过父亲的毛远志骤闻噩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她甚至没有和父亲认真相处过，也没有得到父亲对自己婚姻的祝福。

在毛主席离开饭桌后，毛远志忍不住跑出了窑洞，在外面的空地上失声痛哭。情绪发泄之后，她又找到了毛主席，坚定地表示：“您放心，我挺得住，我会坚强起来的！”

过了几天，毛远志和曹全夫一起来看望毛主席，他们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毛主席“走后门”，准许他们去中国东北参军。

之所以需要“走后门”是因为曹全夫隶属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延安没有哪个单位可以给他下派遣令，所以他只能求到毛主席面前。

这样的“走后门”毛主席是很支持的，不过他也叮嘱了两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讲团结，绝不能因为自己身份而搞特殊化。两人高兴地表示一定遵守伯父的教导。随后，他们又含蓄地提出希望毛主席可以同意他们结婚。

因毛远志失去了父亲的缘故，毛主席对她的关心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子女。

毛家三兄弟与母亲文七妹的珍贵合影

他很快回信同意了两人结婚，他给毛远志买了一件皮大衣，并将一匹听话的棕色老马送给两人作为特殊的结婚礼物。这是毛主席一生中送出的不多的结婚礼物。

1945年10月底，毛远志与曹全夫夫妇告别了延安，加入到了进军东北的队伍中。此行可谓一波三折。尽管部队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却在路上被多次阻断交通。当他们好不容易走出了张家口地界时，又接到了不去东北、在当地活动的命令。在河北工作期间，毛远志诞下了自己的长子。

这孩子也经历了许多风波。为了专心工作，也为了孩子的安全，在1946年10月撤出张家口的时候毛远志夫妇将孩子寄养在了河北省平山县的一户老乡家中。

1948年秋天，两人突然接到消息称孩子病重。毛远志骑着毛主席送的马匆匆赶回平山，发现孩子因罹患痢疾已经奄奄一息了，村里又没有合适的药物。毛远志赶快抱着孩子来到西柏坡急救，才抢回了孩子的一条命。

得知侄女生子后，毛主席专门托人捎给了她一张家庭合照：照片中有毛主席，还有抱着李讷的毛岸英。

看到照片后毛远志便知道哥哥已经回到了延安，回到了毛主席身边。也知道毛主席这张照片中寄托了对她的思念。

但革命的工作始终是所有人放在第一位的，两人再次见面已经是1948年4月，中央机关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暂住的时候。

某天下午，毛主席叫来了毛远志和曹全夫聊天。见到毛主席时毛远志发现他穿了一身灰色的旧军装，脚上的一双旧布鞋已经破了两个洞，拇指都露在了外面。

曹全夫着急地说“该换换了，边区每人节省一针一线就够您穿了。”毛主席笑道：“破了没关系，旧的穿着舒服。”看到毛远志穿的上衣有很多补丁，他笑了起来，高兴地说道：“看来你会打补丁了。”

毛主席与毛岸英

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后毛主席的工作更加繁忙，毛远志很少去打扰他，仅仅在毛主席仍旧住在香山时匆匆看望过一次。

她的身体一向不太好，但那天仅仅穿了一件棉衣。毛主席询问她时，她答道现在只发了一件棉衣，还有一件棉背心没有发下来。

毛主席当即将一件自己的旧棉衣和旧毡帽送给了她。不久后，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曹全夫、毛远志夫妇相继南下到江西军区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远志谨记当年对毛主席的承诺，很少到中南海看望他。两人对外也很少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却在工作之余主动承担起了毛家的家事。

毛主席

建国后曹全夫曾经担任朱德总司令处参谋、军事秘书，“五七”干校第一任校长兼党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但即便是他的同事和家乡人都很少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侄女婿。

毛远志则先后在江西省妇联、中南军区司令部等地工作，直到1954年转业后调到北京才与家人团聚。

1971年时，她身体很不好，却仍旧自愿前往江西工作，以病弱之躯坚持参加身体劳动。在对外交往时，她常常自称“阮志”，隐藏姓氏以避免人们将她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

孩子们也被夫妇如此教育，他们很少在家谈论毛家的事情。即便是当年去参加李讷婚礼时留下的那张珍贵合照都被他们锁进了柜子里，以免孩子们因自己的家庭背景而产生优越感。

李讷夫妇

但是不谈论毛主席并不意味着她不敬爱自己的伯父。毛主席去世后，她每年都在毛主席的生日和忌日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却总是悄悄来去，从不在签名簿上留下名字。

在她写的缅怀毛主席的书中，她如此真挚地写道：“当您安祥地躺在人民大会堂的花丛翠柏中时，我曾三次守在您身边，哭着依依不愿离去。有多少个夜晚，我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慢步在纪念堂外面，在月光的照耀下，我仿佛看到您面带微笑，健步走来，接着您那慈祥和蔼而又幽默的言语萦回在耳边……夜深了，我才默默地走回来。”

她晚年致力于撰写父亲和母亲的传记，甚至手抄了大量材料，总共整理出近30个卷宗的材料。可惜，常年身体欠佳的她在1990年7月6日便告别了人世，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