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3日凌晨，毛主席次子毛岸青在北京三零一医院因器官衰竭逝世。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毛岸青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插满输液管，失去了语言交流的能力。
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和自己的父亲毛主席一样，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但身为妻子的邵华清楚地知道毛岸青心中所想。
毛岸青与妻子邵华
1990年清明节前夕，她陪伴丈夫回到长沙为毛岸青的生母杨开慧扫墓的时候，他在板仓旧居的签名本上工工整整写下了“杨岸青”三个字。
邵华知道，终其一生，毛岸青都在思念自己的母亲。
次年6月24日傍晚，邵华因病去世。遵从她的遗愿，邵华和毛岸青的骨灰在自己的儿女护送下安葬在了长沙市长沙县杨开慧烈士陵园中。
多年来始终怀念母亲的毛岸青，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边。
毛岸青之所以这么思念母亲，是因为他艰苦的童年生活中，基本都是母亲陪在他的左右。
杨开慧
1923年11月13日，毛岸青出生于长沙东乡板仓。一年前他的长兄毛岸英出生于长沙清水塘，四年后他的幼弟毛岸龙出生在武汉。
从这三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孩子出生地都不同这一点就能看出，当时他们的父母，毛主席和杨开慧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
1927年8月底，毛主席离开板仓，前往安源领导秋收起义。当时任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毛主席和杨开慧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小儿子毛岸龙。
杨开慧一边带着三个孩子，一边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1930年秋天，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长沙的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这一年10月，杨开慧不幸被捕，毛岸英也一同被关押。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三个孩子从这一天开始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右）、毛岸青
杨开慧牺牲后的第18天，毛岸英被保释出狱，不久后他回到了板仓和弟弟们团聚，外婆照顾起了他们的生活。板仓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们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
为了保护三兄弟的安全，毛主席的大弟毛泽民亲自写了一封信，请板仓的亲属们将孩子们送来他工作的上海。
几经周折，这封信终于在1931年1月到达了板仓。毛泽民在信中强调，一定要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将孩子送来，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就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了。
护送的工作由外婆和杨开慧的嫂嫂李崇德负责。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她给孩子们改了名字，分别叫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并开始改称呼：称呼外婆为“奶奶”，叫原本是舅母的李崇德为“妈妈”。
此时的毛岸青才刚刚8岁，还是懵懂、不谙世事的年纪。改姓氏为杨，随母姓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民同志
这一段颠簸的经历也深深刻在了毛岸青心中：他们春节前在板仓启程，由当地农民纠察队队员用手推车推着三兄弟到白水火车站。
坐火车到达汉口后，李崇德通过一家商号的关系秘密买了船票前往上海，一行人这一年的春节也是在上海度过的。
到达上海后，毛泽民将他们安顿在了泰安旅馆住下，并很快安排三个孩子到我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接受教育和统一培养。
大同幼稚园是我地下党专门用于收养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烈士遗孤和领导人子女的幼儿园。1931年3月进入这所幼儿园时，毛岸青仍用了“杨永寿”这个名字。
大同幼稚园合照
大同幼稚园的时光是毛岸青前半生中难得的不需要颠簸流浪，同时身边又有很多玩伴的日子。虽然父母都不在，但他在这里有哥哥和其他共产党员的照顾。
他们在幼儿园中念书、晚上三兄弟睡在一起。在这里，他听哥哥讲了妈妈牺牲的场景，发誓此后要为妈妈报仇。
四月的一天，他还和当时幼稚园里的保育员以及其他的孩子们一起拍了一张合照，这也是三兄弟唯一一次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
对于毛岸青兄弟来说，幼稚园里发生的最难过，也是令他们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事情当属幼弟毛岸龙的去世。
这一年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毛岸龙突然生病发烧、腹泻不止。保育员陈凤仙将毛岸龙送到了附近的广慈医院急诊，诊断结果为紧口痢。当夜，年仅3周岁的毛岸龙抢救无效身亡。
1930年(左起)岸龙、岸青、岸英三兄弟在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实际上只存在了两年时间，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在这里也仅仅度过了一年时光。1931年4月下旬，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原本负责幼儿园工作的董健吾险些被捕，不得不按照地下党的指示隐藏在了另一名党员的家中。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大同幼稚园的一名保育员某天外出后突然失踪，下落不明。刚刚经历过叛变的幼儿园负责人们纷纷警惕了起来。
为防止变乱波及这些革命后代们，幼儿园于1932年春天被解散，园中的孩子们全部被遣散。毛岸青和毛岸英被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带回家中抚养。
寄人篱下是什么滋味，年幼的毛岸英和毛岸青悉数品尝。最开始被郑兰芳照顾时，她的母亲对此颇有怨言，时常直接出言抱怨。
顾顺章
再加上当时他们的住处距离法国巡捕房很近，唯恐被敌人的探子得知“杨永福”、“杨永寿”的真实身份导致他们的安全出问题，大约半年之后，他们就被送到了董健吾前妻黄慧光住处。
黄慧光与董健吾的四个孩子也都由她抚养着，这边小孩子的数量很多，再多两个也不太显眼，这也是掩护毛岸青兄弟的方式之一。董家的四个孩子里年龄最小的董寿琪与两兄弟的年纪差不多，三个人经常玩在一起。
毛岸青和毛岸英被送到黄慧光处时，董健吾只说这是自己朋友的两个孩子。不久之后黄慧光得知这两人是毛主席的孩子，瞬间担心了起来。
毛岸青和毛岸英又有着浓厚的湖南口音，他们又正处于贪玩的时候，黄慧光害怕他们两个和外人接触会引起其他人的疑心，一直没有让他们出去上学。被黄慧光照顾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们为了安全换了好几次住处。
董健吾
最开始的时候，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生活费由地下党组织提供，董健吾当时每个月给黄慧光20元生活费，有的时候还给另外的补贴。
然而，1933年初，原本的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转移到了江西瑞金，留下的地下党组织屡次遭到敌人和叛徒的破坏，无力再供给毛家两兄弟的生活费了。
黄慧光仅仅是一个家庭妇女，身边抚养着六个孩子，唯一的收入来源是长子的一点微薄工资。在董健吾不再提供生活费之后，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黄慧光只好接了许多其他的工作，包括洗衣服、扎纸花等等。
毛岸英和毛岸青难免也要承担一些工作。由于生活困难，黄慧光后期对他们俩也不是很好。除了吃穿无法保证之外，有一次毛岸青还挨了黄慧光一顿打。
毛岸英与毛岸青
接下来的一段生活对于两兄弟来说称得上是“流浪”。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生活无着落的两个兄弟曾经到烧饼铺当学徒、住过破庙、靠着卖报纸赚钱养活自己。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江西瑞金为掩护队员脱险而牺牲，毛岸青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怒在街头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结果被外国巡捕打成了脑震荡，自此留下了一生的伤痛。
刚巧此时，张学良欠了董健吾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情。董健吾在一次交谈时得知，张学良的夫人，被称为“赵四小姐”的赵一荻失手打碎了几件心爱的古玩，为此心痛不已，几乎连饭都吃不下。
董健吾就通过西安一个古玩店的朋友弄到了一套名贵的明代镀釉彩瓷送给赵一荻。赵一荻对此爱不释手，张学良见爱妻喜欢，便要以重金买下，董健吾坚辞不受。
张学良也不是要占便宜的人，见董健吾不接受钱财，就承诺帮他解决一个私人要求。董健吾随口说希望张学良能帮忙将自己的家的三个孩子送到苏联读书。这三个孩子指的就是毛家两兄弟加上董健吾的小儿子。张学良当即答应了下来。
张学良
1937年初，经地下党安排，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一同，经由张学良的部下李杜安排辗转送到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张学良还贴心地准备好了三个孩子留学的全部费用。这一决定自然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直到两兄弟赴苏学习之前，他们都没有再见到自己的父亲一面。
莫尼诺第二儿童院是共产国际办的一所国际儿童院，是专门为各国共产党负责人子女所设立的一所保育学校，学制足足十年。
在这里，为了安全，毛岸青仍然使用了“杨永寿”这个名字，俄文化名叫做“郭良”。
周恩来、邓颖超在苏联看望岸英、岸青
1945年9月，毛岸青考入了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
次年，毛岸英先行回国，向父亲讲述了毛岸青的情况。毛主席多年后终于看到自己的长子，又获知了次子的消息，高兴之下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开头便是：“岸青，我亲爱的儿子！”
在信中，他鼓励孩子要学成回国为人民服务，并给他寄去了李讷的两张剪纸。信的末尾，毛主席祝福了自己的儿子“进步、愉快、成长”。这是作为党的领导人、作为一名父亲给孩子的期许。
1947年5月，毛岸青同贺子珍一起回国，暂时住在了哈尔滨中共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蔡畅夫妇家中，并经由两人介绍光荣入党。
李富春与蔡畅
在贺子珍的建议下，毛岸青参加了克山县土改试点的工作，切实开始了解中国农村，磨练自己的意志和能力。
对于毛岸青来说这并不简单，刚刚结束了在苏联十几年的生活回国，他甚至不能流利读写汉语，经常时不时冒出一些俄语，写字也多用俄文。
饮食方面也不太习惯，尽管哈尔滨距离苏联很近，但毕竟是中国的城市，不像俄罗斯一样以面包、牛奶为主，而是以米饭、玉米面饼子等为主。最不方便的是他当时不太会用筷子，最开始只能吃“手抓饭”。
毛岸青
好在毛岸青的适应能力不错，他很快适应了大锅饭，学会了使用筷子，也住惯了东北农村的火炕。在与人交流时慢慢改掉俄语习惯和湖南口音，尽量讲普通话。
另一件需要毛岸青学习的事情是骑马。搞土改的时候，作为干部经常要走屯串户，有的时候一天需要跑很远的路，人力完全无法完成任务。
当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交通工具，加快速度的主要方式就是骑马。为此，毛岸青摔了不少跟头，学了好一阵才算学会。
毛岸青还将苏联的经验引入到国内，当村民们不配合的时候，他讲述了苏联集体农庄和农业机械化的例子，通过生动的事例说服了当地得到村民走互助合作之路。
毛岸青在韶山
他还穿上了手工制作的兽皮鞋，下地与农民们一起春播，劳动期间还同大家唠家常、讲故事，一派其乐融融。
这个时候克山县当地的同志们还都不知道毛岸青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当地依然使用“杨永寿”这个化名。
直到1948年5月，克山县的土改工作基本全面完成，省委书记王鹤寿来此视察工作的时候也对当地工作表示了肯定，他这才返回了北京。
就在火车要开的时候，王鹤寿对毛岸青说：“回去替我问好！”
送行的工作队的同志们都非常疑惑，“回去”是回哪儿去？“问好”又是向谁问好？
直到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已经离开了大家的视线，当地清楚情况的同志才告诉大家：这就是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他的母亲是革命烈士杨开慧。
毛岸青
此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在苏联生活多年，对当地的语言习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人，毛岸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开始从事俄文翻译工作。
在《列宁全集》中， 有许多文章是由毛岸青翻译的；《斯大林选集》中也有他翻译的文章。
但这些事情少有人知，即便是毛岸青的家人，也是多年后查阅这些著作的时候，才发现他曾经从事过这么多的翻译工作。
对于毛岸青来说，漂泊在外的日子已经结束，也回到祖国见到了多年不见的父亲，并对人民的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当前令他，更令毛主席头疼的就只有一件事了：他的婚事。
1953年，毛岸青因病赴苏联疗养，六年后回国后在大连休养。此时的毛岸青已经三十六岁了，在当时绝对称得上大龄青年，却还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此时，他的哥哥毛岸英已经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毛主席只有这一个儿子了。因而，毛岸青在大连休养期间受到了严密的保护与照顾。
毛岸英
这与当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濒临冰点也有关。毛岸青在苏联接受的是封闭治疗，我国无从得知其情况。
回到大连时，由于过度使用激素，毛岸青全身浮肿，病情相当严重。为了调剂毛岸青的生活，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经常陪他到海边散步、聊天、打克朗棋等。
与此同时，市委几名热心的同志还特别物色了一位女护士来照料他的生活。这名女护士小毛岸青八岁，是一名优秀共青团员和先进工作者。
无论组织上为何将她安排来照顾毛岸青，她都圆满完成了自己作为护士的任务，认真叮嘱毛岸青吃药。
在这名护士的护理下， 毛岸青的身体好转了很多。可惜，两人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却没有碰撞出一丝火花。
直到1960年1月，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同样来到大连疗养，带来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刚好正在放寒假的二女儿邵华来到南山宾馆看望毛岸青。
毛主席与毛岸青、邵华合照
一向对男女之事十分不感冒的毛岸青，一眼就相中了邵华。
邵华比毛岸英小了足足15岁，比自己的姐姐、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小了8岁。毛岸英和刘思齐喜结连理时邵华还是一个小姑娘，经常随着姐姐到毛主席家里玩儿。
在主席的推荐下，她进入了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了毛主席的一名小“论友”。
某次两人在谈论小说《简·爱》的时候，聊起了恋爱观的话题，毛主席又想起了自己的二儿子毛岸青，话题也不由自主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毛主席当时还说：“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我的儿子嘛，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邵华心中自此就对素未谋面的毛岸青有了一个大略的印象。
邵华
随着母亲来探望毛岸青时，邵华和毛岸青一见如故，两人聊得十分投机。过了一会儿，邵华的母亲张文秋和陪同的两位市委领导都离开了，让两位年轻人自己聊天。
市委领导原本就将毛岸青的婚事挂在心上，在陪同张文秋喝茶的时候，他有意探知了张文秋的心思，得知对方也愿意与毛主席再结秦晋之好，心中不禁大喜。
邵华在大连仅仅待了十几天就匆匆赶回北京上学了，两个人的情谊却没有就此断绝，自此开始用书信联络。
毛主席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地来信询问了他养病的情况，又询问毛岸青和邵华：“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对此事表达了赞成。
双方家庭知根知底，两位年轻人又情投意合，就在1960年“五一”前夕，毛岸青和邵华在旅大宾馆会客厅举办了婚礼。
毛岸青与邵华
由于毛岸青的身体不好，婚后反而是年纪较小的邵华照顾他比较多。毛岸青因为早年受的伤落下了一个慢性子，不愿意多运动，有的时候说话条理也有些问题。
凡是出问题的时候，都是邵华在帮他处理。
婚后的毛主席很少见自己的儿子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一看到毛岸青，就忍不住想起自己早年牺牲的妻子杨开慧，想起自己在朝鲜战场上失去的儿子毛岸英，想起在上海病逝的儿子毛岸龙。
每每想到这些，总是会让年纪已经不小的毛主席伤感很久。
毛岸青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杨开慧。儿时与母亲的唯一一张合影，以及刚到苏联时与哥哥的合照，都被他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看着这些照片，仿佛这些至亲的人们仍然活在自己的身边。
毛岸青与邵华、毛新宇
建国之后，毛岸青多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板仓祭奠母亲，每次都要留下合影，并在此默默良久。杨开慧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还为自己的母亲写了一首歌作纪念。
邵华曾经回忆，毛岸青晚年的时候经常会一个人坐着流泪，若问起他：“怎么了？”
得到的答案总是：“我想妈妈……”
正因这样，邵华才深知毛岸青心中所想，留下遗愿和他一起葬在杨开慧的身旁，使得毛岸青可以在百年之后“看见”自己的母亲，享受已经数十年没有享受过的母亲的陪伴和呵护。
毛岸青前半生颠簸流离，母亲早早牺牲，父亲又很少见面，这并不是特例。
许多共产党员的孩子们都有类似的经历，要么父母都忙于革命事业，要么父母中已经有人牺牲在了革命的道路上。
时代的黑暗给了这些孩子不光明的童年，但他们长大之后，却大多选择了照亮黑暗，给未来的孩子们以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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