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7年7月7日，对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卢沟桥突然爆发的战火，使中国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但从这一天起，屡受挫折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
8月11日，火炉般酷热的南京城，国民政府国防会议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一天赴会的，除了国民党各路将领外，中国共产党派去了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与国民党共商联合抗日大计。
会议刚一开始，蒋介石便打出了一张王牌。
一直追随蒋介石、以亲日派著称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首先站了起来。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眼光只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脸上一扫就过去了。
也许，此时他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中，他这个坚定的亲日派在国内外是共知的，从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的讲演中就能看出几分。
何应钦说道：
日本是个强大的国家，兵力和财力都占优势，而我国民弱兵少，和他们相比，力量过于悬殊，如果抗战，恐怕打不过日本，前途令人担忧了。
本来，今天赴会的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对抗战时机的选择是否适当还拿不准主意，何应钦一番话，先给这次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周恩来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蒋介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而何应钦放了一炮后，蒋介石并未表态，而是悠闲地喝着水。
他马上感到，如不立即反驳，将会给决定抗战前途的这次会议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
这些天来，周恩来已感到国民党将领的思想倾向，他们大部分人是希望抗战的，但他没想到何应钦打了一个当头炮。如果让这种悲观情绪弥漫开来，将会给这次的谈判造成不良的后果。
何应钦的话音刚落，他马上站起来说道：
日本确实是个强大的民族，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他们的优越条件。但是，日本国小，资源不足，大部分依赖进口，况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的野蛮被世人所不齿。他虽然和法西斯国家相勾结，但常言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失败了。中国的确国弱，军事落后，经济和组织力量都比日本差，可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再说，中国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会得到国际援助，这是我们取胜的原因之一了。
周恩来最后抬高了语调，作了总结性的结论：因此，我们没必要悲观，也没有理由悲观，我们会胜利的。
周恩来话音一落，会议室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发言后，朱德马上又站了起来，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肯定了抗战胜利的必然性。他说：
也许大家都还记得辛亥革命吧？当时的蔡锷官职很小，而他的对头却是总督、总参议、兵备处总办等人。他们兵精粮足，武器先进，却在战斗中输给了蔡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人是反动势力，而蔡锷是正义的，所以，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胜利了。
朱德话虽不多，但旁征博引，言语生动，也颇有说服力。随后，又有几位国民党的将领发了言。这时，他们也都和周恩来、朱德的态度一样，要求坚决抗战，会场上洋溢着一种从没有过的亢奋之情。
蒋介石好象再也听不进别人的发言了，他表面上很冷静，可心里却暗暗佩服周恩来和朱德。但越是如此，他心中就越沉重起来，他知道自己碰上了真正的对手，他不是日本人，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等人，而是共产党！
他心里打起了鼓，觉得自己至少曾经是低估了共产党，低估了毛泽东。他有些后悔自己的一些作法，甚至有些担心自己会不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他心里七上八下地起落着。这个自诩为伟人的蒋先生又一次陷入了彷徨中。
因为，他不但看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智慧和谋略，而且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真正可怕的，也许是站在他们身后的毛泽东。
西安事变促成了中国内战的停止，但国、共两党的合作仍似云遮雾罩，艰难颇多。
事实上，早在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就曾有过多次秘密接触。蒋介石在十年征剿未达目的时，自然希望能利用红军处境艰险的形势，用谈判方法收编红军，溶化掉中国共产党。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则毅然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前嫌大大方方地坐在了谈判桌前。
1936年11月10日，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会谈。
会谈仍是极其隐秘，几乎没有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掀起多少波澜。会上，陈立夫摆岀了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首先代表蒋介石对中共提出了如下条件：
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目前可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开列完条件，陈立夫对潘汉年故作神秘地交底说：“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
潘汉年静静地听着，并没急着表态，睿智的大眼闪动着。听完陈立夫这一席话，他已经意识到南京蒋介石的阴险和对谈判毫无诚意，这哪里是谈判，简直就是收编。
几番交锋后，潘汉年神态严肃、一针见血地对陈立夫说：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确认这是抗日合作谈判条件。
陈立夫并未否认，也许他认为，此时穷途末路的红军似乎只能接受这一方案。从他那得意的眼神中，中共代表潘汉年预感到此次上海之行得空手而归了。
果然，在这之后，潘、陈又有过几次接触，但双方谈判条件相去甚远，会谈不了了之。
在西安事变谈判中，蒋介石被迫口头上允诺了停止内战。
多灾多难的中国，开始渐渐步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境地。在这种背景下，一度搁浅的国共谈判重新开始。
1937年2月至3月，周恩来、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南赴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开始高层的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会上，中共代表团提岀谈判的基本方针是：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敢消共产党则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为某路军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军队中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但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共产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可在特别区活动。
以上五点方针表明，中国共产党本着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实际上也作了让步。
2月12日下午，周恩来与顾祝同的面谈使这次谈判活动达到了高潮。会上，顾祝同虽然慑于周恩来的威名和才干，对周恩来礼让有加，但蒋介石的旨意，他丝毫不敢违背，在红军人数这一关键问题死活不做让步。会谈十分艰难。
2月16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指示说：
红军人数，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当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关于干部，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应由中央派充也。其它对于政治者待军事办法商妥后，再由恩来来京别议。
这种谈判，实际上就是一场互不相让的持久战，对这一点，中共代表团早有思想准备。周恩来只能耐下心来陈情说理、据理力争。双方讨价还价，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初步议定红军可编为三个师，人数相应增加。
3月8日，国、共双方鉴于谈判双方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决定将谈判意见书写成一条总结性条文，上报南京，等待蒋介石的最后决定。考虑到周恩来的威望及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国、共双方代表一致公推由周恩来起草条文。
眼看大局告成，中共代表们一直紧张着的情绪终于松弛下来。
但这时，国民党党棍贺衷寒却节外生枝，于3月11日竟然提岀将红军缩小至二万余人，并且旧账重提，要求红军改编后，副职干部须由国民党方面派遣。似乎这还不够，又在提案中要求改编后的红军取消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方面的一切命令。
贺衷寒的这一提案，转了一圈又成了国民党收编性的提案，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求中共放弃独立性，变成国民党的附属。
贺衷寒
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阅毕贺衷寒这个出尔反尔的条文，大为愤慨。周恩来对贺衷寒这个昔日的黄埔学生如此没有信义也大为失望。他当即将此事电吿陕北中央。
3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主张停止西安谈判，要求见蒋解决。并发去一封通过周恩来转达张冲的电报，称：
顾（顾祝同）贺（贺衷寒）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周恩来）回延开会。
由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时也有意将会谈搁置几天，让国民党代表反省，周恩来便率中共代表团暂别西安。
行前，顾祝同、张冲前来送行，也许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敬重，也许是对贺衷寒出尔反尔的歉意。
顾祝同临别时对周恩来说：“周主任，此行不管怎么说令顾某思路大开。贺衷寒所提附加案一事本人实在无法苟同。我以为，此次谈判仍可照我们先前商定的办理，至于其它问题，不妨由周主任将来赴京时与委员长面谈。”
张冲在一旁连连点头。
周恩来神情坚定地说：“谢谢二位的这句话，我会努力去做的。”
周恩来走了，返回了陕北。西安谈判虽然没能使红军的改编问题达成最后协议，但谈判仍向前大大地迈出了一步：红军改编成三个师以及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毕竟还是达成了协议。
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国民党对红军的军薪接济从3月份开始。毛泽东及红军与国民党军大战十年后，终于第一次可以从南京国防部领到现洋了。
1937年的阳春3月，中国虽处于日寇大举侵华的前夜，但风云激荡的时局带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应该说还是令人激动的事多些。
转眼间，三个月匆匆逝去。
6月，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再率中共代表团远赴庐山，开始了与蒋介石、宋子文的第一次庐山谈判。
素以凉岛著称的庐山，此刻云集了不少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怀揣我党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及十三个问题，有备而来。
牯岭，蒋介石行邸。周恩来与蒋介石的私下谈话已有数次。从绥远保卫战到全国的反走私，从当时全国的国防军事财政准备到太平洋整体安全问题，两人几乎无所不谈，海阔天空。
但对大环境的关注，丝毫没有冲淡两人代表各自立场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周恩来据理力争，蒋介石以攻为守，两人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
对周恩来，不知蒋介石是岀于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共事的那段交情，还是出于一种惜才之心，说话从来比较客气。
今天两人虽然利益不同，争得面红耳赤，但蒋介石还是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耐着性子劝道；
恩来呀，你应该体谅政府的苦衷，更应该理解我们的诚意和让步。一国多公，政岀多门，如何体现全国的抗战团结，政府的威望又将存于何地？让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考察国际形势，宣传宣传中国的抗战，以便将来更好地效力于民族、国家，于国、于个人还不都是好事？！
至于三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一事，我看实无必要。政治训练处统一三师之政工、训练足矣。机构壅杂，指挥不便，友军也会因此而有闲话的。
周恩来静静地听着。他了解蒋介石实际上是个很小气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对可能的利益是能争一分就争一分。逼朱、毛出洋，在红军即将改编的三个师以上只设政训处，实际上是南京想控制中共、红军及陕甘宁边区政府，限制中共的独立性。这种原则问题他是不会让步的。周恩来回道：
蒋先生，恕我直言，你对即将改编的红军过于关照了。三师为军。今日红军改编，三个师以上怎么能没有一个指挥部呢？这在国内各地军队的改编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嘛。不论今后成立的这支部队是几路军，设置总指挥部是合情合理的。我党已再三表明，这支军队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从事抗战大业，由朱德、彭德怀出任正、副总司令。至于政训处，按照国内友军编制，可以设置，但必须是在总指挥领导之下了。
周恩来以对国内政情、军情的充分了解和犀利的言辞，与蒋介石唇枪舌剑。双方你来我往，久不能决。虽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第一夫人宋美龄以及张冲等要员走马灯似地从中穿梭斡旋，但周恩来绝不后退，蒋介石冥玩不化，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周恩来、蒋介石，这两位十年前的黄埔搭档，终于没能解开谈判中的怨结。
说到底，在抗日战场尚未形成时，蒋介石仍抱着收编红军的幻想。起码在他看来，在中日全面战争尚未爆发时，绝不能让中共和红军轻易地取得合法身份。
6月的庐山，云遮雾罩。国、共实现二次合作的前景仍象深藏在雾中的庐山一样，变幻不定。但总的说来，1937年上半年的国共会谈仍以一定的步伐在向前迈进着。千里之外的陕北高原上，毛泽东关注着时局，对会谈的最终成功充满信心。
7月初，蒋介石、汪精卫一封封专函飞向全国各地。国民党各方军、政要人如同候鸟一般飞离炎炎酷暑，上了清凉幽静的庐山。蒋、汪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如期举行。在全国一片停止内战的呼声中，蒋介石决心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7月13日，应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率博古、林伯渠等人二上庐山，与蒋介石重开艰难的谈判。
庐山牯岭新一轮论战起前，卢沟桥的枪炮声便惊动天下。七・七事变，日军揭开了大举侵华的序幕。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全国、全世界的目光骤然转向了愈演愈烈的中日战争危机。
7月8日，中共中央率先通电全国，指岀：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岀路。
当天，南汉宸受中共中央委派，以毛泽东和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宋哲元的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向外界表明中共和红军一心抗日的民族之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与上海、太原、广西、四川、贵州等地电讯往来频繁，向各界申明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同时请求各界领袖及各地实力派努力同政府、同国民党党部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中共此时虽然避居陕北一隅，人不过数万，但鲜明的政治主张、严密的组织纪律以及与蒋介石较量十余年而未屈服所产生的影响，表明毛泽东仍是一位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政治对手。这一点，是那些拥兵数十万的地方实力人物所无法相比的。这一点也赢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敬重和支持。
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呼声中，蒋介石终于感到了压力，他有些无可奈何。
在他眼里，中共和毛泽东请求开上抗日前线的真诚似乎是想向他的国民党渗透，这更令他不安。但作为政治家，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无法拒绝中共光明磊落的要求，更没法对中共再动手脚。
蒋介石就这么抱着他那个收编的梦想苦撑着，他仍在注视时局。在给宋哲元的电文中他也喊抗日，但他的日记里，却是满篇疑问。
中共中央根据局势的发展加紧了攻势。7月14日，陕北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介石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任务。
同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向国民党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书，真诚地希望国共能携起手来，共御外敌。
中共中央此举，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7月16日紧急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与毛泽东相斗10年，他太了解毛泽东了。那个湖南大个子有着睿智的双眼和精明的大脑，他是不会放过任何时机的，尤其是今天这种有利的时机。
如果全面抗战之局面不可避免，把红军送上前线与日本人交战自然不是坏事。但今天时局扑朔迷离，切不可草率行事，放虎归山。拖！拖拖看再说。蒋介石终于打定了主意。
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牯岭行邸再开谈判。
博古剧照
谈判会上，蒋介石表示，中日开战后，中共方面的宣言即可发表。这是蒋介石所做的唯一让步。至于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司令部及设政治部一事，蒋介石任凭周恩来如何力争都不答应，甚至还要求红军改编的这三个师的参谋长须由南京方面指派，并想在三个师的政训主任人选问题上耍花招。
蒋介石一生中收编各地军队无数，但从没象今天这般劳神费力。周恩来看清了蒋介石的花招，严正相告说：国民党方面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我党决难接受。
7月的谈判仍无结果。周恩来心知好事多磨，未作让步，率中共代表团再次返回陕北。周恩来的辩才虽然岀类拔萃，但面对固执己见的蒋介石却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形势一天紧过一天。
7月底。卢沟桥燃起的战火已烧向整体平津地区，中日全面战争已迫在眉睫。蒋介石虽然连电宋哲元，让其收起乞求和平的幻想，但蒋介石多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迷乱了前方将士的视线，北平和天津，华北大地上的这两座历史名城终于落入日军之手。
一月前中共的愤然呐喊终于成了不幸的现实。
蒋介石叫苦不迭，在最后关头，他终于抛弃了犹豫、观望。7月中下旬，蒋介石在庐山语气悲壮地宣称：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心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蒋介石在日军无止境的步步进逼和国内外铺天盖地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毅然摒弃了妥协政策，决心操起抗日平倭之剑，回击日本的野蛮侵略。
8月13日，举世瞩目的淞沪战火爆发。淞沪抗战的爆发，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国民党军在南京政府的指令下奋起抗战。
南京谈判桌上，蒋介石终于再无回旋余地。此前，蒋介石早有允诺，一旦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就向全国发表中共宣言，在全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这种时候，面对周恩来锐利的双目，蒋介石又耍了最后一次花招。
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党谈判代表康泽提出要修改中共宣言，蒋介石居然当着应邀前来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的面应允了康泽。
中共对此断然拒绝。周恩来明确告诉蒋介石，中共决不接受康泽的提案。
面对日军凶猛进攻的强大压力和国内震天的抗日呼声，为了早日能把红军派上抗日前线，蒋介石最终叹口气，全面接受了中共方面所提的军事条件。
8月19日，国共双方达成最后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统辖三师六旅十二个团，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
为促使红军早上抗日前线，蒋介石甚至答应说，国民党不派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队中的一切职务，从排副到副师长，所有人选都由中共自行指派，南京政府对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三个师仅各派一名联络参谋。
当晚的庆祝宴会上，蒋介石与周恩来碰过杯后，不胜感慨地说：“恩来呀！红军改编一事政府已全力满足了你们的要求。今后抗日大局，全赖你们鼎力支撑，望贵党、贵军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蒋先生尽可放心，我党抗日救国之心已明昭天下，愿在先生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竭尽全力。”
周恩来的话，激起满堂掌声。蒋介石笑了，但从他的眼中，周恩来似乎仍看到了丝丝不安和忧虑。
9月22日，南京中央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首次告之国人中共“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此举，对国民党来说，摆岀了一个国家、民族胜于一切的高姿态。对中共来说，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蒋介石对中共和红军承认也承认了，此时自然不愿放过一个抬高自己、团结国人的良机。
9月23日，蒋介石就公布中共宣言一事发表谈话，称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甚至向全国人民表示：国共双方以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岀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
蒋介石不愧为玩弄政治游戏的高手，洋洋一番讲话，活脱脱地塑造岀了一个民族伟人的形象。同时也是给自己手下的各地将领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今日连共产党都合作了，抗日之举绝不再是姿态，而是实实在在动真格的了。
国、共两党在历经多年的波折坎坷后二度合作，国共统一战线终于在日本侵略军的枪炮声中正式形成。
当历史沉淀了七八十年之后，再回首，无论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定格的那段历史，都觉得当时的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在国、共对立的28年中，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竟不及和平共处的时间长。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外敌的入侵，国、共第二次联手，又有谁能怀疑呢？
西安事变十五六年后，当蒋介石败岀中国大陆时，曾痛悔地说：当初的国共合作，实则上了共产党的当。言外之意，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国共谈判，共产党也许早不存在了。
这句话，在一定的时期内确曾迷惑了不少人。但当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历史时，一切便又明白了。为什么蒋介石从1935年开始就秘密寻找与共产党谈判？张学良如果不是发现了蒋与中共秘密谈判，如果不相信中共有抗衡蒋介石的力量，他还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与中共结盟？退一步说，西安事变结束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和决心，他何以要留下这无穷的隐患？他又怎会在谈判中最后让步？
说到底，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历史不能再重来，但每一段历史都有自己清晰的脉络。不管怎么说，国共谈判的成功，使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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