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之后，真的有十万农军围攻长沙吗？以讹传讹数十年|农军|李维汉|长沙市

1927年5月，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成为全国模范的湖南，此时已经拥有200万农会会员和10万农民自卫军，然而竟被许克祥一个团千余人发动的“马日事变”就改变了颜色，一时令全国革命者震惊。

根据长时间形成的一种理论——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偏差，只能从上面的指导者找原因，否则就有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之嫌。

对湖南轰轰烈烈的农运一下子被打下去，自然要从领导者身上找原因。

被归罪的领导者，在中央的是陈独秀，在湖南省的则是李维汉。以后的历史证明，陈独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确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袭击缺乏警惕，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不冤枉。

陈独秀剧照

然而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曾科学地总结过，在路线问题上不要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而要注重寻找其社会原因。同样，对陈独秀当时的错误，也应看到是全党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力量尚不成熟的表现。

至于李维汉，在马日事变之前4年一直是中共湖南组织的负责人，因为那里的工农运动有全国突出的成绩，他被提升到中央常委的位置。

可是一旦湖南出了问题，又把责任归咎于他。特别是在马日事变后所谓反攻长沙的问题上，几十年间的党史上都为他记上一笔帐。

讲到湖南的马日事变后的史实，往往都说事变发生后的10天内，中共湖南临时省委调来10万农军反攻长沙。

甚至还具体地说柳直荀等集合农民自卫军在湘潭建立指挥部发出通电，在醴陵、茶陵、攸县、株洲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在株洲一带集结，超过2万人。在姜畲一带集合的农民自卫军则超过了3万余人。长沙河西第十区也集合起3000余人。宁乡集合起两支农民自卫军，人数近万人。浏阳集合的农军也有数万……

在描绘了这一番大好革命形势后，又说是因某一指导者阻止，说要等候武汉政府处理，结果农军大部奉命停止进攻而返回。否则，长沙不难打下，城内的反革命就会被消灭，革命形势就大不相同。这里所说的指导者，就是李维汉。

李维汉

在党内文件上，还直接点了他的名字。由于几十年间长期如此说，许多人都信以为真。以至于80年代以前反映湖南农民运动的许多电影、戏剧中，都出现了一个阻止农军打长沙的中央特派员。此人的艺术形象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代表，甚至跌到了叛徒、内奸的边缘。

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其实，后人如果以科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一下当时的各方面的资料，再对照一下实际的历史条件，就可看出这——10万农军反攻长沙（有的书中还有“30万”之说）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首先从当时湖南全省的农军数量看，据当时最高估的统计资料看，农民自卫军的数量最多也不过10万人，武器只有3000支枪，其他人拿的都是梭镖、大刀。

而这10万农军又分散于五十多个县，如浏阳一县原来只有几千分散在各乡的农民武装，而根本没有数万农军。

假如真调10万农军的话，就要把全省的农民武装全部不剩地都调到长沙来，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其次，从当时的指挥机构、通讯手段来看，在短时间内根本集合不起10万农军。

历史文件都证明，马日事变时中共湖南省委惊散，短时间内根本没有恢复起来。柳直荀出面组织下的临时省委只有五个人，对全省的各地党组织、农民协会已经丧失了统一指挥。

当时的农村通讯手段又极其落后，农军不像正规部队，是分散在各乡各村的不脱产的农民，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通知他们都集中起来呢？

再则，从农军的素质和交通工具看，当时也根本不可能调动那么多人。

武装力量的调动，从来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10万或30万人的行动，要吃、要住、要有后勤供应保障，不是随便可调来调去的。

农民自卫军

此时湖南的农军分散在几十个县，大多距离长沙有几百里，又没有任何火车、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在不到10天内，用什么手段才能把这么多人调到长沙周围呢？

最后，就是不谈上述几条，即使真像有的书上讲的那样，有10万农军到了长沙周围，其实也根本不可能打下长沙。

因为农军不同于军队，当时机构内部散漫，缺乏现代军事组织，也从未受到正规军事训练。所拥有的武器基本还是冷兵器，分散在几十县内的3000支枪就使都集中到长沙，也差不多都是些陈旧的破枪，根本没有机枪一类自动武器，更没有火炮。

而国民党军在长沙有三个团和一个留守处、一个军校约6000人的正规军守城，都是经过战阵的部队，不仅步机枪装备齐全，还有火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出现了人海式的攻城，除了血流成河外，不可能取得什么别的战果。

从当时国内各种报纸的正式报道，以及长沙市内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说明5月下旬只有少数农军到达长沙城郊。

由于队伍零散且缺乏严密组织，人数也不好统计，估计最多只有一两万人。真正与守城军接触的，只是浏阳的农军数千人，有些拿梭镖的农民还很英勇，举着原始的兵器冲击，可是一经守城的正规军开火，就迅速被打退。

查阅当时湖南的报纸，虽然其立场是反对农民运动的，却也能说明当时发生的事件的梗概。如《南岳日报》报道的唯一次农民大规模攻城的情况是：

（5月31日）浏阳率众数千，直达小吴门外，希图扑城，我武装同志前往劝止，竟敢射击，毙士兵二人，受伤五名，将士再难容忍，只令武力制止，勒令解散。惟无知被胁，未令追奔。事后调查，始悉该暴徒三路进攻，阴谋久蓄。

被后人称为临时省委负责人的柳直荀，翌年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第20期发表的《湖南马日事变回忆》中，也说明事实是：

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仅有长沙附近数县有一个于5月31日进攻长沙的计划，同时屯驻了万余工农义勇队于湘潭附近30里的姜畲地方而没有适当的指挥人才，结果是被敌人各个击破。

柳直荀是被树为正面典型的当事人，又是反攻长沙的指挥者，他称当时只集中了万余工农义勇队，是最可信的。

另外，有的材料说“马日事变”后湖南省临时秘密省委制定了一个长沙城郊数县于5月31日围攻长沙的计划，通过各地工会、农民协会等多条渠道传达到湖南省各地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这也是不可信的。

首先，这个秘密省委只是柳直荀等几个人自己仓促组建的，与中央完全失去联系，与省内多数县市也没有建立起领导关系，只能通知湘潭、株洲这几个县，并偶然打通了至浏阳的电话告知那里的领导人来反攻长沙。

而且按浏阳农军负责人潘心源的报告，湘潭方向没有开始与敌人接触便倒了台，唯一与长沙守军有过战斗的浏阳农军，也是刚一开火就败退下来。

率队的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面对这一形势，与临时遇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已经卸任的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研究，决定还是后撤，于是就此构成了李维汉被指责为阻止农军反攻长沙的根据。

这一错误定论的出现，还不是后人所为，恰恰发生在“马日事变”后的两三个月，是出于“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树立典型事例的需要。

中国有句俗话墙倒众人推，到数落某人的不是时，连传闻都可以当罪状。

10万农军围攻长沙，以及“李维汉阻止反攻”之事，本来就是不实的传说，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正好可以用来证明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和“右倾”的领导人的动摇性，于是未经考证就被写上党的文件，长期以讹传讹。

马日事变后两个多月，由刚刚赶到武汉不足10天的苏联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协助写成并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陈独秀进行了大批判。

瞿秋白

这个下车伊始并未认真调查的钦差大臣仅听到一点汇报和传闻，就主观地写上了许多条罪状根据，其中重要的事例就是指长沙问题。他在《告党员书》中如此写道：

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的建议，调动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被10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李维翰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

根据这类文件和一些传说，蔡和森翌年在苏联所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也对李维汉进行了点名批判，其中说：

知道许克祥要暴动，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发200元，次要100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30万农民于5月31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他的理论是：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武汉政府翻脸，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了武汉。现在武汉政府既然存在，便只有请求国民政府用法律手续来解决。

这里把农民武装的数字加至三倍，说成30万。李维汉阻止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错误自然更大。

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名的宣传家，也是毛泽东早年最要好的朋友。他犀利的文笔，为宣传革命理论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不过这篇文章中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在异一未考证清楚实情就落了笔。

蔡和森

感谢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许多虽然写入本本却不符合事实的历史事件，也终于可以还其本来面目了。

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12月，作为中共老党员的李维汉写了《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一文，随即公开发表，其中对《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和蔡和森的文章申述说：

上述两个文件的这些论断和批判是很严厉的，但基本上不符合事实，可是却成为几十年来论述党史和写文艺作品的根据。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承认在马日事变过程中犯有执行陈独秀路线的错误，并在各种情况下作过多次检讨；同时对这些基本上不符合事实的论断和批判，却心有不平。

根据李维汉的文章及党史研究者的考证，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5月21日半夜许克祥部发动政变的枪声大作后，李维汉急忙转移到城郊20里外的共产党员黎瑾的家中。黎的父亲是地主，不过却与徐特立是好朋友。李维汉进去时，发现徐特立也躲在那里，两人同居一室。

在黎家李维汉躲了九天，其间向省委去了三封信，都用的是代号，也不知对方的情况。当时临时省委来了封信提议要在长沙周围组织暴动，李维汉回信表示不赞成，因为工纠（工人纠察队）武装被缴械，省农协武装已转移或溃散，事属冒险，且此举应当请示中央。

这时，李维汉完全不知道有个什么反攻长沙的计划。5月31日上午，房主黎瑾突然跑进来对他说：“农民自卫军来了！”李维汉大感突然，马上跑出去联系。

走到路上，李维汉果然看到了农民自卫军，然而走在最前面的，是喊着口号的女宣传队。

查证那一年6月19日国内有名的《晨报》对此事的报道，也说是“以妇女走头做先锋”。

再看后面，男的自卫军有少数人背枪，多数拿着梭镖，还有扛炊事用具的，人群混杂，根本走不成队列。其实也难怪，这些临时集合起来的农民素无军事训练，临阵只能是这样。

李维汉后来说，这“不像是要攻城打仗的样子”。以如此的队伍向守长沙的国民党正规军发起进攻，后果可想而知。

李维汉急忙问谁是带队的人，不久找到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因过去就很熟，见面后马上问道：“你们怎么来的？”

潘心源答道：“柳直荀于三天前从株洲来电话，要我们5月31日来长沙会师。”

“农军来了多少人？”

“动员仓促，未能全部集合，只通知各区如期开拔上路，数目不知多少。”

两人正在讲话，听到小吴门方向响起了一阵枪声，随后就见大队农军混乱地退了下来。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报纸记载，当时守军只是开了火，农民队伍就向后退，并未追击，这一记载还是对的。

显然，这支队伍根本不能硬攻，潘心源急忙问李维汉说：“城内有敌人多少？”李维汉只根据10天前的了解说：“有3000。”

实际上，当时城内国民党军有三个整团、一个三十五军留守处，再加黄埔军校第三分校（长沙分校）的反动武装学员，兵力不下6000人。

潘心源一听就说：“攻城没把握。”他又问政治形势如何。李维汉这几天的消息来源差不多就是看报纸，只能告诉他说：“报上登了，武汉国民政府要派谭平山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来湖南，可见两党中央合作没有发生问题，我已一再建议省委向中央请示报告。”

“现在浏阳农军怎么办？”

“可以退回原地自卫，听候中央指示。”

两人谈话期间，根本未经阻止，农军大队已经凌乱地自行向后跑了。潘心源见形势不好，马上与李维汉告辞，去追赶农民队伍。

李维汉随后去了武汉中央，潘心源则退回浏阳收拾这支起初自己也“数目不知多少”的队伍，只集合起不足千人。

此后，这支浏阳农军根据原地自卫的精神保存下来，成为三个月后秋收起义的三大主力之一的第三团，也是参加起义的唯一的一支农民武装队伍。

真正参加反攻长沙并发生战斗的仅有的一支队伍，进攻和后撤的情形就是如此。

李维汉此时不是中央特派员，当时中央也没有这样的特派员。何况没等到领导人来进行阻止，农军一经战斗接触就自行败退，继而大部溃散。

至于说到这段时间李维汉主张报告中央，请武汉国民政府调查解决，即使后来看不正确，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人的意见，甚至毛主席开始也这么认为。

几十年后的人根据后来的情况演变，如果设想一下最佳的选择，只能是让叶挺部队击溃夏斗寅部后直下长沙，然后联络中央军校、贺龙部等中共能控制或能影响的武装一起举行反对国民党的暴动。

这等于是把南昌起义提前两个月发动，把秋收起义提前三个多月发动。这样干，也许能比后来的起义多一点力量。可惜，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是不能假设的。

在柳直荀等人的临时省委领导的湘潭方向，集中起来的万余工农武装根本没有出发向长沙进击。因许克祥团于5月26日调到湘潭，当地的反动民团也气焰嚣张，一经接触，据说只响了不长时间的枪声农军就垮掉。

虽不完全像潘心源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没有和敌人接触便倒了台，整个部队却也是稍经战斗就全部瓦解了。

据当时被中央派去新任省委书记的易礼容回忆，他从武汉去湘潭找柳直荀，以为那里还有队伍。可是所见到的只是零零散散的人在跑，于距城40里左右的一个大池塘边见到几个经过政治训练的农军骨干，他们说柳直荀已经去了浏阳，显然是想再联络力量。因带着一个装有5000块银元的大箱子，是农协的经费，此时拿不走，柳直荀下令把它丢到池塘里，结果不久还是被人发现取走了。

那个我失骄杨君失柳一词的收受人、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后来也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