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下旬，瑟瑟秋风染黄了路边的树叶，衣衫破烂的工农革命军在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
连日来，不断地爬山越岭，一次又一次地与前堵后追的敌人战斗，与日俱增的疟疾、痢疾病号，使这支队伍越来越疲惫不堪。
坎坷的路，崎岖的路，漫长的路，好像没有尽头似的，队伍越走越显得稀稀拉拉。有的人干脆跑到队列外，一屁股坐在路旁休息；有的人跑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子；有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咬着耳朵瞎嘀咕。
有的班长和军官管教士兵，士兵不听，就动起拳头。这时的士兵也火气不小，举手回打，路边出现了官兵扭打在一起的情景。
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部队里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情绪，使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中。
自从芦溪遭到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后，部队便始终被一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所笼罩。
虽然在9月26日部队取得攻打莲花县城的胜利，这种悲观主义情绪有所减弱，但并未因此烟消云散，还继续笼罩着部队。
此时带队的最高军事领导余洒度，更是牢骚满腹。从莲花出发向永新前进，走了一天后准备宿营。
因为天色还不黑，毛泽东提议再走10里然后宿营。余洒度私下十分不满地嘟囔道：“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此人到了这个时候，还保持着北伐时军官那种“五皮主义”的外貌——皮靴、皮包、皮绑腿、皮腰带、皮马鞭，一副旧军官的派头不改。
这支起义部队的成员，大都是武昌国府警卫团的官兵，其中多数是各地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当中还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在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革命群众后，他们都怀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脱离了家庭，参加了革命队伍。到部队后，经受艰苦战斗环境的考验，受到革命思想教育，斗志更坚定了，成为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这是部队的主流。
但在部队中也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旧军官出身的人，则是抱着当官拿薪水的雇佣观念而来，在战斗失利和环境艰苦时自然出现悲观动摇。
有些军官还存在随意打骂、侮辱士兵的军阀主义恶劣作风，严重影响官兵的团结。另外士兵中也有一些人是在革命高潮中来的投机分子，还有些是为了挣一个月10块银元的兵饷，抱着当兵吃粮的观念而来。
此时发不了饷，吃了上顿没下顿，自然情绪低落，时常有人开小差。
经过几次激战后，部队的人员枪支结构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编制仍继续保持着起义前的状况，所以便出现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很显然，这样的组织结构，不利于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面对这些情况，怎么办？怎样建设这支军队？建设什么样的军队？
“砰一”忽然，前面响起了枪声。
“哪里打枪？”毛泽东赶忙问道。
过了一会儿，只见营长张子清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报告：“又有八个人开了小差，我已派人去追。刚才那一枪估计是追赶的战士打的，吓吓逃兵。”
张子清剧照
毛泽东异常严峻地说道：“不要追！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不要开枪吓他们。”停了一会，毛泽东又说，“我不相信都会走光，总还会有要继续革命的。有句俗话说得好：“宁要鲜桃一个，不要烂桃一筐。革命也是这样，部队光人多不行，还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是东摇西摆的，留下来也没用。”
张子清听了毛泽东的话，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又说：“道理是这样。可目前队伍老是这种状况，倒是有点叫人心焦。”
士兵大量逃亡，这在当时真成了头等严重的问题。据当时参加行军的赖毅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一文中回忆说：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半年前参加国府警卫团、此时在一团当兵的黄永胜，5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也称：他的几个一同参军的老乡这时都准备跑，还找他一同走，说“回家干点什么也比在这里强”。黄永胜说当时还不懂多少革命道理，却认为“回家受土豪的压迫欺负，还不如在这里”。那几个老乡不耐烦了，不再理他，随后就跑了。
不光是当兵的跑，军官中也有不少人动摇乃至逃跑。当时的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一连串的挫折和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已经开始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听说还要继续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少数人便不辞而别了。此时，部队还剩下800余人。这样走下去，再不整顿显然是不行了。
9月29日，部队终于到达了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这里地处湘赣边界的九陇山脚下，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
三湾改编纪念馆
村子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四周群山环抱，郁郁葱葱，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小山村。全村大约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算是比较大的村庄。
这一天上午，三湾村几个去高陇逢圩的村民，突然心急火燎地跑回村里，站在街上大喊大叫：“从高溪那边过来了，上千的兵，大家快逃吧！”
一听说又有大批官兵开了过来，村里的人顿时乱作一团。那些正在地里干活儿和在街上摆摊的老表赶紧跑回各自屋里，收拾起几样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牵儿带女，躲进山里。
一直等到下午，仍不见有官兵进村。躲在山上的村民们有些呆不住了，于是派人回村附近去看看动静。只见队伍前头打着一面好高的红旗，队伍里的人背着枪，在后头还押着几十个垂头丧气的土豪。
几个胆大一点的后生一直躲在前山观看动静，见这些兵进村后一没放枪，二没放火，三没抢东西，还和留下的老头子有说有笑，于是又上山去把乡亲们喊了回来。
三湾村在大革命时期也建有共产党的组织，党支部书记李立一听说是毛委员的队伍来了，也赶紧从别的村赶了回来。这里的老百姓受过革命宣传的影响，有一定的觉悟，得知是共产党的部队来了，便拿着战士们的手，让他们到家里去休息。战士们坚持不进屋，老乡们便赶紧跑回各自家中下了门板，送来稻草，让战士们休息。
战士们便各自在屋墙找个地方，放下门板，铺上稻草当床铺。随后大家放下背包，就开始给群众扫院、挑水，忙乎起来。这些都是毛泽东刚刚为部队规定的，旧军队从来不干这事。
毛泽东一见乡亲们都回到村里，便指示部队把沿途打土豪缴获的粮食、布匹分给贫苦群众。看到这一情景，乡亲们也赶紧从家中菜园里割来新鲜的蔬菜、从鸡窝里掏出鸡蛋送到部队。有的青年农民干脆跑到池塘里捞起鲜鱼，刮鳞破肚后送给部队。
军民关系融洽，这样就为部队住下来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后面也没有了追兵，显然可以在此住一段进行整编。
部队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
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宛希先等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士兵委员熊寿祺等参加了会议。
召开这次会议，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这个想法是毛泽东从文家市到三湾的途中逐渐形成的。
从文家市出发后，毛泽东宣布部队将继续开往罗霄山脉中段的崇山峻岭之中，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路上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忧，逃亡不断，士气不振，不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成。
眼前的这些现象，使毛泽东深有感触，觉得当前革命最需要的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要靠自觉，不能勉强。大浪淘沙，不坚定地走了，留下来的才是金子。革命需要的是一支精干的、可靠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去开创艰苦卓绝的事业。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从文家市以来部队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现在军心不稳，士气低落，许多人都不告而别了，开小差的天天都有，有的人还公开煽动：‘你走不走！’‘往哪儿走？’部队是到了该整顿的时候了，再不整顿，我们都很难再带兵了。今晚请大家来，就是商量这件事，请大家发表自己的高见！
可是众人听了他的话后，都觉得很难拿出主意，余洒度、苏先骏也一言不发，于是大家都闷不作声。一时间，会场气氛有些沉闷。
毛泽东接着提出建议说：
我想当务之急，首先是进行缩编，撤销师的建制，全师编为一个团，实实在在的，不图虚名。公开宣布愿走者走，发路费，愿留者留！
听完毛泽东的这句话，苏先骏表态说同意缩编，但又说：
我们初来乍到，落脚刚稳，保持师的编号可以虚张声势，吓唬敌人，兵不厌诈嘛！
余洒度也立即附和道：
如果缩编成团，那么多军官怎么办？这不直接影响到部队的士气吗？另外，我觉得公开宣布愿走愿留恐怕也不行，弄不好，人会走光的。
“我看不见得吧！大浪淘沙，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走了也不足惜。我相信大多数是不会走的，还会坚持革命的！”余贲民见苏、余二人实际上都在反对毛泽东的意见，赶紧插了一句。
“至于多余的军官，可以成立一个军官队嘛！”毛泽东继续补充道。
“这样好，免得官多不管事。”余贲民满口称赞。作为党代表参加会议的宛希先、熊寿祺等亦表态赞成。
余洒度见多数人都赞成缩编，只好无奈地表示：“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开始问余洒度是否愿当缩编后的团长，余马上表示推辞。此人当时不仅是嫌官小，而且已经心灰意冷。
众人本来对余洒度一再指挥失误心中就有气，一见他不愿当团长，便七嘴八舌地推荐其他人选。有人提议张子清，有人提议陈浩，都是一团里面的营长。最后绝大多数人赞同陈浩担任团长，毛泽东也表示同意。
毛泽东接着说道：“还有一件大事要大家拿个主意。我想把党支部建在连上，既然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当然应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另外，部队的各级还应该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
大家一听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顿时议论开来，基本上都对“支部建在连上”表示拥护，但对士委会的职权范围却有异议。
“军官违法，由士兵委员会处罚，那成何体统！”余洒度首先反对道。
“官兵起居相同，待遇一样，那要官作甚？自古官兵有别嘛！”苏先骏也随声附和。
“咱们是工农革命军，不是过去的旧军队嘛！官兵平等，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有什么不好，这就叫爱兵如子嘛。”毛泽东亦慷慨陈词。
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方告结束，最后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这样终于形成了前委会的决议。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宣布前敌委员会关于改编部队的决定。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聚集在三湾村前的枫树坪，火红的枫叶映着万缕霞光沙沙摇曳。
在余洒度传达了前委会议的决定后，新任团长陈浩宣布请毛泽东讲话，顿时全场一片肃静。
在那棵参天大树下，面对着眼前为数已经不多的人员，毛泽东首先强调了改编的意义，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说完这些，他又大声宣布：
参加革命，完全是自愿的。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钱的路费，开证明信允许离队。希望即使回去以后，还要继续革命。将来如果谁愿意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
接着，毛泽东又继续说道：
我毛泽东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到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长，任重道远，你们跟着我，可能很艰苦，很危险，但是也很光荣。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毛泽东的话语，像阵阵春风，把战士们心中的火苗又吹旺了。队伍稍静一瞬，绝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由党员干部宛希先带头，跟着毛泽东走到枫树头下的左侧。
接着，张子清、伍中豪、陈伯钧、何长工等部队骨干，也纷纷站到了左边。
余洒度虽然对“上山”仍然想不通，却没有表示要马上离开部队。因此他略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站到了左边——也许他觉得留下来还可以据理力争。
因为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事，他们读过的马列小册子里从来没有说过。
苏先骏当时犹犹豫豫，也站到了左边，不过看得出是很勉强的。
最后，留在右边的人，每人领了5块光洋。一些站到右边的军官还不好意思，只说是“暂时请假离队”。毛泽东当场表示“准假”，希望他们早日回来，接着这些人各自散去。
经过这次整编，剩下的人只有700，部队人员虽然减少了，但士气、信念和战斗力却大大增强了，成为一支坚强团结的人民军队。
大会解散之后各单位将人员带回，接着改编开始。首先从整编组织开始，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每营三个连，加原特务连，共两个营七个连。另外设立军官队，卫生队。多余的干部编入军官队，伤病员与战斗员分开，由卫生队管理。
在整编中重新任命了干部：
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
一营营长员一民，党代表宛希先；
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
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
军官队队长吕赤；
卫生队队长曹荣，党代表何长工。
在组织整编同时，在部队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旧军队都是“兵随将走”，近代军阀部队更是以长官个人统带所属部队，一人倒戈就可拖走整个部队。
国民党虽然在军队中设有党部，只是起监视作用不能领导部队。在苏俄红军中虽然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却是以军事首长个人作为部队的核心，党组织只管发展党员、征收党费、政治动员之类具体事务。
毛泽东则是以党组织而不是以某个人作为领导部队的核心，在军队建设史上这是一大发展。
当时，毛泽东还联系到北伐战争期间共产党在部队中建立组织的经验教训，感到即使是叶挺独立团那样的部队，一个团才有一个党支部、二十几个党员。除了军官和政工人员，士兵中几乎没有党员，党的工作根本深入不了士兵。
武昌警卫团虽然有许多外面逃来避难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党团员比例比较大，连队仍然没有党支部，谁是党员还守秘密，党组织仍然抓不住士兵。这次秋收暴动遭挫折后出现严重逃亡现象，就是这种弊病的暴露。
为了真正落实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因为连队是部队的基层作战单位，部队的作战、训练和生活，多是以连队为单位。支部建在连上，就可以具体地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地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条措施对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战斗力和顽强性具有关键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对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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