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北伐名将叶挺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结束了在欧洲的流亡生活,迁回澳门,准备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叶挺回到澳门后,未能找到中共的地下组织,他就写信给我党派到上海文化界公开活动的阳翰笙,要求他来港澳会面,表达他迫切要求与党联系。
当时,在老粤军和老四军时期的一些袍泽,如在福建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在广东的陈济棠,在江西的陈诚等,得悉叶挺回到澳门后,便通过各种方式对他这些年漂泊海外,颠沛流离,表示深切慰问。
陈诚和陈济棠,一个邀请叶挺赴赣,一个邀请叶挺回省,欢迎叶挺到他的军队中去协力共事。
陈诚剧照
由于叶挺早已确定自己的政治信仰,没和陈诚、陈济棠合作共事,却欣然应邀参加了另外几位粤军老袍泽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的福建事变,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叶挺在参与筹划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期间,曾与中共军事代表张云逸会面,畅谈对时局的看法,并要求与党组织联系。张云逸对叶挺给予慰勉。
1936年5月,奉命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潘汉年,结束莫斯科活动后,回国复命时,途经巴黎到香港。
他在香港逗留期间,约见了叶挺,并向叶挺透露了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将实行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改反蒋抗日为联蒋抗日的转变告诉他,希望叶挺以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促进这一目标早日实现,还希望叶挺在两广和其他地方反蒋实力派做些疏通工作,使他们能适应这个转变。叶挺欣喜地接受了这个使命。
此后,叶挺赴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看望了一些袍泽以及正在上海防御日军再次进攻执行任务的高级军官。
他们就共同关心的抗日问题倾心交谈,11月间,又偕同中共华南工委书记宣侠父等,到广西苍梧县李济深的老家,向李济深和住在他家的一些著名反蒋人士,就共同关心的抗日问题,转达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个时期,叶挺心情很好,情绪很高。逢人便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中共)有了联系,不是孤家寡人了!”
前几年,每当他的朋友提到“你为什么不找共产党”的问题时,叶挺总是回答:“国民党没有希望了,将来都要走共产党的路,但我离开一段时间了,要找也要重办手续”。那时叶挺还弄不清党中央对他脱党问题是怎样看的。
这次潘汉年主动来与他联系,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告诉了他,并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这给了叶挺很大的鼓舞。
潘汉年
1937年初,张云逸在参加中共代表团处理西安事变后,为联络失散在各地的同志准备参加抗日,他来到国民党统治区和港澳地区。
张云逸在柯麟的陪同下,在澳门会见了叶挺,并向叶挺转达了党关于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
叶挺向他表示,抗日救国是自己的宿愿,国共合作是实现抗日的唯一途径,但叶挺不愿意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张云逸建议他再到上海或广东东江地区走一走,了解些情况,也许有事情可做。
1937年春节过后,叶挺在过去的老袍泽和老朋友的帮助下,举家由澳门迁往上海。
这时,国共两党为实现合作抗日问题,双方正进行艰苦的谈判,蒋介石出尔反尔,百般刁难,枝节横生。叶挺根据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精神,曾与陈诚、张发奎、黄琪翔等人及中共在上海的同志围绕扰战的话题,频频往来,了解不少情况。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建议,是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主动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此后,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张云逸、李克农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方面代表顾祝同等及后来蒋介石本人举行了多次会议,历时7个月。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红军将领通电南京政府:愿意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
此举博得全国同胞的赞许和热烈响应。国民党左派也深知国共分裂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因此,积极赞同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迫于压力,就国共双方如何实现第二次合作问题,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上庐山会谈。
蒋介石
为此,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方面代表有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军委办公厅主任张冲等人。
在谈判会上,我方代表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指出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奔赴抗日前线作战等主张。
在日寇加紧侵华战争以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压力下,蒋介石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会谈争议中对改编陕北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建制的议题,周恩来就原拟争取5个军15个师方案未能达到,我方代表作了让步,答应建制3个师的同时,提出为解决兵员少的矛盾,改编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编成一个军,共同抗日,但被蒋介石拒绝,认为此举是“割肉养虎”。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叶挺登上寓所屋顶观察空战,目睹敌机疯狂轰炸,虽有我方机群奋起应战,终因力量太弱,难以制止敌机肆虐。
这场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投入精锐部队60万,整整打了3个月,最后竟落了个付出10万多伤亡的代价,放弃上海,一退数百里,又把南京丢失给了敌人,导致南京30万军民惨遭屠杀的悲惨事件。
叶挺对蒋介石打了10年内战,把国家弄得贫弱不堪,以致无力抵御外侮的严峻现实,使他十分悲痛,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斗志。重上战场,报效国家的要求,更加强烈,更加迫切。
淞沪抗战爆发后,我党再次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区红军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
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尽管情况特殊,地区分散,兵力各异,但经过无数次兴衰成败毕竟生存下来了。
由于蒋介石坚持奉行剿共重于抗日的政策,固执己见,坚持不承认南方红军游击队有北方红军的同等地位,使谈判再陷僵局。后张冲向蒋介石提出:“如不收编,这么多武装留在后方,倒是心腹之患。”
于是蒋介石又亲自参加会谈,表示同意收编,归当地保安团或国防部领导。经我方代表周恩来、林伯渠等力争,建制设军,改为国防部与延安(中共中央)双重领导。
12天后,中共代表团又应邀上庐山谈判。国民党方面将原会谈代表邵力子改为军政部长何应钦参加。经过三天争议,采纳了我党提出的“持久战”的抗战方针。
关于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为抗日队伍等问题谈判时,国民党企图削弱、控制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肯给正式番号和必要的武装,还要派人到红军中任职。
谈判中,我党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一个军,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于闽、浙两省与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经过我方的一再努力,加上日军侵略华中气焰越发猖狂,国民党才与中共达成协议,同意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
至于军长人选问题,在争议中,我方代表叶剑英提出彭德怀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参谋长。
双方谈判中,一时相持不下。张冲建议:“那就找一无党派人士来担任军长。”蒋介石表示同意,双方表示都去物色军长人选。
这轮会谈后,周恩来下庐山抵上海新雅饭店向上海地下党传达会谈精神。
周恩来在饭店遇见叶挺,他和叶挺已有10年没见过面了。叶挺的适时出现,使整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建军的军长人选及早从理想变为现实。
当时,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高兴极了!“这不是最好的军长人选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借着这个机会,周恩来由潘汉年安排,与叶挺会了面。叶挺向周恩来倾诉了返回祖国要求参加抗日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对叶挺表示欢迎与慰勉。周恩来作为大革命时期以及南昌起义期间的叶挺领导,与叶挺并肩战斗过,对叶挺的一贯表现十分了解。
叶挺
他还告诉了叶挺现在正和蒋介石谈判陕北红军改编问题,下一步将可能改编8省的红军游击队下山参加抗日,他希望叶挺能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建议他向国民党方面的陈诚、张发奎等人提出表示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
周恩来的热诚鼓励,使叶挺受到很大鼓舞。他“明知道有很多困难,而为了促进国共团结与抗战,尽自己力量"。于是毅然表示接受这一使命。
叶挺通知陈诚、张治中等人与蒋介石电话商谈推荐。
叶挺于是电话向蒋介石请缨出山,并提出自已愿意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抗日工作,建议将这支部队整编一个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用意在于要使这支部队继承和发扬当年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
蒋介石原打算选用无党派人士当军长,解决收编的这支部队领导人的这个难题,叶挺的出现,使他想到了可以一箭双雕:
一是叶挺是北伐名将,在国内军队内享有很高声望,脱离了共产党,选用叶挺就可排除共产党人选,利用他来改编南方各省游击队,正是一个好机会。
二是抓住了叶挺,就可抓住这个军的武装,他自信,只要多做叶挺的工作,叶挺会听他调遣。因而欣然同意叶挺领导关于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意见,并要叶挺去南京与何应钦商谈筹建工作。
叶挺抵达南京时,张冲、何应钦相继迎接。在没有征得中共方面同意情况下,1937年9月28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经蒋介石核定,单方公布正式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军长,由他负责改编和指挥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为抗日部队。
叶挺对于国民党方面如此迅速地任命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他一时思想准备不足。
当天下午,叶挺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共代表团博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汇报此事,说明是“周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出过这办法,故他才出面活动。”他表示,“如中共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博古听了叶挺汇报后指出:“蒋介石出于不可告人目的,竟瞒着我们(中共)单方抢先公布军长人选,使我方陷于被动。”
博古剧照
叶剑英、博古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党中央。电报传到延安,引起毛主席忧虑。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事情。10月1日,毛主席复电提出“各地区游击队暂缓集中”。经叶剑英再次回电汇报叶挺请缨出任军长的详情,并再转告说,叶挺再三表示,如延安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10月19日,毛主席复电:“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俞叶挺为新编陆军第四军军长命令后,蒋介石亲自设宴为叶挺荣升,并致祝酒词:
希夷(叶挺字希夷)!多打胜仗,为党国立功,为我争光。
叶挺听之逆耳,当即举杯回答:
委座,要天下为公,我为抗日,为民多立功,决不为一人一党谋私利!
蒋介石听后,不欢离席而去。他觉得岂不是放虎归山,虽木已成舟,也要努力挽回。蒋介石又召见叶挺,提出叶挺夫人李秀文移迁南京,叶挺婉言辞谢。
蒋介石提出恢复叶国民党党籍。
叶挺说:“恢复此党籍,则军长当不成了!”
蒋介石又反复提出:“你可秘密加入,来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两全其美”。叶挺仍婉言拒绝。
蒋介石又向叶挺提出:“新四军内共产党开会情况要及时汇报,特别注意那些反对我的言论、行为,可直接向我汇报,也可向戴笠汇报。”
叶挺气愤地责问:“戴笠是什么东西。要我与他为伍,绝对办不到!”并表示“军长不当了!另请高明吧!”叶挺边说边脱下军服,拂袖而去。这是叶挺第一次辞呈。
蒋介石
叶挺返回中央饭店,何应钦又尾随送来军衣军帽,好言相劝,并告诉叶挺,“10月6日,已以委员长名义,电告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将鄂豫皖边、赖粤边、闽浙边与闽西等地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军部设在武汉。”
叶挺得知延安的复电后,一度产生忧虑,“国共两党均对我不信任,出于需要,又互相争夺,我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左右为难。现在只是开始,今后路还很长……
叶剑英进行劝解说:
毛主席的心情应该理解,他对你不甚了解,担心将艰苦经营了10年的南方红军游击队被蒋介石拉去,不得不慎重从事。这完全是蒋介石先发布任命造成的,这完全是误解。
叶剑英建议叶挺去延安与毛主席会面一次。
叶挺征得何应钦同意,于10月下旬,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于11月4日到达延安。
当天下午,毛主席早早候在杨家岭窑洞会客室门外迎接,见面时紧紧握住叶挺的手风趣地说:
我们虽未见面,可你大名却如雷贯耳!你是我们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战史要从你写起!
毛主席还谈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建的第四军独立团,与八一南昌起义建立的历史功绩,并谦虚地说:
在南昌八一起义影响下,才有我的秋收起义。
叶挺感动万分。会见时毛主席还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抗日统一战线中要牢牢掌握军队的领导权。毛主席还询问叶挺:“你愿不愿意恢复党籍?”
叶挺回答说:
从心里讲,我离党10年如离群孤雁,极度苦闷,思念党,做梦都想投入党的怀抱。但此时,这种身份,我认为暂时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以自由地与国民党高层官员交往,调解国共两党矛盾和为新四军向老蒋要军费。
毛主席听后竖起大拇指夺奖说:“你说得好,考虑周到,我完全同意。今后,在适当时机,你觉得方便就打个电报申请入党就行了。”
毛主席对叶挺充分理解我党的路线政策和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的坚定决心,表示热烈欢迎。
毛主席等领导人还与叶挺具体研究了有关新四军组建、编制及干部配备等问题,叶挺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组建方案表示赞成,同时提出,请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加强新四军工作。
毛主席希望叶挺能以我党的这个设想,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委会方面多做争取工作。叶挺表示一定尽力去做。
交谈结束后,当晚中共中央在延安抗日大学举行了欢迎叶挺大会,大会由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主持。
毛主席正式宣布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并在会上致词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也应邀讲话。他激动地说:
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1月13日,叶挺在武汉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向各报界发表讲话。他引用中国的一句古语,多难兴邦,强调团结抗战,就是我们兴邦的日子,只要团结一致,前途一定是胜利。
11月21日,叶挺在叶剑英陪同下,在南京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对叶挺所提出关于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干部配备等问题多方进行指贵刁难。叶挺表示如经费不解决,他就请求辞去军长职务。蒋因此十分尴尬,表示挽留,被迫表示:具体事可找陈诚商量解决。
12月18日,周恩来等抵武汉,与叶挺等见面,对新四军组建筝问题作了指示。
12月25日,在叶挺、项英等领导人共同努力下,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正式成立。叶挺在成立会上发表讲话,勉励大家要树立信心,团结一致,抗战到底。12月28日,叶挺亲自主持新四军第--次营以上干部大会,并宣读有关任命名单。
新四军就这样正式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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