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六届唐奖汉学奖授予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校聘讲座教授、“中研院”院士许倬云，以表彰他在汉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颁奖仪式于9月27日举行，澎湃新闻特刊发许倬云先生的学生、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的祝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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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教授

许倬云教授今年得到了唐奖。这个是历史学界的大事，值得所有学习中国历史的学者们衷心恭喜。唐奖虽然是一个私人的公益机构，但是很像诺贝尔奖，是有它相当明确的学术和道德的意涵的。但是物换星移，诺贝尔奖已经渐渐超越了它时代的背景，而变成了客观评断具有永恒性格的学术成就的杠杆。当然，有时它还是不免反映了一定的政治观点，并令人扼腕。但是更多的人会希望它能作为指引科学家们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明灯，而不希望它透过文学或其他的奖项来左右建构和平世界的理想和方针了。

虽然唐奖比诺贝尔奖晚了超过一百年，但是它因此特别需要负起帮忙我们盱衡当前中国及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学术发展，帮助这个地区规划学术持续发展的方向。唐奖的设立刚刚满十年，不能希望它像诺贝尔奖那样，已经成为有指标性的学术奖。它除了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之外，恐怕还没有能建立类似诺贝尔奖的地位，但是来日可期，它应该至少在东亚地区发展成一个可以胜过诺贝尔奖的奖项。

像诺贝尔奖这样的影响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得起来的，所以不能苛求。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唐人特色”如果不能建立起来，那么它会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唐奖最有特色的一项是汉学。单纯以汉学而名闻天下的人，实际上是非常的少，特别因为被人尊敬为杰出的汉学家往往会把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学术研究配合得十分完整，让其他的学者和一般学生都能感受到他们学术所展现的系统性和一贯性，有效地发扬人类共同追寻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这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中国人还没有追求到它，西方人更不用说，唐奖应该会重视发扬这样的特殊性的目标。

这个特殊的理想和境界在中国的知识与道德传统中，可能以儒家所追求的“仁义礼智信”为最具代表性，虽然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中国思想家会用一个“道”字来综合表述他们。以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喜欢谈起的是具体而不抽象的叙述。上面说的“仁义礼智信”，一般称为“五常”。他们当中，我个人最喜欢提起的是“智”这个理想（常）。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未能特别表现出对理智的关心，而为道德的努力所掩盖，甚至于也是把“智”放在伦理道德的范畴去了解。这种情形为中外学术圈所共同接受。但是我认为“智”的意涵应该广泛得多，现代中国人应该把这种对稳定的道德社会的倾斜加以调整，使它成为一个相对均衡的理念。

这个是我对唐奖的理想和未来的一点点省思。

我认为许倬云先生的获奖就在这里表现出重要的意义。自从唐奖设立以来，我不断地在想一个问题：它所颁发的“汉学奖”得主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显然的，不外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了解是不是替未来世界的价值提供了中国的视野，指引了新的途径？进一步说，他们的著作是不是在合乎治学的基本方法与逻辑上，还能与他们个人的世界观及政治的意识形态合辙。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先生才真的是能发扬唐奖得奖人所应该具备的成就。

我是在台大一年级认识许倬云老师的。算起来已经满六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是思想史的定义与方法。简单地说，他非常重视社会的生活和历史的发展如何影响我们建构对宇宙的认识和解释。人类的思想活动是社会的上层结构，无不受到社会环境基础的影响。这个教导一直是我做思想史的关心。

大学毕业之后的一年，我在台南工作，准备留学，同时写了一篇《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把它当作是祝贺许先生结婚的祝贺文字。我现在最记得的就是这一篇文章除了重申许先生的看法之外，第一次在中文世界里提到了罗孚若（Arthur O. Lovejoy；最近陈正国教授把他翻译为洛夫乔伊） 的“观念史”（观念史在1929年左右已经在中国报刊出现，主要是讲孔德的历史观）。这是在中文学术界第一次有人提到罗孚若。更重要的是我相信这也是第一次有人以中文深刻地讨论所谓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虽然“思想史”的名称已经常常被人们使用，例如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一个例子。总之，我这篇文章第一次把我自己对“思想史”方法和概念作了一个比较仔细的反思，应该对当时的学生们起了一点影响。它后来也多次被转载，直到2000年左右。

在耶鲁大学学习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史老师有两位，一个是鲍玛 （Franklin L. Baumer）。他鼓励学习思想的本身，对于许老师和我所关心的历史背景着墨较少，虽然他知识之广令我非常佩服。另外一个是彼得·盖伊（Peter Gay；我过去把他翻译为凯配德，但是现在通行的翻译是彼得盖伊）。我曾经旁听他开的“启蒙运动”，并选修他的“历史哲学”（Historiography）。基本上他的方法论还是集中在思想本身的探索和阐释，而不重视思想背景的系统处理。这个情形后来在他写魏玛文化时才开始改变，崭露出对历史性的警觉。再后来他写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史，他就充分展现了对时代背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交融这个课题有深刻的关心了。

一般学者都知道许先生是一个社会史家，并且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地把社会史学带进中文历史学界的人。事实上，今年唐奖的颂词就是这样介绍他的。他重视历史背景的特色无疑是来自1960年代西方史学界流行的马克思史观的训练所致。无论如何，早年北大和“中研院”的考古学及历史学都已经引进了非常多新的方法论。从地质学、考古学、到古天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等等，不一而足。许先生可以说是集这些新学术大成的继承者。他在美国受到的训练事实上与1930年代北京考古发掘及对中国古史的重新建构息息相关，互相发明。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是顾理雅 （Herrlee G. Creel，1905-1994）。顾先生早年在中国做研究，注意当年在中国的考古研究，特别是中央研究院在安阳殷商遗址（殷墟）的发掘（主要是甲骨文），因此虽然顾先生本人的兴趣是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却也写了有关先秦及殷商文化的书。而这个兴趣也一直与他在一起，直到他晚年所写的中国的国家、文明及封建官僚制度的兴起等等。他写的孔子思想的书在相比之下，竟然相形失色。我就曾在许老师指导之下，读了顾先生写的《中国县制的起源》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社会史研究固然是许先生治学的特色，但是它更反映了1930年代蔚为大国的近代史学的各个向度。例如著名的《古史辨》的许多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学者建基于中外考古所建立的世界先史观（例如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所带来的新的历史视野，修正了很多《希伯来圣经》的记载；新开拓的古希腊文明的源流等等学术取代了荷马史诗的说法）所带给中国学者的灵感和启发。我特别记得的就是李济所写的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系统的文字。这是一个近代中国史学非常灿烂的时代。许倬云先生代表的正是这一段短暂、因为二次大战戛然而止的学术成果。

许老师在美国写的博士论文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1966）。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开始系统出版有关中国研究的作品是在1960年代（当时由Leon Seltzer领导）。所以许老师的《先秦社会史论》算得上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最早出版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书之一。后来许先生就以中国上古史而名闻于世。他后来更对中国西周的文明，汉代的农业都写有专书。

但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是他是一个在中国对日抗战的阴影下，漂泊离难，辛苦成长的人。他在这个大时代的经验是今天很少人能体会的。而这个经验正是塑造他史观的根本因素。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提出来讲。他出生在对他来说是人地生疏的福建思明（厦门的一区），到台湾来的时候是中学生，在台南读高中。众所周知，他是先天残障人，这样的四处迁徙，谈何容易！所以他对于自己的“祖国”是时刻不忘的。近三四十年来，他逐渐把他写作的重点放在思考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以及它在人类历史未来发展里面的角色。他常常说学术作品与广大读者间已经产生“脱节”的现象，因此他要努力把严肃的、非常理性的学术研究成果用一般读者容易了解的文字写出来，来回馈社会。

许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因此是热情的，文字就好像中国文化中的诗词一样，表现出无限浓厚的情感。许先生未曾受教于钱穆先生（虽然是同乡）。但是我相信他会认同钱先生所主张的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钱穆这样主张，因为是认为中国人就有责任要爱中国。但是这样的主张其实隐含了一个内在极大的矛盾，因为它是不理性的。但是在许先生的民族情感里面，这样的“温情”却是自然的，是一种道德的必然（moral imperative，套用康德的话来说）。可惜钱穆没有这样的哲学素养，他不是因为看见头顶上诸天的众星辰，而发现内心永恒的道德规律。两者都是自然而永不止息的。这种情感不是因为教导，而外烁于心的。这就是说，许先生所写的众多书中，对“祖国”的尊敬与温情不是学来的，甚至于不是来自他的特殊的生命经验，更不是要替祖国“争一口气”的报复心态。它们是那种自然律和依附在那个自然律的道德信念（使命）所形生的。它们绝对是理性的。

真的，对于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命共同体”（一般也常常说是“命运共同体”）所自然而然生成的爱与认同是宇宙间最明显不过的自然律。我这里把钱穆那种由历史文化和圣人传承的“外打进”（圣人垂训）思想做一种更深刻的再现，用观望穹苍星辰而得到的自然道德法则来做一个转化。相信它更能赋予许先生的祖国关怀一种壮丽的美感。在钱穆那里，这种“濯足万里流”的情感是没有的。我们就举几个许先生的书名来看这样的不同：江渚候潮汐，江心现明月，倚杖听江声，江口望海潮，十日谈，风雨江山，万古江河（这一本通史的书，并出英文翻译，流行最广）等等。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许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爱，是伴着从心底发抒的美感的。他对于“万古江河”的大地所自然生出的、不能自已的敬意，是那般的兴奋和喜悦，是那么的美好而长远。同时，他又特别对江、海、水有特殊的偏好。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书名中，山这个字只出现了一次，而与水相关的竟然出现了十三次之多。智者乐水！可这位智者，却时刻在[等]候、在听、在望、在风雨中与江河在对谈、在论、在[再]现（用当代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representation），历万古、或三千年也不止息。

我还有很多必须写的，但是我想现在是停止的时候了。今夜就此搁笔。

2024年农历秋分后一日，写于台北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