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重要指导，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提供了政治蓝本。
今年是古田会议召开95周年。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95年前的今天（1929年9月28日），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从上海发出，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重要指导，为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提供了政治蓝本。
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的内部危机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下，突破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后，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示范鼓舞作用。
然而，胜利进军的同时，也隐藏着深层次的矛盾和危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队伍的壮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难以接受及时的政治教育和整训。因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较为严重。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
事实上，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敏锐地察觉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内部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认识上的争论和分歧，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和提高军官权威，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主张事无巨细均应交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等。因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职务，在红四军八大上，毛泽东也未参会，由于意见分歧太大，代表们讨论了三天，最终无疾而终，没有达成一致的原则性意见。
“九月来信”从上海发出
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并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题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后，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召集的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等三人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负责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文件。陈毅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最终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从上海发出，这即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详细分析总结了军阀混战的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朱毛问题、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红四军内部建设的各方面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在关于“军队中民主化问题”上，来信强调“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尤其是在“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上，来信强调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并强调“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同时，来信明确指出“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在关于非无产阶级思想上，信中明确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可见，中央对红四军当时几个月来激烈争论的核心议题均给予了清晰、明确、负责任的结论，在批评错误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党内和军内团结。这些指示精神，重新树立了前委在红四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对于后来古田会议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的确立起到了萌芽和政治蓝本的历史作用。
“九月来信”指导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1929年10月，陈毅同志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将指示信带回红四军，并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进行了精神传达，毛泽东随即被请回红四军复职。“九月来信”在红四军内部尤其是后续召开的古田会议上得到了全面的贯彻。红四军领导层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认识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危害，意见达到基本统一，从而把红四军的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中央的指示上来，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在红四军主持工作后，按照“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及红四军实际情况，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起草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案很多内容都体现了“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比如在军队建设方面，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强调要着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正是在认真贯彻“九月来信”指示精神之基础上，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九月来信”的当代政治启迪
“九月来信”给今天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启迪，就是在任何时刻都要始终坚持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特别强调指出“五个注重”，其中之一就是“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要把握历史主动，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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