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推崇毛主席诗词，这与他自身即为艺术实践者颇有关系。毛主席诗词对陈毅的诗歌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陈毅早年对旧体诗词涉猎甚多。他的同窗挚友金满城有“陈毅的旧诗倒一天一天地更叫知音者佩服了”的说法。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陈毅却表示，“他从此不作旧诗了，他要作一个有新思想的新青年”。金满城的回忆大体是可信的。
自20年代初期到井冈山之前，陈毅所作几乎全是白话诗，其中如《归国杂诗》、《游云》等作品在艺术上颇不差。这种从旧体到新体的转换当是时代的使然。陈毅曾对其亲属说过，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知道毛主席擅长旧体，《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等作品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此可以设想在读了毛主席诗词后，陈毅显然感觉到旧瓶可能装新酒，更何况在这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以旧体的凝练、精当，也许仍不失为抒情言志的一种有用的体式。
事实恰恰如此，从此以后（陈毅在红军时期的创作，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作品是写于1929年2月的《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迹近古风），直到1939年3月，为新四军军歌撰写题为《十年》的白话歌词，陈毅创作了不少诗词，但没有一首是白话诗。
由此可知，毛主席诗词对陈毅诗歌创作的影响首先反映在形式的转换上。这种转换（不是完全袭用旧体），对于陈毅的整个创作历程具有重大的意义，使陈毅在探索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色。经其一生，陈毅旧体和白话诗都写，但写得最多的则是综合两者之长的一种介于旧体和白话诗之间的体式。赵朴初对此有这样的评价：“这个特点，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后新诗歌体系的创造上，是值得参考研究的。”
陈毅诗词除在整体上显示出毛主席的豪放奔腾的特点外，在一些作品的具体立意构思上也显示出毛主席对他的某种影响。从60年代初开始，毛主席陆续写了一些以国际斗争为背景的作品，陈毅身为外交部长，对其中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特别感到亲切。他在陪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的行程中再次诵读，深感整个非洲的觉醒正可以为作品的艺术概括作注，这就使其产生了一股创作激情。他陪同周恩来在加纳总统的住所“克里斯兴堡”会谈时，总统向客人们介绍了这座城堡的由来，陈毅感慨不已，当堂填出了《满江红·黄金海岸》：
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红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
说宽恕，谁同意？论报应，亦不必。最无情只是斗争逻辑。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土重光，全无敌。
“全无敌”正是毛主席原词的结句，陈毅移用成句，想来是为其豪情所激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首奉和之作在表现手法上与原词虽判然有别（原作比而和作赋），但其基本立意无疑受到原词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还反映在某些作品的具体表现手法上，最明显的要数《如梦令》。毛主席作于1930年的元旦，词追忆了当时红四军由福建转移到江西行军途中的情景：“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陈毅因参与指挥此次军事行动，对这首小令非常喜爱。三个地名的巧妙排列，三个并列词组的绘状，二句六顿所产生的明快节奏感，将红军行军时的敏捷、隐蔽的特点传神地表现出来了。它给陈毅的印象太深，以致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烙下了某种印记。
1947年春，陈毅率华东野战军接连取得鲁南、莱芜大捷后，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辗转于沂蒙山区作巧妙的周旋。行军途中，他也吟出了一支《如梦令》：
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不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岗堪爱。堪爱，堪爱，蒋贼进攻必败。
第一二句完全是从毛主席元旦词脱胎而来，却又能各状其景，各极其妙，并无斧凿之痕。如果说毛主席是以“风展红旗如画”寓情于景的话，那么陈毅则是以“蒋贼进攻必败”直抒胸臆了。这可以视为相隔17年之后的一次唱和。
谈及毛主席诗词对陈毅创作的影响，有一件事不应遗漏。1964年冬，陈毅访问亚非六国归来，在参加三届首次人代会期间，毛主席问他：“最近怎么看不到你写的诗发表呢？”他回答：“写了一些，但尚未定稿，想呈请主席大笔斧正，行不行？”毛主席欣然允诺。时隔半年，毛主席致函陈毅，对《六国之行》之一作了修改，并拟题为《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陈毅原稿无由得见，但从毛主席信中对原作有“大气磅礴”的评价，以及陈昊苏称改稿颔颈二联的比喻“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的说法来看，此诗确可视为两人的合作。
毛主席和陈毅对中国诗歌的革新有着各自的见解。有趣的是，毛主席是擅长旧体却于此否定甚多，陈毅则在某种程度上因毛主席成功的艺术实践而改变了对旧体的偏见，从而在探索的历程中显得较为开阔。
40年代初，陈毅尖锐地批评当时“中国的新诗老是陷在陈套的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殷切期望诗坛能多有“如白居易那样，为大众而歌唱，被大众所欣赏的诗人”。陈毅即使也能写类似《梅岭三章》、《再过旧黄河》这样格律谨严的绝句，但并未完全承袭旧体，更多的是创作类似《赣南游击词》、《过太行山书怀》这样吸取了旧体的长处而形式又较为自由的作品。
1957年1月，毛主席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致主编臧克家的信，对诗歌创作明确表示了意见：“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陈毅赞成这个意见。他在后来的多次谈话中一再阐发了毛主席的见解。这年春夏间，陈毅在病假期中集中创作了一组白话诗，这是他整个创作历程中写白话诗的一个高潮，其中《上妙峰山》备受臧克家的赞赏。
这种变化，陈毅在这年6月致唐弢的信中说得很明白：“我主张新诗人读旧诗写一点旧诗，又主张老诗人读新诗写一点新诗，这样互相学习补充，对中国新体诗的创造必大有帮助。”这个见解可以说是将毛主席的主张具体化了。毛主席深知旧体之不易而主张“以新诗为主体”，然而他对五四以来的白话诗评价甚低，这多少是终其一生未对白话诗作些尝试的一个因素。陈毅对旧体的造诣固然不及毛主席深湛，但也颇多涉猎并能从实践中感受其弊端，由此而转向对新诗的实践。这种实践多少是他对白话诗评价较高的一个因素。陈毅正是以具体的创作实践来表示自己对“应以新诗为主体”的赞同。
毛主席1965年7月致陈毅信中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与1957年时的见解相比较，“旧诗可以写一些”变为“古典绝不能要”，这是颇耐人寻味的。于此也可知，他对民歌的评价空前提高了。
对于这封专门谈诗的信，陈毅十分珍视，晚年在重病中还经常研味，因为它不仅是两人诗交的结晶，而且内中毕竟有不少启人深思的见解。至于对各类诗体的评价以及中国新诗发展方向的预测，陈毅虽未直接复函毛主席交换意见，却有过一次“诗人的对话”。当年11月，陈毅致函著名汉语言专家王力，提出自己关于诗歌改革的“纲领”（信中的戏谑之言）：“我主张写旧体也写新体，也写民歌。三条腿走路，走的人多了自然会开辟一条新的诗歌道路。写旧体最难摆脱书卷气，沾上这个气便是骸骨迷恋；写新诗常与中国诗传统脱节，容易流为洋八股；向民歌学习，这是一条较好的道路，就是说强调感情真挚，说人民的话，也讲究一些音韵音节，事实上是综合古典诗歌与新诗及旧民歌，来一次新的创造。”
这里对民歌显然也有很高的评价，但并未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其强调综合三家之长，并未陷于偏颇。更重要的是，陈毅主张“三条腿走路，走的人多了自獉然獉会开辟一条新的诗歌道路。”这是合于艺术发展规律的。陈毅是充分尊重毛主席的见解的，不过在学术问题上，还是显示了敢于争鸣的风格。
总之，在探索中国新诗发展道路问题上，毛主席于无意之中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旧体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虽然它不可能构成主体）；陈毅综合三家之长所作的有獉心獉探索则说明了中国诗歌改革确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们各以自己的作品和见解程度不等地影响着新中国的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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