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古至今，《文选》的功能已经发生改变，《文选》成书研究随之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有效支撑的直接文献有限、已有研究却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必须对《文选》成书的研究方法及逻辑理路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在全面清整、剖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反思《文选》成书研究中的整体与部分、或然性与必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使用旧说等相关问题，重新回到整体、历史、常识、起点。唯有如此，离《文选》成书的真相才能更加接近。

01引言

大凡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对于《文选》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不言自明的。《文选》是南朝萧梁时期编纂的一部文学总集，经过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的催发，很快普遍进入读书人的视野，迅速成为家传户诵的必备之书。它对古代大多数读书人的深层背景知识的构成、文章语汇的储备、写作范式的扶助与生成，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文选》的如此地位与影响，新文化运动在推翻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的时候，才断然将其作为攻击、推翻的两大目标之一。从此方面而言，新文化运动选取的目标、制作的“选学妖孽”的口号，还是相当准确到位的。

《文选》 在古代主要发挥写作扶助的作用，在文本也已固定的情形下，尽管也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文选》成书相关问题有过一些“灵光乍现”、笔记式的关注，但从未有人对其进行全面细致的考索。《文选》在今天的作用已经产生变化，很少有人把它作为写作的直接临写模板，它已然成为考察古代文化、古代文学的重要样本之一。这个时候，《文选》成书问题的重要性、基础性地位就立刻凸显出来了。作为一个样本，我们不但要知道它是“怎么没的”，也要清楚它是“怎么来的”，还要弄明白从“来”到“没”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这三者构成了现代《文选》学研究的全部内容。

《文选》从“来”到“没”之间的过程与事件、版本演变与文本变异、传播与接受，即《文选》学史，其跨越时段长，过程是复杂的，对此暂且不论。《文选》是“怎么没的”，因为距离我们的时间最近，现存的文献很多，也是相对容易厘清的，简言之，它不过是在推翻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的时候，尤其是在语体文代替文言文釜底抽薪的过程中的“牺牲品”之一而已。至于《文选》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因为距离我们时间最远，文献记载不多，古人关注不够，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模棱两可的、众说纷纭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当下的《文选》研究中，俨然上升为三者之中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从发生学层面而言，“怎么来的”是起点，是《文选》研究的基础。说得绝对一点，如果没有《文选》这部书的编纂，那么与《文选》相关的研究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假设《文选》不是萧梁时期编纂的，是此前或此后某一个时期的产物，那么《文选》的价值、传承与历史是不是值得需要重新定位、书写？相对而言，对《文选》其他诸方面的所有研究，根本就不能脱离《文选》的生成问题，不管是否涉及其中的具体成书细节，至少要将之作为一个“共享的知识背景”一直存在。

另一方面，从古至今，《文选》的现实功能发生了改变，《文选》的承载价值也有了转移。今天我们研读《文选》，除了获得文学的审美愉悦以外，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个文章选本来看待。对于作为一个文章选本的《文选》，今人视阈所及主要是选本的文体批评功能，从中探索编选者的眼光、编选者的思想、编选的体例、选本的分类，等等。易言之，《文选》不单是一部文学总集，还是一部文学批评、文学思想的载体与材料，并且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路向。而且，作为现存的首部完整的文学总集，《文选》对后来的总集、选集之编选均具备范式性的意义。选本的文学批评、编纂的范式意义均与《文选》的成书息息相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文选》的成书研究，包括诸多层面的问题，大要言之，一是“谁”；二是“什么时候”；三是“怎么”；四是“如何”。“谁”，指的是《文选》的编纂者是萧统独立完成的，还是刘孝绰等人编选的，抑或共同完成的；“什么时候”，指的是《文选》是什么时候编纂完成的，《文选》中收录的作家作品是什么时候的；“怎么”，指的是《文选》这部书的实际编纂过程，包括作品的来源、选文的范围、作品的分类，有没有受到此前或同时期同类总集的影响，等等；“如何”，指的是成书状况，也就是编纂得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存在，问题是怎么发生的，等等。

正如前言，以上这些课题在古代被关注甚少，或者所论仅只言片语，较为零碎。但是，现代《文选》学产生以来，这些问题又成为《文选》研究的热点，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有过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文选》的实际编选者是谁、成书时间、作品来源、编纂过程诸方面，更是众声喧哗，这对学术研究是好事。事实只有一个，唯有在不断的讨论中，才有可能不断靠近事实、更加接近真相。不过，已有的研究虽不少，然在诸多方面仍未达成大致趋同的意见。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研究，或采取此说，或接纳彼说，或折中糅合，但真相只有一个，故相关研究看似繁荣，实有自说自话之嫌。在此研究状况下，有必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清整，并对研究方法与逻辑理路进行必要的重新审视与反思。

所谓全面清整，是指对已有的《文选》成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搜罗，并按照《文选》编纂者、编纂思想、文体分类、成书时间、作品来源等所有牵涉《文选》成书的不同层面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全面厘清每一个结论的文献基础及逻辑推理过程。这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再到复杂的三个连续过程。由简单到复杂，即相关文献的全面汇集；由复杂到简单，即全部相关文献的分类及简化；最后一个过程非常关键，即围绕同一个问题，如《文选》成书时间，将所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不同的文献可信度如何，相同的文献分歧在何处，逻辑推理的过程如何，等等。十几年前，笔者在《现代〈文选〉学史》《〈文选〉成书研究》两部著作的撰写过程中，曾经进行过类似的清整。十几年过去了，这一热点问题又出现了大量的新成果，需要进一步补充、分析。

02反思方法

明了了全部文献基础，弄清了问题根本分歧所在，再回过头来追究分歧产生的原因。事实上，能够有效支撑《文选》成书研究的直接文献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一些间接性文献、模拟性的文献。简言之，在运用大致相同文献的前提下，竟然会出现不同甚至迥异的结论。因此，追究分歧产生的原因，有必要从方法层面进行反思。

第一，反思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

整体与部分是哲学上一对基本命题，也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一种思考方法，它标志着事物的统一性与可分性。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没有部分就无所谓整体；另一方面，部分只是整体的构成之一，它是整体的部分，没有整体就无所谓部分。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在不自觉运用的时候缺乏警觉，就有可能走向偏执、片面、错误。盲人摸象的故事众所周知，摸到牙齿的说大象像胡萝卜，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扇子，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柱子，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绳子。认真究之，每一个人摸到的部分与他们的比附都是没有错的，可他们忽略、不知道大象的整体存在，以偏概全，必然谬以千里。这个故事听之可笑，可有时候在研究中，稍一不慎，也可能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当我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呢！

以《文选》为例。《文选》是由赋、诗、文3部分构成的，是由39类文体构成的，是由30卷（或60卷，或120卷等）构成的，是由130多位作家构成的，是由700多篇作品构成的，这些都属于部分，每一部分还可以再细分为更小的部分。须知，当部分以有序合理优化的结构构成整体时，整体的功能是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这也正是《文选》这部总集在七百余篇作品文本之外仍能受到历代关注、重视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在对《文选》局部进行研读之时，脑海中必须要有一个《文选》的整体存在，要像《庄子》中写的为文惠君解牛的庖丁那样，看似“目无全牛”，无意识中实则一直有“全牛”在。比如《文选》部分文本排列存在看似“失序”的状况，不能据之否定《文选》整体排列的有序合理。“失序”现象与《文选序》中标榜的“各以时代相次”相矛盾，但并不能以此认定《文选》编纂的仓促成书。《文选》中不选后人认为的个别优秀篇目，如王羲之《兰亭集序》、赵壹《刺世疾邪赋》之类，但不能从整体上否认编选者的眼光、编选的思想理念。

推而广之，将《文选》置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化中视之，曾经作为整体的《文选》，像《文心雕龙》《文章流别集》等文献一样，亦降格为整体之一部分，不过“沧海一粟”而已。不过，此种从整体降为部分的视阈，恰恰为《文选》与其他同类文献、近似文献的比较提供了可能。在《文选》的实际编纂者是谁这个问题上，如果纯粹纠结于《文选》本身，很难判断《文选》编纂到底有多大工作量。于是，有些学者就想当然地认为《文选》收入这么多作家作品，工作量一定巨大，非一人之力短时间完成，从而认定《文选》编纂非萧统一人之力，或有刘孝绰等人共同完成；或者认为萧统编纂《文选》完全是在已有选本基础之上的再选编云云。此类结论均建立在《文选》工作量巨大的假设前提之上，不需更大的范围，只要将之置于魏晋南北朝范围之内整体审视，将作为部分的《文选》与同样作为部分的刘勰的《文心雕龙》（50篇）、挚虞的《文章流别集》（60卷）、李充的《翰林》（54卷）稍作比较，就会发现认为《文选》工作量巨大非短时间完成的前提是虚假的。

第二，反思或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

或然与必然，是一对哲学范畴，也是一种推理方法。必然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由前提必定推出结论，具有不可避免性、确定性、排他性；或然则是指由前提有可能推出结论，但仅是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前提指向多种结论。从哲学层面而言，或然中包含必然，即在多种的可能性中，有确定的必然存在。《列子·说符》中记载的歧路亡羊的寓言故事，能很形象地说明这对哲学范畴：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寻找探索，原因在于歧路太多。歧路，即或然；在众多的岔道中，必有一条能找到丢失的羊，此即必然。寻找亡羊的过程，就是从众多的岔道中找到亡羊走的那条道的过程。科学研究亦如是，即从“或然”中寻找“必然”，然后就可以用“必然”解决“或然”的问题。

比如《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问题，对研究《文选》成书而言亦为一大关键。刘勰与萧统生活的具体时期有重合阶段，刘勰曾担任过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故明代以降的学者常将《文选》与《文心雕龙》比列并观评议，此并列比较在现代《文选》研究中演化为《文选》成书的重要课题。不少研究以《文选》所录文章与《文心雕龙》论及作品的大致相合性，且《文心雕龙》成书在前，断定《文选》之编纂成书深受《文心雕龙》之影响。勿言此结论的准确度如何，即使万一符合实情，其推理肯定是存在问题的，即把或然直接等同于必然。《文选》收录文章与《文心雕龙》论及作品有较大的一致性，这是客观事实，但并不能直接推定《文选》编纂受其直接影响，此仅可推测为可能性之一。两部作品的某些一致性到底是如何生成的，亦是一个或然性问题，或者共同受到已有的某种、某些类似文献的影响，或者各自分别受到某些类似文献的影响，或者在当时的知识领域中形成的共同认识即如此，等等，总之，具有众多的可能。这些可能中肯定有某种属于必然，但《文心雕龙》影响说可能性很小。

一个前提可以指向多种可能，在没有更多前提的辅助与界定指引下，我们很难直接命中必然的路径。在此种状态下，如果我们能够尽可能列举全部的可能性，然后一一从各个层面审查文献的支撑能力，结合合理、合情的推测，采取“试错”的办法，我们有可能找到必然。从最低层面而言，至少能够排除某些或然，从而使研究的范阈缩小、集中，进而离真实也就更近一步。

第三，反思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夸大二者的对立，否定它们的统一，或者说，凸显局部的特殊性，掩盖整体的普遍性，都是不客观的。《文选序》与《文选》选文的诸多矛盾，完全可以从此视角来理解分析。

毫无疑问，《文选序》是《文选》一书的总纲，它对《文选》的“选”与“不选”、选录范围、编排顺序等诸多方面均有提纲挈领式的说明。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文选序》所确立的纲领与《文选》局部选文之间的确存在某些矛盾问题。此类矛盾之出现，其原因亦有多种可能性，我们不能由此逆推断认为《文选》一定是仓促成书，或者认定《文选》成于众人之手，等等。《文选》成于众人之手，就一定有问题出现吗？成于众人之手，难道就没有可能更加完美吗？《文选》成于一人之手就不会出现问题吗？事实上，萧统独立编纂《文选》，与《文选序》、《文选》选文之间出现矛盾，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文选序》所言仅是一般，是普遍性，不过是一个大致的思路；在具体的编纂实践中还有多种因素的制约，局部的冲突则属个别，是特殊性。《文选序》与《文选》作品大部分相合与局部的矛盾均属正常的现象。当然，局部的矛盾是在一定程度下、在一定范围内的。《孟子·离娄上》中淳于髡与孟子的一段对话可为此做注脚。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文选序》确立的选文范围、收录标准等正如“男女授受不亲”这条原则，而《文选》局部与《文选序》抵牾则是“嫂溺，援之以手者”，是权变，是一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当然，此种变通的处理方式大多亦来源有自，比如惯例、变通，等等。比如《文选序》中明确地提出不收经史子中的文字，而《文选》文本中却收录了某些史书中的“史述赞”“史论”，此种“破体”十有八九是遵循惯例，且此类文章能够独立出来，符合萧统的选文标准。一定程度下的局部的特殊现象并不会否定整体编纂的普遍原则。

第四，反思旧说的使用问题。

旧说，是学术界已经形成的某些判断、结论，这些结论代表着一定时期、一定阶段的研究进展，无疑能够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关注旧说，引征旧说，是对学术道德的遵守，是对前贤的尊重，但也不应过度迷信旧说，以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是对古人某些“灵光闪现”并没有严谨论证式的判断以及支撑结论的某些间接性文献，应该时刻保持警惕。在没有进行论证之前，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前人如是言之肯定准确无误。如果旧说经不起重复、再现，那以之作为根基，难免是造空中楼阁。

在《文选》成书的研究中，有两个旧说影响深远，牵涉重大，一是“昭明太子十学士” 说，二是《文选》“不录存者”说。前者牵涉《文选》的编者问题，后者牵涉《文选》收录作家作品的范围乃至《文选》成书时间等重大问题。十几年前，笔者曾撰文梳理此二说的来源及文献可信度问题，反思运用旧说的不当方法，至今仍有申述之必要。

以“窦常说”为例。此说见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李善注《文选》下注释：“窦常谓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所录皆前人作也。”力之先生认为“窦常谓”云云源自中唐时期窦常的《南熏集序》（此序已佚）。问题是，窦常是中唐时期的人，晁公武是南宋时期的人，他们所论及的却是南朝萧梁时期的萧统，对此就需要保持警惕。

清代学者段玉裁为其师戴震编纂的《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记载戴震十岁时候学习的一件小事云：

先生是年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 师无以应，曰：“此非常儿也。”

戴震幼时的质疑已隐然预示了他日后能够成为一代大师的可能，《文选》成书中的“窦常说”也是同类问题，可作如是观，这种直接支撑结论的间接文献必须加以考证方可成为论证之根基，而事实上，有些研究根本就不加考辨、跳过此过程直接作为证据。假设窦常所言无误，那此种研究或许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即使如此，也难逃“五尺童子”的质疑。更何况，窦常所说并非全部正确合理，按照力之先生的考辨，窦氏之“何逊在世”云云是错误的；其《文选》“所录皆前人作”说却是大致符合实际的。

以上四个方面所述，仅是宏观的、较为明显层面的条陈。小而言之，具体到文献的选择使用、阐释解读方面，有没有故意的断章取义，有没有误读；在研究的立场方面，是否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具体的时代，以今绳古；在研究思路中，有没有明知歧路依旧前行，只追求“创新”，无视客观的情况，等等。这些都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均需一一审视。总之，在材料有限却众说纷纭的时候，必须对研究方法、逻辑推理进行全面的省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也是一个路径问题。否则，正如歧路亡羊，歧中又有歧，研究愈深入，或愈南辕北辙。有的时候，方向错了，我们停下脚步反思一下，就是前进。

03回到起点

反思之后，又该何去何从？回归。

第一，回到整体。

在《文选》成书的研究中，对《文选》文本细致的追究诚不可少，然因是对《文选》整部书如何生成的考察，既要深入其中，又要出乎其外，才有可能解决具体的细节问题，解决单纯依靠《文选》文本不能解决的问题。此即力之先生所言“跳出《文选》观《文选》”的方法。将《文选》置于魏晋六朝文学，甚或先唐文学更大的整体范围考察时，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有些甚至称不上问题。如《文选》编纂的工作量大小问题，《文选》的编者问题，《文选》是否仓促成书的问题，等等，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审视，或可给出一些更加符合情理的结论。

第二，回到历史。

《文选》所选文章均为萧梁之前的历史中出现的，也经过了历史的自然筛汰；《文选》是历史中的萧梁时期编纂完成的；《文选》是在历史中传播与接受的，因此，研究《文选》，研究《文选》成书，若脱离历史，跳出具体的时代，显然是不行的。力之先生言“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正是此意。《文选》中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的问题，宋代的王观国云：“《文选》载扬子云《解嘲》有序，扬子云《甘泉赋》有序，贾谊《服鸟服鸟鸟赋》有序，祢正平《鹦鹉赋》有序，司马长卿《长门赋》有序，汉武帝《秋风辞》有序，刘子骏《移书责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辞也，昭明摘史辞以为序，误也。”有学者据此状况推测昭明太子编纂《文选》乃仓促成书。实际上，据力之先生的细致考索，此类所谓的“误”，在当时并非“误也”，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为避免以今绳古，厚诬古人的问题，只要回归到那个时代即可。与之相应，对文本的解读，对作者的了解，也必须回归历史，才能使之具备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此亦陈寅恪先生所言对古人之“了解之同情”。

第三，回到常识。

学术研究需要专业技术，需要严谨的剖析与论证，但是，无论如何专业，在最浅的层面上，不能背离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没有坐实的基础文献支撑的论证及结论，肯定令人怀疑；不能因为萧统是太子，其编纂的《文选》就尽善尽美、没有缺失，也不能因为萧统身边有一批文人，其编纂《文选》就一定假人之手；《文选》是一部优秀的选集，但也不可能把所有优秀的作品都收罗殆尽；一个人一生的思想不可能永远不变，即使同一时期，编纂不同的文献，侧重、意图不同，也允许有不同的思想呈现；诸如此类，均可称为常识。学术研究中有时候可能会无意甚至有意地忽略这些常识，脱离了常识的专业与深刻，结论亦恐难以立足。

第四，回到起点。

岔道是从哪里出现的，就回到哪里；问题从哪里形成的，就回到哪里；然后重新开始。这是否意味着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毫无价值，当然不是。经过全面清整、反思之后的研究成果，即使其结论是错误的，仍不能否定其学术价值意义。至少，在众多的“或然”中，给我们指明了某种可能性的“此路不通”。再者，学术研究从来就不是浅尝即得的，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探索。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一次的探索深究，离事实、真相、真理更近了一步。因此说，回到起点，貌似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从哲学层面而言，其实是在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阶段性质变之后，量变的重新起步，其层次与意义是不言自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