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跳楼自杀的陈景润（下）|华罗庚|周明|哥德巴赫猜想|徐迟|陈景润

（接上篇，第二条文章）

1975年春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安定团结”和“整顿工作”的治国方针。7月初，胡耀邦受命到中科院主持整顿工作，给被称为“重灾区”的科学院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天下午，胡耀邦来到88号楼。他穿过挤满各种杂物的幽黑的过道，走进陈景润的蜗居。小屋逼仄闷热，一股混杂着油烟、尿臊的难闻气味从敞开的门外扑进来，小孩的哭叫声、大人的呵斥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也从门外扑进来。小屋被各种噪声笼罩着，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

胡耀邦皱紧了眉头。回到院办公楼，他问有关领导为什么还让陈景润住在那样的环境里，为什么不给他换间房子。

对方支支吾吾地说：“本来已经给他换了间16平方米的房子，可是他不愿搬。”

“为什么？”胡耀邦问。

“他不愿多交房租。”

“要交多少？”

“按4个床铺收，一个月得交3.2元。”

胡耀邦听了，恼怒地说：“你们怎么这么斤斤计较，这么小气？不要他的钱不就完了。”

他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说，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经历了近10年WG的中科院，仍被左的思潮笼罩着。有掀波推浪的人，有别有用心的人，有不学无术专作嘶鸣的人，也有真诚地干着蠢事的人。胡耀邦曾在科学院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古代的巴比伦人想去探求天上的秘密，他们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被上帝知道了，他大为恼怒，便挑起各种各样的矛盾，令这些梦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结果，修通天塔的事就成了泡影。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不言而喻——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仍然存在。

不久，胡耀邦在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的工作时，说至今还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邓小平听了愤怒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把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他还感叹地说：“中国要是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对他应爱护、赞扬。”

自从胡耀邦去小屋看过陈景润后，所里又张罗着要给陈景润搬家。

一天，踏着秋风扫下的枯叶，李尚杰带着几个人去帮陈景润搬家。事先得到消息的陈景润苦着脸坐在床上，见李尚杰他们来了，他说：“我不搬，我就住在这里，要搬，我就跑走！”

李尚杰劝他说：“领导让给你搬家是关心你，是为了改善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你先搬过去，有什么不习惯的以后再说。”

可是陈景润仍不愿搬。

李尚杰见劝说不行，准备回去请示领导，临走时嘱咐他说：“无论怎样，你不能跑走，那算怎么回事。”

李尚杰回到所里请示领导，领导意见一定要搬。

李尚杰叮嘱前去搬家的人说：“搬的过程要细心，不要把他的文稿、书籍弄乱了弄丢了，一片纸也别给丢了。”

他们走进小屋，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就七手八脚地将床抬出来了。陈景润追出门外带着哭音喊着：“我不搬家……”

见他们抬起床就要走，他扑上去，用胳膊紧紧抱住床头，哭喊着：“我不搬家，我不搬家……。”泪水顺着他瘦削苍白的脸颊流下来。

李尚杰见陈景润抱住床头死不松手，知道这家是搬不成了，叹了一口气对大家说：“算了，今天就不给他搬了吧。”

在场的人中，有人指着陈景润的鼻子数落他说：“领导这么关心你，给你大房子，你不去住，真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劝说也好，数落也好，陈景润就是抱住床头不让搬。连李尚杰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固执。

当天晚上，陈景润来到了李尚杰家。没等他开口，李尚杰就不满地说：“让你搬家，你为什么不搬？你这不是让大家为难吗。”

陈景润满脸忧愁地说：“谢谢李书记，谢谢李书记，我不是不相信胡耀邦同志，可是今天在台上，谁知明天又会是怎么样呢！今天给我分大房间，明天可能又有人来收走，不要说我，老专家吴文俊、熊庆来、张宗燧不都被从大房子里赶出来了吗！他们赶出大房子，总算还有小房子可住，可我今天搬进了大房间，明天再给赶出来，就连这６平方米的小屋也没有了，我可怎么工作呀。……李书记，你去帮我跟领导说说，就说，陈景润说等大家住房都宽裕了他再搬。”

陈景润在此时此景说的这句话，几年后一再出现在宣传他的文章里，文章云：中科院给陈景润分了大房子，可是他坚持不肯去住，他说，等大家住房都宽裕了，我再搬。

这天晚上，陈景润向李尚杰推心置腹谈了心里话后，又接着说：“不要说上边的领导，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过一段时间，还在不在五学科当书记。”

此话不幸真被陈景润言中。

76年元旦后的一个凌晨，陈景润又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外语广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正在播送《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听着听着，陈景润惊愕地张大了嘴巴。社论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四人帮”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一次被革职下台，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冲击。左的思潮又卷土重来，当初给陈景润戴上白专帽子的人又开始趾高气扬。科学院的墙上又刷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陈景润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的谨慎，如果当初搬了家，没准儿这次会被扫地出门。

陈景润不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何物，也没兴趣去弄懂它。但是他坚守着一个原则：没见过的事不乱讲，没根据的事不乱猜，任何场合都少讲话，实在要讲，就讲实事求是的话。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他变得极为谨慎、极为敏感。这天，大姐瑞珍带着儿子来看他，姐弟俩多年没见，陈景润非常高兴，请他们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送走他们后，陈景润马上主动到支部书记李尚杰家向他汇报：“今天我大姐和外甥来看我了，外甥到北京读书，他们是顺路来看我的，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虽然陈景润不关心政治，甚至躲避着政治，但是他心里却有一杆衡量是非的秤。一天，有人来找陈景润：“科学院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会上安排你发言。”

“我？”陈景润吃惊地问。

来人点点头说：“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讲，讲你是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的。”

陈景润心里暗暗叫苦，如果说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党内走资派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把帐算到他们头上。再说，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没听过的事怎么能讲。

中科院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那天，陈景润没有去。

他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最终他却身不由己——“正直的人成为政治的人”。

徐迟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

《人民文学》决定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

写谁呢？有人说起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说70年代初，有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大数学家陈景润，说他将一个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进到了“1+2”。

负责接待的人听了，心里暗想：“1+2”不就等于3吗，这是什么数学难题？而且也没听说中国有叫陈景润的大数学家。

他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怕闹笑话，却不敢说出来，便通过有关方面寻找陈景润。后来总算在中科院找到了，可是谁也不知道陈景润取得了这个了不起的成果，反而听到了许多说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说他常常一连几天将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看书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蘸酱油。说他是个与正常人思维不一样的怪人，除了搞研究，什么都不关心，40多岁了还孑然一身。

那位错将哥德巴赫的“1+2”误认为小学课本上的“1+2”的人这才明白自己真的弄错了，这才知道各国数学家已被这道难题困扰了200多年，陈景润取得的这一成果居世界领先水平。

听了这个故事，大家觉得，陈景润虽然是个怪人，但是，他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非常了不起，应该写他。

请谁来写他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是位诗人，早年参加革命，写下了许多激情澎湃的诗歌。在延安，毛主席曾亲笔给他题写“诗言志”。但是徐迟最有影响的作品，却是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巧的是，这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当年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徐迟还写了许多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和特写，他的文笔细腻而又富有激情。文化大革命中，徐迟似乎消失了，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11月初，当时主持《人民文学》工作的周明挂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徐迟。费尽周折，他终于从电话里听到了久违了的他熟悉的声音。

徐迟听说邀请他去北京写报告文学，很高兴，这位热情的歌者，觉得终于又有机会提笔写文章了。但是听说是写数学家陈景润，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试试看”。

几天后，徐迟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他先拜访了几位科技界的老朋友。听说他是来写陈景润的，大家好心地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也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人物，劝他别惹这个麻烦。

徐迟去看望姐夫伍修权将军，向他谈起写陈景润的事。伍修权说他看过一份报告陈景润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内部资料，他说“‘陈氏定理’很了不起，应该写。”

这时，周明正与中国科学院联系采访事宜，听说《人民文学》要写陈景润，一人跟他说：“我们科学院好样的、有贡献的科学家多的是，为什么你们偏偏选中他呢！换一个人好不好？”

周明说：“我们就想写他。”

周明碰了钉子后，设法直接找到了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方毅，汇报了《人民文学》杂志想采写陈景润的想法。方毅表示支持，说：“我们要是多点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就好了。”

徐迟答应写陈景润。

一个北风凛冽的冬日，周明陪同徐迟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是数学所五学科党支部书记李尚杰。

李尚杰向他们简单介绍了陈景润的情况后就出去了。不一会，他带进来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个头儿不高，身着一套蓝布棉制服，戴着一副老式近视眼睛，他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让人感觉到，他似乎不是生活在人群之间，而是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

李尚杰连忙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小陈。”

陈景润忙走过来跟他们握了握手。

周明说：“我们这次特地约请徐迟同志来采访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攀登科学高峰事迹的报告文学。”

陈景润转身又握住徐迟的手说：“我中学时代读过你的诗，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一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着说：“你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做得很漂亮，应该写你，你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没做什么贡献，应该的，是应该的……”陈景润拘谨不安地说。

徐迟笑了，告诉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陈景润也笑了，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他们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如何。陈景润回答说到了最后阶段，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后，很受鼓舞。说着，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吟毕，他激昂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他们听他讲话，几乎都是严密的报上字儿话。

徐迟动情地悄声对周明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于是，当天晚上，徐迟住进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的家，讲述了他们与陈景润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听了说：“好哇，就写出陈景润！不要动摇。……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

徐迟投入了紧张的采访。他先后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和同事。有说他好的，也有对他有看法的，还有对他嗤之以鼻的。徐迟什么意见都听什么意见都记。

一天，徐迟在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是来写陈景润的，就直言劝告说：“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优秀的科学家多的是，干嘛非要写陈景润！你会惹麻烦的。写写我们所的杨乐、张广厚也好呀。”

徐迟意想不到地发现，陈景润身陷在一个充满了激烈尖锐矛盾的环境里。那些不喜欢他排挤他的人，那些总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将他永远踩在脚下的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因为，这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善良的人，谁也没有得罪，他谁也不敢得罪。他只不过是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打鬼借助钟馗的牺牲品。当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专作嘶鸣的人恶意的嫉妒。

听说华罗庚先生离开数学所时就曾伤心地说过：“以后我再不进数学所的大门。”因为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逃脱过挨整的命运。

于是，徐迟理解了陈景润神经质般的敏感，理解了他说的为什么几乎都是严密的报纸上的字儿话。

为了了解数论这门艰深的科学，徐迟看了许多书，还苦苦地“啃”了好几遍陈景润的学术论文，虽然生涩难懂，终于也略知了一二。

数学不懂，但数学家是可以读懂的。为了读懂这位数学家，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没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去食堂排队买饭，去看了“WG”中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的楼梯，看了他绝望中跳楼自杀的那个黑洞洞的窗口。他还约请最了解陈景润的李尚杰晚上去他住的招待所谈“小陈的故事”。

每天天黑下来，徐迟就为李尚杰泡好一杯茶，等候着他。老李来了后，俩人隔着一张茶几边喝边聊，李尚杰讲陈景润钻研科学的痴迷，讲他为人处事的轶闻趣事，也聊围绕着他发生的是是非非。

他们就这样聊了几个晚上。一天，徐迟提出要去陈景润的小屋看看，周明听说了，也要一起去。李尚杰却为难了，他说陈景润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反锁起来，一般是敲不开门的。

见徐迟和周明坚持要去，李尚杰说：“我倒是进去过，你们要进去得另想办法，搞点‘阴谋诡计’……”

他们三人一行来到88号楼。李尚杰先到小屋门口，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听到陈景润在里面问：“谁呀？”

“是我，李尚杰。”

“李书记，你等等，我马上给你开门。”

过了好几分钟，小屋的门才开了一条缝，见只有李书记一个人，陈景润开了门。李尚杰进去了。

徐迟和周明在门外站了十几分钟后，也敲响了小屋的门。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李尚杰就走过去将门打开了。见是徐迟和周明，陈景润冲过去本能地想关上门，可是徐迟和周明已经迅速挤进来了。

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这哪里能坐呀。他们环顾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一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他算题的废纸和换洗的脏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块地方空着，其余都堆满了书籍和杂志。他其实不常用桌子，看书、演算仍习惯将床上的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

几天后，徐迟带着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与周明一起来到李尚杰的家。李尚杰感冒发烧正躺在床上，徐迟说：“你就别起来了，我将稿子念给你听，请你提修改意见。”

于是，徐迟充满激情地朗读起了这篇报告文学，读到动情处，他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水。

李尚杰没有提出别的修改意见，只是要求里面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于是文中出现李尚杰的地方全都改成了“李书记”。“李书记”在这篇报告文学中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人民文学》1978年1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报告文学。《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以及各省市报纸、电台争相转载转播《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像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10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们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瘦弱的书生，他如何逃过了那一场又一场风刀霜剑？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长途中的孤独和寂寞？

登载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杂志、报纸一时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读着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将全文抄写下来，珍藏起来。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陌生而又拗口的数学问题成为妇孺皆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改革开放之初，鼓舞人们迈步新长征的精神动力。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时髦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青年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追求科学的道路。

有人说，在那个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他广泛久远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代人和一个时代。

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哥德巴赫猜想》的这天，陈景润在天津。他是应天津市科协的邀请前来做报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杰。

作完报告，他们准备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邮局前，见里面人头攒动，许多人在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他们想挤过去看个究竟，这才知道大家争相一睹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赶快从人群里退出来，一边走一边连声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

这股愈刮愈烈的“陈景润旋风”不仅席卷中国大地，而且飘洋过海，在西半球引起关注。

英国路透社发表评论文章：有一名中国数学家，在中国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报纸上对陈景润的报道，将使西方电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关于他身世的报道，不仅可以使人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情味是什么，而且展示了中国的科学在文化革命时代以后的大转变……

信件象雪片般飞来，每天都有几百封、近千封上面写着“陈景润同志亲收”的信件送到陈景润手里。

但是也有人投书《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发出疑问：陈景润算不算又红又专的典型？宣传陈景润会不会使青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走偏方向？

《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了四化要又红又专——从陈景润谈起》的评论员文章。指出，陈景润为了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坚持攻关，这就是红。《中国青年》杂志开展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

1979年3月，酝酿已久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代表昂首挺胸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先生一起坐上了会议主席台。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陈景润眼含热泪地聆听着讲话，邓小平说：“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

一直戴在陈景润头上的“白专”帽子终于摘下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写下一首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会请上台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心情激动地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同志的右手，前倾着身子弯着腰连声说：“谢谢邓副主席，谢谢、谢谢……”

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命运大起大落的陈景润：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1978年秋，一封来自四川农村，没有收信人地址，仅写着“陈井运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邮路准确无误地送到了陈景润手中。陈景润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可见一斑。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这股旋风将陈景润从６平方米的小屋拉出来，他不得不无奈地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邀请他作报告的单位排成了长队。他去山东、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贵州……

一个年轻人拎着一包足有十几斤重的数学手稿，从遥远的大西北来找陈景润，说他已经证明了“1+1”。陈景润不得不花几天时间看他的手稿，发现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一腔热情。

开会多，接见的人也多。人民代表，人们有许多事要找你，连没有房子，两地分居也希望你反映反映。接见记者，能躲就躲。还要接见外宾。

陈景润的出现，使人们犹如在沙漠中看见了一片绿洲，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发现了一泓清泉，他们在陈景润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人们犹如在黑暗里发现了一只燃烧的火把，陈景润激发了他们潜伏多年的对科学的热烈渴盼和追求。于是，经过10年动乱的他们，赋予陈景润太多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对于一位一直醉心于数学研究的数学家来说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多年后，陈景润的同学回忆起一件往事。当时，陈景润已名扬中外，母校厦门大学邀请他回校参加校庆。学校给他买了软卧车票，陈景润说：“这不好，这太浪费了。”他将软卧退了，坐硬卧颠簸了两天一夜才到福州。下车后，他对前来接他的老同学说：“你借我一块手表吧。”

老同学大惑不解，因为陈景润的手上分明已带着一块欧米茄手表。

陈景润解释说，这块表是我出国时买的，带这么好的表影响不好。说着，他将手表取下来装进口袋。

在全国科学大会期间，陈景润当年的老师，那位第一个向他和同学们介绍“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从香山的住处特地到市内的友谊宾馆看望他当年的学生。沈先生是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忆起了在三明的那段往事，依稀记得这个多病口呐的学生。当时已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的沈元关心地对他说：“你身体不太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陈景润说：“谢谢你，沈老师。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微不至地关怀我，我常常感动得流泪。五届人大刚开过，就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多么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劲，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当时在场的记者听沈元对他的学生说：“你呀，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

陈景润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如今，他却身不由己。

陈景润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须为人民说话，如实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声。陈景润口袋里常常揣着人大代表证，有时还去中关村一带走访，将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工工整整记在本子上。80年代初，中关村一带道路拥挤逼仄，生活配套设施落后，这里的人们走路难、乘车难、看病难、换煤气难、买菜买肉难、洗澡理发难。

陈景润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郑重地向大会递交了一份他联络众多代表签名的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中关村的“六难”。

不得不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得不去的讲学，不得不作的报告，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陈景润只得将他的研究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得少些再少些，以补回失去的时间。

虽然他不得不扮演别人要他扮演的各种各样的角色，但他心里着急呀，“1+1”的研究仍没有进展，到达终点的最后一步，路途扑朔迷离。他尝试着从外围突破，外围的最大障碍是“函数的零点分布问题”，这是块硬“骨头”，必须看很多的资料，必须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却因各种活动和会议不得不经常停下来，这是陈景润最感痛苦的事。

这一切，陈景润都是挤出点点滴滴的时间来做的。

虽然陈景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能坐下来专心工作的时间还是太少了。陈景润最怕见记者，面对记者的话筒和大同小异的采访，常常感到无可奈何。

1978年底，陈景润因病再次住进解放军309医院。陈景润心想，这下该可以安静下来了。没想到，到了医院也不得安宁。有真正关心他，来探视他的；也有追到医院来采访或求教数学的；甚至还有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来看看这个“科学怪人”的。

陈景润本想利用治病的机会，将经常中断的研究进行下去，却不能如愿以偿，思维常常被病房里的不速之客打断。他终于忍无可忍，告诉病房的医生护士：“以后不能随便让别人来看我，要看我，必须有卫生部长的批条。你们就说这是卫生部的规定。”

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结尾，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几年后，徐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对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好的作用。因为当时影响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对陈景润这样的人，成名是一种痛苦，甚至成为了对他的工作的干扰。他如果不是那么大名气，可以有更多的安静的空间，有充分的时间来更好地进行他的研究。他后来有了许多社会活动，他要当人大代表，他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而这些活动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成名对他来说真是一种痛苦，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没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后来的进展深入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