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情感上对粟裕为何比对林彪逊色许多？
1929年6月“七大”前后，围绕红军的建军思想与原则，红四军内部发生了长久的争论。
这年4月，红四军前委辗转收到了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随后刘安恭又以特派员身份携带“二月来信”来到红四军。“二月来信”中，中央要求红四军化为小股行动，毛泽东、朱德两人则离开部队前往上海中央工作。
刘安恭（影视图片）
刘安恭与朱德、粟裕等人一样参加过南昌起义，当时担任南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副团长（团长为朱德）。起义失败后，他没有随朱德走上井冈山，而是与刘伯承等人前往苏联留学。
接到“二月来信”后，考虑到根据地的需要，毛泽东不大愿意远去上海，而且劝朱德也别去。
他一面以前委的名义复信说“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即以恽代英代替他本人，刘伯承则代替朱德；一面出于对特派员刘安恭的尊重，任命他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这一职务仅次于前委书记毛泽东、军长朱德，高于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上井冈山的陈毅。但刘安恭上任后，便以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制度为依据，决定红四军由军委统辖，而前委则“只管地方工作”。
这一举措引起了红四军一些干部的共鸣，他们因对建军原则等问题有见解差异，早就错误地主张分兵游击、不愿做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甚至要求前委和毛泽东只管党务，不管军事。
刘安恭的举措一出台，他们便公开主张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对外布告以司令员名义发布，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等。
毛泽东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认为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对作战是有利的，而“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使红军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动摇，造成“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因长久争执不下，多数人又不理解自己的建军原则，毛泽东愤然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一职，说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因为他坚持辞职，前委书记一职最后由第一纵队政委陈毅代理。随后的红四军“七大”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又落选，当选者是持调和立场的陈毅。
这一前后，仅有几个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人，分别是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第二纵队政委谭震林等人。其中，林彪表现最为突出。
粟裕也参加了红四军“七大”，见证了这场罕见的大争论。
他虽然与林彪一样钦服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且一直对“支部建在连上”、“红军不仅是一支战斗队,而且还是一支要做群众工作的工作队和宣传队”等主张予以身体力行实践，但因为个性使然，在大会上没有明确支持的言行。
会上粟裕的木讷寡言，会后也失去了一次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人生机缘。
红四军“七大”后，离开指挥岗位的毛泽东住在福建永定附近一座叫天子洞的大山半山腰养病，粟裕奉命带领所属三连担任警卫工作，与他可谓朝夕相处。
广东军阀陈维远的部队就在附近，生性谨慎细致的粟裕第一次与毛泽东长久相处，深知责任重大，丝毫不敢大意。他将全连分成两拨，一部分由自己亲自掌握，时刻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一部分则分散在住地附近，严密监视陈维远部队的动静，陈维远始终不敢进山活动。
粟裕的护卫之心无可挑剔，但老实厚道的他对心情不大好的毛泽东也仅此而已，没有过多雪中送炭的“亲近”之举。
1937年的粟裕
多年后，他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由于过度疲劳身体不好。他在这里养病、写东西，就地坚持斗争。我们常常看到他屋内的灯光经夜不灭。”
毛泽东写的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了古田会议的决议。多年后的1978年，粟裕的老部下陈茂辉奉命到福建参加撰写纪念古田会议召开四十周年的材料，获悉了粟裕护卫过毛泽东这一情况，回来后向粟裕汇报说：“古田会议也有你一份功劳，写党史时应写一笔。”
古田会议旧址
粟裕没有同意，谦逊地说：“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我只是带着一个连替他作警卫，我当时只是个基层干部，怎么能写我呢？”
不过，他虽然是基层干部，但这时全国红军还不多，毛泽东和朱德也只是一路“诸侯”，距离全国红军的领袖位置还较远，许多后来的开国将领们甚至还没有投身红军，罗瑞卿便才从上海赶到闽西三个月左右，宋时轮则还在家乡醴陵。
粟裕担负警卫任务时，毛泽东对他的细致周密很是放心，也颇为欣赏，但终究因粟裕“不敢打扰”，没有看到他与同龄人林彪一样的表现，熟悉程度和情感上与林彪相比也就差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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