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中共“一大”代表: 曾叛变革命， 晚年在北京因车祸而死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一生。然而，也有几个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弃信仰，叛变投敌；包惠僧、刘仁静历经曲折，迷途知返。今天就讲讲，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坎坷人生
其实，刚开始不是刘仁静去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但因为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这种种偶然与必然性，造就了刘仁静“最年轻的一大代表”这个身份。
在“一大”会议上，19岁的刘仁静担任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的翻译，并参与起草大会文件的工作。
托派分子刘仁静
1922年9月后，刘仁静随陈独秀一起离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刘仁静随后的人生轨迹逐渐远离北京。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他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因陈独秀不能用外语演说，刘仁静承担了大会发言任务。会上，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
图注：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前排左一为陈独秀，后排左一刘仁静，左二瞿秋白。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氏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1929年4月学习期满后，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以任何形式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他拒不向党坦白。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是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内说清问题。可刘仁静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
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将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并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谋了一份差事。没多久，他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上海解放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他，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责其进行深刻反省。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他被安排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并从事编译工作。
1952年之后，刘仁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还一度被关进监狱。后因毛泽东出面保护被放了出来，尔后过起了“隐居”生活。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门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刊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结尾有一段刘仁静的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
图注：刘仁静夫妇
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然而，没多久，意外发生，1987年8月5日清晨5点多，在北京，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来，马路上薄雾未散，行人稀少，司机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着头，正从东往西穿越马路向北京师范大学走去，等到发现前面有人已来不及刹车，车前杠把老人撞出七米开外，当场昏死过去。
这位老人是当时唯一活着的中共“一大”代表、85岁的刘仁静。他的家就在马路东边，他是每天这个时候去北师大操场晨练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着他过马路，震惊地发现了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赶到出事地点时，老人已被送进附近的北京军区262医院抢救，但因颅骨碎裂，大量出血，医生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术了。
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8月12日，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一生复杂的刘仁静而言，这应该算是一种无上的荣幸和一种无声的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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