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一生坎坷，与郭沫若交好，共为闻一多伸冤、为武则天翻案。定陵挖掘后，文物受损严重，吴晗结局悲惨，定陵后无皇帝陵再被挖。
在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吴晗被询问：“如果让你决定，想要发掘哪个古遗址？”他立刻回答道：“明十三陵。”
多年后，吴晗升任为北京副市长，终于实现了他早期的理想。
吴晗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明成祖朱棣的身上，他计划对朱棣的陵墓——长陵进行发掘。
1955年，吴晗在信中对郭沫若提到：“郭老：关于长陵的发掘工作，需要与各方进行沟通。请准备一份报告，期待你来主导。”
一份由郭沫若、吴晗等人共同签署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通过陈毅将军送到了周总理那里，最终呈递到毛主席的桌上。
关于挖掘长陵的消息一传出，就引发了各方的反对意见。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认为，当前的时机尚不成熟。
最终，吴晗和郭沫若成功地发掘了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墓葬——定陵。
北京副市长，为何要挖明十三陵？
在1958年，吴晗和郭沫若等人向全球庄重宣告：“明十三陵的明定陵已经被开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及其两位皇后的遗体已腐烂，但骨架依然完好，头发柔软且光泽闪亮。遗骸周围堆满了数不胜数的金银珠宝以及成百上千匹精美的罗纱和锦缎……”
那么，吴晗和郭沫若为什么要对十三陵进行发掘呢？
定陵被挖掘后，产生了哪些损害？吴和郭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1969年，吴晗和袁震夫妇相继去世，他们的养女吴小彦深感悲痛地回忆说：“他们一生没有同房共眠，连死后也未能同埋在一起。”
在两位去世后不久，吴小彦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混乱。
她满头凌乱地在街上徘徊，见到路人就问：“人死了之后，还能流泪吗？”她还不停地絮叨：“爸爸没有去世，那天我还见过他。”
可以说吴晗是个命运多舛的人，他本来出身名门，经过自身的拼搏考上了清华大学，并在校内担任教职。
后来，他结识了一个身患肺病、骨癌和子宫肌瘤的袁震，生活从此变得格外艰难。
这两个人没有进行夫妻关系，因此也没有亲生的孩子。
可以说，学术是吴晗内心的支柱。
当吴晗考入清华大学时，学校允许他在国文、英语、中史等十多门课程中“随意选择一门”。
吴晗果断地选择了历史，成为了蒋廷黻的学生。
然而，吴晗的真正导师是胡适。
胡适给吴晗写信，推荐他作为工读生专攻明史，从此吴晗便成为了明史的研究者。
1934年毕业后留在学校任教，专注于明代历史的讲授。受到顾颉刚、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大力支持与提携。
自1937年起，他先后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7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地点是在昆明。
从此时此刻起，他与胡适开始了各自不同的旅程。
西南联大结束后，吴晗重新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1948年秋季，吴晗前往解放区西柏坡，并与毛主席进行了会面。
吴晗与毛主席一见如同老朋友，两人围绕《朱元璋传》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后吴晗也时常给毛主席写信。
因此，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后，吴晗始终坚定地站在正义的一方。
值得注意的是，吴晗曾多次写信劝说胡适留在大陆，不要随国民党四处奔波。
此外，吴晗还表示，可以提名胡适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以及北京图书馆的馆长。
然而，胡适并未感激对方的好意，最终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吴晗在1949年1月参与了对北大和清华的接管工作。
在11月，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并与彭真携手合作。
吴、郭之交，为闻一多伸冤，为武则天翻案
吴晗和郭沫若的友谊始于1945年6月。
那时，郭沫若应邀前往苏联，在昆明与吴晗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对历史研究和当时的文艺界有着共同的看法。
吴晗和郭沫若的深厚交情，源于1946年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的虚假“政协”。
郭沫若、李公朴等三十余位来自各政党及社会知名人士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却被国民党特务狠毒地殴打。
郭沫若的眼睛被打掉，额头肿起，还被推倒在地，遭到脚踢。
消息传到昆明后，吴晗与众多师生感到非常愤怒，随即在春城发起抗议活动。吴晗高举手臂呼吁国民党“ abolish the secret police system”，以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
在去年的7月，民主斗士闻一多和李公朴遭国民党杀害，这激起了郭沫若和吴晗的强烈愤怒。
郭沫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国民党特务可以摧毁李、闻的身体，但无法抹去他们为中国历史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今天的这种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与此同时，吴晗也陆续发表了《哭一多》和《哭公仆》来谴责国民政府。
“他们犹如一头愤怒的狮子，吼叫着！表达着人民的苦楚，并提出了解决的途径。”文章结尾提到：“我含泪向一多先生的灵魂致以敬意，唤起的并不是千百人，而是成千上万、数以百万计的整个中国人民！”
随后，吴晗与郭沫若共同努力，积极为闻一多索要稿酬，并照顾闻一多的家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与郭沫若同在北京工作，彼此关系密切。
“为武则天平反”，是他们共同合作的首个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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