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以植物学为代表的西方博物学蓬勃发展，广袤的中国大地成为组建世界植物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开始于清朝鼎盛时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的“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唯一窗口。西方博物学家以广州为枢纽，与他们的
中国合作者一起，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中国的植物标本与相关信息，让来自东方的植物在世界的花园中绽放出夺目的色彩。广州海事博物馆以1767-1796年间活跃在广州十三行的“小人物”黄东的故事为线索，结合他与英国商人、植物学爱好者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的故事，与美国橡泉园林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等单位合作，策划实施“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展览，以黄东的视角展现一个时代的微观历史画卷。
“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展览上，“黄东”与其英国人“事头”布莱克在现场相互凝望。 广州海事博物馆供图
展讯——
“遇见黄东：一个清代广州‘事仔’的大世界”
时间：2024年9月27日—2025年3月12日
地点：广州海博物馆三楼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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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难在历史中留下姓名的小人物
据悉，该展览的主要叙事线索来源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程美宝教授于2021年9月出版的专著《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在书中，她通过各种文献，发掘了一个名为“黄东”的小人物在18世纪的传奇经历。
程美宝教授作为该展览的学术顾问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她透露，她最早“遇见”黄东是在2002年的春天，其时她正在大英图书馆搜集资料。在上万封古老的英文书信中，她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广州的信件，寄信时间是1796年，寄信人是一个中国人：Whang Tong。Whang Tong是谁？为什么会跟身份显赫的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来往？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她通过域外零散的记录，逐渐梳理出Whang Tong的人生轨迹：他是一个很难在历史中留下姓名的小人物。200多年前，他在广州十三行讨生活，给洋人打工，当“事仔”。机缘巧合之下，他协助“事头”，也就是他的雇主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制作了一部有关中国植物的图录，又带着它远赴英国。在零散的笔记和信件里，他留下了“黄遏东”“黄亚东”等中文名字，以及当时惯用的简写——Whang Tong，也就是“黄东”。“珠三角作为与西方国家有着长达近300年交往的地方，许多像黄东这样的市井小人物已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西方人有非常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他们为了谋生，以种种方式从事着与西方人发生千丝万缕联系的职业。”程美宝说。
广州海事博物馆策展小组成员邱靖雯向南都记者介绍，在《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一书的基础上，广州海事博物馆与“布莱克档案”的收藏单位美国橡泉园林图书馆合作，将《柯蒂斯植物学杂志》布莱克专题学术工作坊论文集的内容融入到展览中，模拟黄东的视角，向观众“讲述”他眼中的世界，以黄东的人生经历串联起18世纪的历史背景和植物科学画等珍贵的植物学资料，在微观的历史画卷中，探寻更为宏大的历史命题，以及像黄东这样的普通人之于历史的特殊意义。
这份有中文名称的英文植物名录上，出现植物画绘制者“麦秀”的名字。 广州海事博物馆供图
从清代广州“事仔”黄东视角管窥大世界
展览分为三大篇章，从清代广州“事仔”黄东视角，用“回忆录”的形式，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其在广州十三行遇到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远赴英国、在英国的见闻等情况。在展览中，观众还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布莱克家族、麦秀与黄东共同完成的植物绘画作品和手稿，感受中西绘画风格的碰撞与融合。同时，展览还通过场景还原、数字化角色扮演等手段，让观众仿佛置身于18世纪的广州与英国，亲身体验黄东与布莱克的交流互动。
第一篇章为“特别的商人”，时间是1767—1773年。当年在广州十三行谋生活的黄东看到的是广州在乾隆皇帝“一口通商”政策下日趋繁忙的中外贸易。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英国茶商一一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这个英国青年是一个业余的植物爱好者，有着用图画描摹自然的宏伟目标。作为他的“事仔”，黄东就此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约翰·布莱德比·布莱克的肖像画。广州海事博物馆供图
展览中可以看到英国“事头”布莱克、广州“画佬”麦秀与“事仔”黄东共同完成的植物绘画作品和手稿。乍一看，麦秀的画有点奇怪，一棵花草或一束果子被分拆平铺来画，颜色十分艳丽。以现代眼光来看，布莱克与麦秀共同创作的这批植物画已具有现代植物科学画的雏形。有别于其他以植物为主题的画作，植物科学画以特有的科学形象语言来诠释物种的特点，力求准确、科学、直观地表达植物的形态。虽然优秀的植物科学画作品同样具有艺术上的美感，但它首先是为植物学研究服务的，科学性是它最重要的属性。
布莱克、麦秀与黄东共同完成的植物绘画“木棉”。
在这些珍贵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与广州有关的植物，譬如荔枝、苦瓜、杜娟花、木棉花、菠萝蜜、茶叶等等。有趣的是，资料里记载了不少荔枝品种，如进凤荔枝、黑叶荔枝、四月荔枝和大造荔枝。其中“进凤荔枝”一项，根据图样对应的手稿记录，这种荔枝还有其他几个不同的名字，包括“进奉”“尚书怀”“塘驳荔”。而据清初文人屈大均记述，这种荔枝最初由明代广东著名思想家湛若水怀抱果核从福建带回广州。因湛若水官至尚书，因此名为“尚书怀”。
布莱克、麦秀与黄东共同完成的植物画“进凤荔枝”。根据图样对应的手稿记录，这种荔枝还有其他几个不同的名字，包括“进奉”“尚书怀”“塘驳荔”。图片来源：美国橡泉园林图书馆
布莱克、麦秀与黄东共同完成的植物画“苦瓜”局部。
第二篇章“艰难的旅程”，讲述的是1774年，年轻的“事头”因病去世后，黄东踏上了前往英国的航程，决定将一个游子未竟的理想带回他的家乡。从十三行到黄埔港，再到浩渺无际的印度洋与大西洋，黄东与花叶为伴，穿波逐浪，踏上了大洋彼岸未知的土地。在展览中，观众可以了解到当时航海的仪器以及长途运输植物幼苗的特制用具。
长途运输植物幼苗的特制用具示意图。南都记者 周佩文 摄
第三篇章“远方的奇遇”，讲述的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英国后，黄东随着“事主”的父亲老布莱克在英国伦敦、牛津、诺尔宫室等地游历，见识了英国上流社会各种各样的大人物。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对未知的探求从城郊的苗圃走向世界的花园，来自四面八方的植物、种子和相关的知识汇聚在这里，编织着庞大的全球植物谱系。黄东的出现，为这座知识的宝库添上了来自东方的色彩，也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英国上层社会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扇窗。
展览揭示，1775年，黄东在伦敦向医生安德鲁·邓肯介绍中国的针灸。1775年1月12日，他受到了时任皇家学会主席的约翰·普林格尔爵士的接见，并因此认识大名鼎鼎的约瑟夫·班克斯——班克斯于1778—1820年间出任皇家学会主席，其间被认为是欧洲从“品鉴赏玩”之风向19世纪“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的过渡的时代。1775年2月初，黄东又在伦敦与时任英国文物学会学长的著名收藏家理查德·高夫会面，此次会面给对方留下了聪明好学的深刻印象。1775年6月的他特别忙碌，不但与75岁的德莱尼夫人会面，为其制作细节考究的半立体花卉拼图标上中文名字，而且还为波特兰公爵夫人检视了一批明清瓷器。与此同时，他还与老布莱克一起到访牛津圣约翰学院，把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康熙字典》的册数排列妥当。
德莱尼太太创作的虎耳草拼贴画，左下角的中文标签为黄东手迹。
1776年，黄东成为多塞特郡第三任公爵约翰·萨克维尔的僮仆，因颇得主人欢心，后者甚至花了数十英磅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创办人之一兼首任院长乔舒亚·雷诺兹爵士那里订制了他的肖像，这一肖像自1780年始一直悬挂在公爵家族世居的诺尔宫室。最让人羡慕的是，甚至有公爵的后人说黄东曾经被主人送往宫室附近的七橡文法学校受教育——该校近年也以黄东很可能是该校“第一个国际学生”作标榜，在官方网页大字标题说黄东是1780级的学生。1781年，已经回到广州的黄东还托人通过“格利比号”（Granby）运送了13种17个样本植物给当时的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1796年黄东写给班克斯的书信，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后一份属于黄东的字迹。在这之后，世界改天换地，人们步履匆匆，无论是黄东还是布菜克，他们的故事在百年时光中几乎再也无人忆起。直到今天，来自世界各国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努力下，这段尘封了两百余年、跨越了半个地球的，属于普通人的史诗被重新发现，黄东与布莱克在广州再次“相遇”。
1796年黄东写给班克斯的书信，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后一份属于黄东的字迹。 南都记者 周佩文 摄
尾声：还有多少个“黄东”？
18世纪中后期，像黄东这样从广州到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中国人非常罕见，且大多数都是中文文献中未见记载的小人物，只有境外的档案留下了关于他们的一些痕迹。展览的最后列出一份这样的“小人物”名单，包括广州目前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最早的油画家关作霖、1755年和1756年先后游历葡萄牙里斯本和英国的广州商人林奇官、曾于1770年在英国皇家艺术院的展览上展出自己作品的广州肖像雕塑家Chitqua（目前尚无资料记录Chitqua的中文姓名——编者著）、1775年跟随荷兰“事头”返国并受到当时的荷兰国王和公主接见的舟亚彩等。
程美宝教授指出，由于历史记载的局限性，这些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普通人却长期被忽视。不过，随着近年史学研究视野的转向，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正是活跃在广州口岸的这些平凡的人们，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以及对知识的渴求，为广州对外交流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他们所展现出的开放、包容与探索的精神，不仅是广州对外贸易持续繁荣的推动力，更为后来广州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发出了时代的前奏。
面对面——
程美宝：“如果要拍成电影，黄东的最佳扮演者应该是年轻时的周星驰”
南都：您的书取名《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请问有什么深意吗？
程美宝： 首先，“遇见”——英语“encounter”，有多重含义，譬如遭遇、邂逅、应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徒，在茫茫史海中遇见了黄东，而他也给我带来阅读史料的许多可能性，我得使用许多法子，来跟他交往，因此，“遇见”一词应该是我这个史学学徒与黄东这个历史人物扣接起来的最佳动词。其次，我故意把一个绝大部分人都不认识的人物的名字放在书的主标题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应该只是大人物，小人物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英雄、士大夫、官员其实都是少数，但他们有文字的特权，容易留下更多痕迹。而通往大世界的航道，多年来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探索出来的。造就历史叙述中的英雄的背后，是大量率先冒险，进而摸索出种种方法才得以成事的人群。我们的努力就是想找出了解这些人群的历史材料，以及使用这些材料的方法。试想想，如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闭”和“停滞”的，哪里能突然冒出一群乐意冒险或可以胜任的小人物，在新时代扮演各种角色——在新加坡经商 、后来被清廷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的胡璇泽，在马六甲受洗、后来在广州刊行《劝世良言的梁发，在广州跟随伯驾学西医的关韬，等等，都是后来载入19世纪史册的人物，但他们的背景，可能跟黄东差不多。
南都：那您又是怎样遇见黄东的？
程美宝：我最早“遇见”黄东的地点，是在大英图书馆。2002年春天，我荣获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奖学金，到英国搜集资料数月，在大英图书馆翻阅“班克斯书信”时，我看到了两封中国人致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爵士的信。据相关目录，在数以万封致班克斯的信函中，只有两封是中国人署名的，俱发自广州。一封以“Puankhequa”的名义发出，另一封署名 Whang Tong。“Puankhequa”好办，熟悉这段时期的广州历史的，都知道他就是“潘启官二世”，即著名的洋行商人潘有度，但Whang Tong是谁，则不太容易有头绪。根据该目录，我知道这位Whang Tong曾去过皇家学会，乃趁在英伦之便拜访皇家学会，翻查相关年份的访客名册，顺利地找到这个名字和一些边角材料。从此“Whang Tong”这个名字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但要找到更多的材料，谈何容易。2003年，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找到好些图册，终于得以一睹少年Whang Tong的画像，并于当年通过点点滴滴的拼凑，黄东故事逐渐完整，我写成了《“Whang Tong”的故事：在域外捡拾普通人的历史 》一文，发表在学术期刊《史林》上。这篇文章通过全球学术网络的交流，引起了来自远方的关注。2017年，我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的邀请。这份邀请来自一位植物学家彼得·克兰。他在清点美国橡泉园林图书馆的藏品时，发现了一批创作于1771—1773年的植物绘画与手稿。克兰教授依然认为这批画作非常特别。他与学者乔丹·古德曼共同追溯这批画作的主持者、那位名叫约翰·布菜德比·布菜克的年轻人的足迹，并在橡泉园林图书馆举办了学术工作坊，希望借助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的力量，重新发现这段尘封了两百余年、跨越了半个地球的，属于普通人的史诗。通过细读这批手稿，我得知Whang Tong的本名是“黄遏东”。
通过细读手稿，程美宝教授得知Whang Tong的本名是“黄遏东”。
南都：在“遇见”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程美宝： 2018年10月4日，我在大英图书馆搜集完资料，乘火车赶上最后一节展览时间，匆匆走进诺尔宫室，一睹黄东画像。黄昏离开时，穿越偌大的庄园，偶遇一位老人家，他热切地指着不远处告诉我有鹿，我凝视良久，果然看见一只。这让我想起清朝末年政治家、外交家张荫桓在其《三洲日记》中的记载。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张荫桓曾随“英使新袭伯爵”参观当年已局部开放的诺尔宫室。他在日记中除了提到当时庄园里还豢养着800头鹿外，还特别提到一幅油画：“所悬油画，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华人一轴，戴顶帏帽，短衣马褂，赤脚 番鞋，款署黄亚东，不知何许人，彼族如是隆重耳。”张荫桓“不知何许人”这句话，正是“黄东”这个名字在过去中国近代史书写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注解。黄东的故事，尽管很可能曾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广州、澳门一带口耳相传过，丰富了许多本地少年人对远邦异域和自身前途的想象；他和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从古至今千千万万，用自己的方法缔造世界，但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却没留下多少痕迹。就好像今天诺尔庄园的鹿一样，所剩无几，即便偶然闪身，也不过是“不知何许人”（nobody）而已。张荫桓有没有想过，他19世纪末之所以会和能出使三洲，正是因为在前头的历史中有许多这样的“不知何许人”，为他搭桥铺路呢？
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创办人之一兼首任院长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绘制的黄东肖像画一直悬挂在诺尔宫室。南都记者 周佩文 摄
南都：黄东的身份是“事仔”，“事仔”一词该怎么理解？
程美宝：“事仔”是粤语的叫法，英语的叫法是“boy”或者“page”，相当于小厮，其主人便是”事头“。当时做“事仔”的，不但要学番话，还要学很多别的，因为他们什么都要做。早上要倒水给“事头”洗脸剃须，要打扫房间、铺床，要在餐桌摆好餐具，在书桌摆好文具，要拿脏衣服给“衣服佬”去洗和浆。洋人用的餐具、文具、衣服，跟我们很不同，黄东他们要得边做边学。关于“事仔”一词，1828年在澳门出版、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广东省土话字汇》中指出，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会称自己为“事仔”，与“事头”共事，只不过“事头”在“头”的那一端而已。如果雇主同时雇用了买办，则买办于“事仔”来说就是“事头”，如果洋主人和“事仔”之间没有买办，则洋主人就是“事头”。而我最近又读到的香港晚清文人宋学鹏编著的粤语教材，他认为“事仔”的正确写法应该是“侍仔”，因为广州西关音的特殊发音而变成“事仔”，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南都：该书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繁体版时，封面用了香港画家蔡义远先生专门绘制的、被您称为“变奏的黄东像”。在您看来，如果给黄东画像，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程美宝：我知道的关于黄东的一切都已经尽量写在书里面了，所以我有时候会想象如果我要拍电影，黄东会是怎样的行为举止和性格呢？我觉得黄东的最佳扮演者应该是年轻时的周星驰。首先黄东应该是一个比较聪明且又忠实的人，你看他跟着布莱克学东西学得很快，英文也很好，去了英国后，别人问他问题他也回答了很多，留下了那么多的记录。后来回到广州后，他已经开始自己做生意了，住在行商刘德章家里。这个角色会很难演，他不能是一个很滑头的人，又不能是一个很笨的人。他是一个有点聪明、有点想法的人。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呢？譬如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威廉·琼斯找他帮忙翻译《诗经》，他以生意忙婉拒了。你想翻译《诗经》哪有那么容易，他不会把这些事情揽到自己身上去做。他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还不如多赚点钱。但这样不代表他坏，他只是做了一个很实际的生活决定。其实说到底，我一直都很希望黄东的后人能现身，告诉我们一个更完整的故事。
说到繁体版的封面，其实是蔡义远先生仿照雷诺兹爵士的黄东肖像专门绘制的油画，读者不妨玩玩找不同游戏，看看21世纪的香港画佬怎样再诠释18世纪英国画家的肖像画。凝视此画作，我看到黄东有点轻藐地瞥我一眼，仿佛在说，你写的，都是错的。
《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程美宝著，香港中华书局2022年版。
南都：在您看来，这次展览中最值得期待的展品是？
程美宝：这次的展览最值得期待的展品当然是布莱克家族、广州“画佬”麦秀与“事仔”黄东共同完成的植物绘画作品和手稿。这批画在我的书中未能得到具体的、完整的体现，它们都以黑白插图的形式呈现。这次观众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这些精彩的植物画的原作，大家会发现，它们的颜色是如此鲜艳。当然还有那些留有黄东笔迹的珍贵的中英文手稿，手稿中不时出现“Whang at Tong says…”的字样，可视作黄东‘口述’的痕迹。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陈杰豪 实习生 戴银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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