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一新与文媛南下湖北工作。

留在武汉工作的王树声从大别山深处带来了三个年龄不一样的孩子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开始的时候，文媛与陈一新还很是疑惑，但是仔细一看之后，顿时痛哭了起来，原来他们是陈一新与文媛寄养在不同人家的孩子。

孩子再次回到自己的身边，两人非常地高兴。但是看着三个身体极度营养不良，甚至出现了水肿，也没有文化的孩子，文媛心疼地说：“我们一定要将你们培养成拥有健康体魄、有文化、有道德的人。”

1911年，文媛出生在安徽省霍山县一个礼教森严的大家族，父亲早逝。虽然说是一个大家族，可是却已经是衰败已近，但是就算是这样，祖父还是维持着大家族的面子，不允许女孩子到外面读书，就请了一个私塾先生过来教书。

年少的文媛并不是懂得很多，只是按照祖父的要求在家读书。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她突然之间懂得了很多，对于祖父施加给自己的那一套产生了动摇和怀疑。

家里有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姑姑，在定亲之后未婚夫却因病去世，为了所谓的守节，姑姑竟然吞服了黄金自杀了。

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里人却为她大办丧事，宣扬姑姑是“烈女”。

得到消息之后，文媛非常伤心，也从这件事情中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也在这件事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可是她并不想让自己也走上姑姑这条路。

祖父去世之后，维系这个礼教大家庭仅存的一丝尊严也烟消云散，文媛和堂妹以及侄女都冲破家庭的礼教规矩，进入了霍山女子高小读书。

当时学校里面来了位叫郭诚淑的语文老师，文媛非常喜欢与她接近，直到被老师领上了革命道路，才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员。

1929年，文媛来到安庆参加革命活动，不幸被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多次审问文媛，却始终找不到证据，也没有从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秘密，最后只好将她放了。

被释放之后，文媛来到了上海重新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留在了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底转到了江苏省委工作。

有一次，文媛送文件，结果在路上遇到了紧急情况，巡警在疯狂驱赶马路上的行人。文媛被拦在了马路的一边，想要送情报必须穿过这条马路，情况紧急，文媛淡定提着小皮箱，走到了印度巡警面前，镇定地说：“发生啥事情？能走吗？”

巡警看是一个女学生，抬手就用警棍将文媛拨向了另一边，文媛就此顺利地穿过人群、马路，顺利地将文件送到了目的地。

还有一次送文件的时候，却在电车上面遇到了停车检查，当时文件就在她的小皮箱里面，想要销毁已经来不及了，又不能强行下车，情况十分的危急。

文媛深深吸了一口气使得自己安静下来，然后故意装作兴冲冲看热闹的样子，上前打听情况，对警察问东问西的，警察看她是个学生，便不放在眼里，还嫌她烦，就把她赶下了车。

后来文媛的爱人陈一新被派往苏区工作，文媛由于怀孕就留在了上海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工作。

132年下半年，文媛辗转来到了苏区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正在被封锁中，大家没有食盐可吃，很多人的脸部都浮肿了。邓颖超担心文媛适应不了这种环境，就关心地询问她适应不适应，对她说：“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虽然与上海不一样，但是时间一长就会习惯的，要注意克服困难、增强信心。”

当时中央苏区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对外联络非常困难，因此无线电就成为了苏区与上海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而密码则是核心，靠着它中央才能及时了解情况，成为了中央根据地的生命线。

因此敌人千方百计地想要破坏红军的通讯设备，当时敌人经常派飞机来轰炸，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电台。

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轰炸，文媛她们经常带着密码上山隐秘地点办公，为了到达隐蔽地点，就得爬山越岭，穿过荆棘树林，不但衣服会被划烂，腿脚都会被划伤，弄得全身血流斑斑。

长征开始之后，文媛由于再次怀孕，不能随大部队行动，组织上就安排她们回到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

等大部队走了之后，文媛等人也留下来打游击，慢慢向着上海转移。后来由于部队伤亡太大，文媛五个女同志留在原地隐蔽，后来五人辗转来到了会昌，躲在山上。由于没有吃的，就到附近地里挖红薯充饥。

当时国民党会昌一个专门的铲共团加上民团，天天搜山。

这天，他们还是在山上发现了文媛她们，将她们抓到了会昌县城。敌人在审问她们的时候，按照提前对好的口令，异口同声地说是福建人民政府参观团的。敌人不相信就将之前抓捕的一个在苏区工作过的编辑带来指认。

对方只认识文媛，说她是中央的译电员，敌人进一步逼问文媛的身份，文媛则是回答：“家庭妇女，没有翻译过电报。”

“你是陈xx的弟媳吧？”

“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当然嫁夫随夫走。”敌人看从她这里问不出什么，就转向了其他几个人，大家一口咬定文媛就是个家庭妇女。

敌人毫无办法，将其他人押到了南昌，文媛由于临近产期就被押到了宁都，转交给红十字会，同意其被保释回原籍。

文媛担心回原籍就是重犯了，只好说家里人不在安徽，在上海。

当时文媛有一个伯父在上海工作，她就给伯父写了封信，不久之后，伯父就来了信，寄来了钱将其保释了出来。文媛一手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另一手提着行李，只身来到了上海，寻找到了党组织。

与此同时，文媛的老公陈一新也到了上海。

陈一新参加革命之后，主要是在上海协助潘汉年等同志工作，虽然地下工作极其艰难，但是他凭借着机智和勇敢，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长征开始之后，陈一新与毛泽覃、陈丕显、胡耀邦等人留在根据地打游击。

潘汉年一见到文媛和陈一新，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辛苦了。”

在详细了解了文媛等人离开苏区的情况以后，动情地说：“你们总算活着回来了，又可以为党工作了。我为你们接风洗尘，招待你们夫妻下馆子。”

潘汉年叮嘱文媛夫妇要好好学习，自己会想方设法送他们去苏联学习。

文媛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恰逢陈赓被营救出来，就安排到了文媛夫妻家中。在文媛家中，陈赓得到了非常细心的照顾。

1936年底，就在党组织准备将文媛和陈一新二人送到苏联去学习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文媛和陈一新商量之后，认为当前抗日形势下，党一定需要很多的干部，于是决定放弃去苏联，留在国内工作。

这个时候，周恩来来到上海住在了东方饭店，文媛和陈一新两人一起到医院看望他。几人分别几年之后再次相见，相谈甚欢，聊了很多。

在谈话结束之后，周恩来问两人有什么要求，夫妻二人则是提出了想要到延安工作。

周恩来考虑了一下，立马答应了她的要求，并且立刻给李克农写了一封信，要他安排文媛一家去延安。

1938年5月，文媛一家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又随部队转战东北，南下中南。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一新不仅担任湖北省副省长，还兼任着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可以说身份地位都很高了。

由于已经答应好好照顾自己的三个孩子，所以家里但凡有点什么好吃的，他们总是让孩子们先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反而对子女的要求还非常的严格。

在上中学后，家里距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陈一新也从来不用公车去接送他们，而是坚持要求他们步行上下学。

有一个星期，陈一新的司机有空就自作主张去学校接了孩子。

陈一新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司机，说道：“不能让孩子们搞‘特殊化’，小孩子吃点苦有好处，更何况比起长征时期的小战士们，这点距离不算什么。”

他还告诫子女，公安人员担负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反动势力在做着最后的挣扎，到处破坏。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维持祖国的安全，陈一新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审查上报的材料，严惩一切不法分子，也绝不冤枉一个坏人。

在此期间，他虽然处理了大量的案件，但是没有一件冤假错案，更没有冤杀一个人。

有一位曾经当过何应钦的随身军医被判处死刑，但是经过他的查证，发现对方身上并没有血债，于是坚决反对判为死刑，将其改为长期监禁，在狱中发挥特长，为犯人治病。

由于年少的时候并没有读多少书，所以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努力学习，常常去大学听课，因此写得一手好文章。

对于子女的学习也是要求非常严格，在他们的教育之下，儿女们分别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大学）和武汉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