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浙江宗族祠祭祖先述略
常建华
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摘要]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形式可以分为庵观附祭与墓祠、家祠、宗祠三种形式。明前期墓祭有墓庵、墓亭、墓祠，士大夫予以肯定。家祠通常祭祀近祖，或有祭祀始迁祖，有违儒家礼制，士大夫也给予认可。家祠事例见于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湖州府。明中叶绍兴山阴陈氏创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金华府义乌陈氏设立祠堂牌位引起关注。明后期浙江温州祠堂仍在继续设置。温州府乐清县李氏、高氏设置大宗祠。金华府东阳许氏祠堂由地方名人专祠转化为族人宗祠，绍兴府余姚吕氏也有始祖祠，由家祠演变为宗祠。吕氏设置祭田，由族众捐置，三房轮流办理祭祖。
[关键词] 《家礼》；祠堂；方孝孺；苏伯衡；吕本
明代的社会风俗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大致上起始于成化之后，发展于嘉靖以降。我们对于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考察，也据此分为前、中、后三期。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祠祭指在祠堂祭祖，家祭、墓祭可以分别在建于居室之东的家祠或建于墓所的祠堂进行，无祠者也可以在家中或墓地举行。关于明代浙江祭祖与宗族问题，日本学者井上徹讨论了宗族通过确立祖先、设立祭祖的祠堂和编纂族谱形成宗族的基本条件，尤其关注宋濂、方孝孺等人的有关主张与活动。何淑宜研究元明江南祭祖多涉及浙江地区。常建华探讨了宋濂建祠祭祖思想。本文则依据明人文集中的祠堂记文以及族谱，对明代浙江祠祭祖先问题作一较为全面论述。
一、明前期的祠祭祖先
明初著名学者方孝孺（1357—1402），浙江台州宁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他热心于宗族建设，所作《童氏族谱序》探讨宗族保家问题。方孝孺首先谈到祠祭与谱系对于宗族的重要性，“自三代以降，谋国之略皆何曾之所笑，而大夫士之家抑又甚焉。孝弟忠信以持其身，诚恪祠祭以奉其祖。明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累世积德，以求无获罪于天。修此则存，废此则亡，此人之所识也”，认为富贵不足恃，祠祭祖先、明谱牒睦族可以积德，知礼义而贤子孙。接着以同乡童氏为例，介绍童氏聚族而居，先做祠堂，再修族谱。然后是对童氏建祠、修谱的评价：“使十世之后，而相亲如兄弟，知有其本，而不敢视之如路人。非统之以祭祀，而合之以谱图，安能使之然哉。是知家之有庙，族之有谱，善为家者之所当先也。而童君独知而为之，岂非贤乎！”他指出祭祀、谱图有统合宗族的作用，可以使族人知本息争，所以善治家者必先从事家庙、族谱。
浙江祭祀祖先的形式，我们分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一）庵观附祭与墓祠
元明时期的坟庵与寺观立祠，笔者已有所讨论。这里就明前期祖墓的庵观祭祖问题，作些补充。墓祭祖先是明代普遍存在的祭祖形式，但是在祖墓建祠而且请僧道主持则并不多见。明前期僧人释妙声所作《于氏祠堂记》值得注意，他首先论述基于孝道墓祭祖先是合于人情的：
墓祭非古也，其礼以义起者与礼缘于人情，则夫墓者吾亲体魄之所在也，于是焉求之，孰不可哉？虽然此犹为游方之内者言也，吾徒宗出世之学，当谕其亲于道，生以志养，残以道济，使死而不亡者，去沈塞而升高明，孝莫大于是矣。
僧家也认同墓祭。他接着讲述于氏建祠经过：
吴江西鄙于氏，有讳安者，于今为五世祖。有子六人，其季为僧于妙智寺，名益光，受田二十亩于乌程之矫字圩，既庵其上，以修祀事。其殁也，则瘗骨焉。至正间兵兴，田为有司所夺，庵亦毁，仅存其竁。宗子德桂房有孙僧曰致远，与从弟僧思义，复建祠堂于族居之近，立木主祀五世。府君而下，别割田以给之，愿得记俾久远。
于益光出家妙智寺，在浙江金华乌程建庵，受田二十亩。元至正间田失庵毁，明初于氏嫡长的宗子德桂房，有僧人兄弟致远、思义，“复建祠堂于族居之近，立木主祀五世”。释妙声就此阐发对于僧庵祭祖的观点：
佛之教以孝为至道，其慈仁所覃，自吾亲至于途人之亲，自吾世极于既往之世，视之一也，视之一宜无所不爱，况一气之禅续者哉。此吾徒所当尽心焉者，二师可谓知所本矣。夫为人子者，孰无是心哉？是则永久非待乎记之有无也。远字复元，业天台氏之学，有文行世，尝主天竺之永寿寺云。
佛教也主张孝道，且阴阳两界平等，以复建祠堂为“知本”。
金华府义乌县施氏的墓庵，也受到当地人王绅的赞成。王绅《施氏双溪庵记》称，施氏世居剡溪之阳，明初有裔孙道圆以先茔皆在溪北，去家五里而近，不欲使祖父体魄散处遐远。“又奉其考耕隐处士及母傅氏、兄恕斋处士之柩以附，且自营寿藏于其侧……乃直东构庵一区、其屋为间计者若干，于是妥神有亭，祭献有堂，致斋有所，肃宾有舍。周以崇垣，抗以高门，以至庖、库、湢、溷，莫不完具。外割腴田若干亩，隶其入以为奠飨之需。”既成，请左春坊左庶子义门郑济为庵题写扁额，请王绅撰写记文。王绅认为：“古无墓祭，其殆以既葬必制主。而主者，神之所依也。有主必有庙，故祭必于庙。而墓者，特体魄之所藏也，因略而无文，盖礼以义而制者也。后世人子，不忍死其亲，见手泽桑梓之存，必悲感而怆慕，况体魄之所在，其有过而不哀思乎？哀思之至，肸蠁潜通之道也。于是上墓有祭，依墓有庐，而庵制之设，礼以情而起者也。”墓庵如同墓祭合情合理。
苏伯衡（1329—1392），字平仲，金华人。明太祖置礼贤馆，伯衡亦被延致，擢翰林编修，以病辞官。洪武二十一年（1388）聘主会试，寻为处州教授。苏伯衡记载了温州府平阳县的另一个墓亭，徐宗于“洪武乙卯购得善地梅源之铁场原，遂以是岁十月庚戌，自壶岭迁而葬焉。并墓构亭四楹，岁时节拜扫馈奠其间，而以厚本名之”。洪武八年（1375）所建的这一墓亭，是为祭祀徐宗的父母。杭州府萧山县也有为父母而设的墓亭，徐一夔《追远亭记》说：“萧山汤彝既葬其先巡检府君于海山之原，仍作亭墓旁，为祭享之所。”汤氏“以岁时扫墓，子姓咸在，不可无萃诚之地以格祖考，乃作兹亭”。徐一夔认为：“从汉以降，中原大夫士之家莫不以清明上墓为重，曾不以礼无明文而废之者，此也。然而墓祭之设亦何不可之有？”此为赞成墓亭之设。
墓祭除了墓亭，还有墓祠。苏伯衡记载了平阳的墓祠，他的《悫敬堂记》说：“平阳范洵子美，葬其先父母于青华山之原，作祠堂于墓之侧，以为岁时汛扫馈奠之所。”他还解释这一祠堂名称：“墓焉，而亲之体魄藏焉；祠焉，而亲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间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无文，至敬无饰，此君子之祭不贵乎繁文而贵乎悫也，不贵乎备物而贵乎敬也。”这是祭祀父母的墓祠。衢州开化也有墓祠：“衢之开化曰金溪，有山曰奎娄峰，其下曰筠谷，故儒宦家郑氏居焉。谷口则学录公之墓也，其子瓛等即墓立祠，以奉公之神。”该祠祭祀父亲。
王鏊（1450—1524），字济之，号守溪，江苏吴县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孝宗时历侍讲学士等职，武宗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后辞官归乡，家居十四年，终不复出。他在《吴兴闵氏重修先茔记》谈到浙江湖州吴兴闵氏墓祠兴废经历：正德二年（丁卯，1507），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刑部尚书闵公致仕归吴兴，瞻拜先茔，墓在吴兴城东北之敕之字围。闵公告诉王鏊其家墓祠的由来：
惟吾始祖将仕府君，自汴扈宋，来归吴兴，遂于晟溪家焉，凡十有一世矣。元延佑、至治间，归安教谕府君实始坟于兹，享祀有堂，合族有室，延宾有馆，供祀有田；中为神祠，外为僧舍，下至寝库庖湢，罔不备具，所以覆芘我后人者，至矣。元季兵兴，茔乃毁焉。国朝正统间，先中和府君治之，始复于旧。世远支分，樵牧无禁，茔又毁焉。不肖孙蒙先人之休，克有禄位，历事四朝，封及三世，阶一品，位八座，恩光下贲，侈矣。而丘陇不治，予用是惧，早夜孜孜，乃鸠工庀财，完旧益新。越二年，始克有成绪，祀先合族。既复其初，缭以周垣，严以重门；华表碑碣、石兽翁仲，咸如令式。
可知自宋而明，吴兴闵氏已十一世，元代始设墓祠，以供合族，由僧人管理。元季茔墓毁于兵。明正统间，始复旧又毁。正德时建成新祠，祀先合族。
值得注意的是平阳为女性所立之墓庵，苏伯衡《厚德庵记》说：武略将军马侯镇平阳之九年，购以营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洪武十五年（1382）遂创庵于山之麓，“前为厅事，厅事后为中庭，中庭后为祠堂，中庭东西各为轩，东曰朝阳，西曰致爽。东西轩之外各为步廊，以为庖、为湢、为圊、为守冢者之舍，为间凡十有七”。所谓外姑，是马将军妻子的母亲，岳母去世，夫人哀不自胜。于是马将军创庵建祠，马夫人说道：“幸先母葬鸣山，即是建庵为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纾，似亦可为长久计哉。”马将军则说：“吾念其孝又善其处，是也得礼外意，遂为创斯庵。且买田若干亩为永业，以具牺牲、醴齐、粢盛食居守者。亦既作神主，妥奉如式矣。”对此，苏伯衡指出：“父族、母族、妻族之于我也，服之降杀缘情之戚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富用吾之情则一焉尔也。大凡妻之族犹不可不用情，岂有无主后而可不加之意乎？今侯以义起礼，斯庵攸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当为哉！虽然世降俗偷，人子于其父母终而忽焉，远而忘焉，且犹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于其所疏者致隆极如此，德之厚也，又何加焉。闻者孰不感慕而兴起，况于子若孙乎？”苏伯衡肯定了以义起礼为妻族建祠的行为。
（二）家祠
家祠，是指依据朱熹《家礼》祠堂之制，建于居室之左通祀四代祖先的祠堂。
苏伯衡记载了元末明初浙江的宗族祠堂事例。他在《时思堂记》中说，温州平阳东南三十五里有一地郭宕，郭氏为当地望族。唐中书令汾阳王郭子仪七世孙太初广明间避地来平阳，其子景孜复自钱浦迁居郭宕，至建祠者郭景高十六世。元末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月望日，“即正寝东室敞为祠堂，妥其先世之灵。始太初府君肇家于平阳，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僣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祢，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亵也。规制中度，器物完具，岁时蒇事，馈奠惟谨，扁曰时思”。该祠虽是家祠，但是祭祀始迁祖，有违儒家礼制。苏伯衡评论该祠：
古者大夫士之家祭于庙，庶人无庙祭于寝。三代而下庙制既废，而祠堂则始自汉室，不过即墓所为之，变礼也。宋儒去墓而建于家，则变而协诸义矣。崇礼之士欲致崇极于其先，可不为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则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祠堂之设，祭礼以时，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何惮而不为之乎？人不能为而景高为之，不患祀事之不举，而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楣间用以自朂，又欲求文以告来者，何其笃于孝也。
郭景髙时为浙江瑞安州同知，其建祠被认为是宋儒的主张。
这一主张其实是朱熹《家礼》所定祠堂之制，明初平阳仍有这种建祠事例。苏伯衡的《陈氏祠堂记》记载，平阳人陈谦于洪武十年“作祠堂正寝之东，以奉先世之灵。始于讳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于水，位讳无从征也。祠之制，同室而异龛，一遵《家礼》。月朔必谒，有故必告，时节必祭。牲杀器皿，亦一遵《家礼》”。苏伯衡认为祠堂之制适合于士人：
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则知其所以报本矣。报本莫大于追远，追远莫重于祭，是以古者饮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饭。一饮一食，犹不敢忘其所始，则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亲之所自出未远也，吾祖之所自出虽远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孙宜无所不用其情，然而圣人虑其过与不及也，于是有礼焉，有制焉。尊而贵者其礼隆，隆则有庙，卑而贱者其礼杀，杀则等而降之。去庙而即寝，以荐寝乃燕处之所，以之而修祭祀，苟非庶人后世无禄之士为之，则于礼未称，礼者称情而为之者也。苟欲其称，则虽古之所无，可以义起之，此祠堂之建为不僣不亵而于士为称焉。
苏伯衡赞扬了陈谦建立祠堂的行为：
嗟夫！自宋儒之议行至于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间，搢绅之家能念其浚发之所自从事乎？此以致崇极于其先者，几何人哉！今谦于荡析之余，室庐完美，货财滋殖，不以为吾力之所致，身与妻子之所当豢养长顾，却虑以为吾先祖父之所积累者厚，故其福泽之所渐被者远也。于是报享称情，为之而致其崇极，如此可谓知本矣。然则祠堂之作，虽礼之常而亦不可不书也。庸著所闻，俾刻于丽牲之石，庶其子孙思缵承于无穷。
朱熹《家礼》虽然设计了祠堂之制，据此明初实行者尚少，加之社会动荡之后，能够首先考虑建祠祭祖，被视为难能可贵的行为。
苏伯衡还撰有《陈氏修睦堂记》，记载家于处州丽水来仪乡的陈氏。陈氏于洪武年间“乃作修睦堂于正寝之前，嘉时令节则为酒醴，刲羊豕，布几席，罗豆笾，举宗咸延致而宴于斯”。苏伯衡就此指出：
惟婺之浦江郑氏一门，群从数千余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亲且睦也，虽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见之未尝不叹其美，而今又见陈氏焉。郑氏聚族而居，号称义门。其雍睦也，君子以为难。陈氏非若郑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爱乃尔，岂不愈难哉！
苏伯衡认为陈氏修祠睦族的难度大于金华浦江郑氏义门，并加以称赞。
浦江深溪王氏建有祠堂。胡翰《深溪王氏祠堂记》称王氏为金华著姓，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勋为金吾卫上将军、封邠国公者，理宗时有以进士登科、拜监察御史谥忠惠者，徙居深溪。明初五世，“合族以居积数十年，而族益炽且蕃，则又大新其室庐，规地正寝之东，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灵。始自高祖，不敢逮及邠国者，远故也。高祖有服则当有祭，非僭也。其次则曾祖及从曾祖，又其次则祖及从祖，继祖为祢，祢之昆弟及从昆弟，族合则祭，亦合非亵也。月朔必谒，有故必告，岁时奉其明荐，罔敢或怠。以粢盛、醴齐、牲杀、器皿，不可无田以给也，则置祭田。以燕器不可以献，亵衣不可以祀也，则置祭器、置祭服。凡礼之得为者，视其力而为之。其不得为者，则弗为也。”这是遵从《家礼》所建的祠堂。
王直（1379—1462），字行俭，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正统间拜吏部尚书，天顺初以老疾乞休。湖州清溪沈氏也建有祠堂，监察御史沈珒奉其父兵部主事昪之言，请王直撰写祠记，自我介绍说：“沈氏先居湖州，其后有文俊甫者徙居邑之南乍川，则昪之曾大父也。文俊甫生达之，又自南乍徙清溪，则昪之大父也。”沈昪“于正寝之东，拓地建堂，以祀焉。远而不可考者末之何，断自其可知者为之次。以文俊甫始迁乍川为第一世，达之又徙清溪为第二世，榖宝积善成德，以蕃育子孙，而沈氏复大，为第三世。吾二兄虽有后，然吾同气不忍违，皆祔食。若昪之妻之丧当祔，亦举以祔焉。此祠堂享祀之意也”。王直认为：“沈氏之先统系无所于考，幸有贤子孙相继出，缵先德之传，念世祀之重，作祠堂，具器用，而以岁时备物行礼，诚可谓笃于孝者矣。今祠堂之制非若古之庙也，而逮及庶民，皆得享四代，制虽简而祀则隆，晦庵先生顺天理本人情而以义起也，事合于义而尊尊亲亲之道行，则何古今之间哉。圣朝之治旌孝以劝忠，仕之贤者必褒及其亲。沈氏祖宗既立德于前，子孙复善继于后，则宗祀之光荣盛大，岂有穷哉。”王直还联系明朝旌孝劝忠，肯定沈氏的建祠行为。
有的祠堂介于家祠与宗祠之间，或者说介于二者的过渡形态。如温州永嘉潘龙田“尝按朱子《家礼》，于所居之东，作五龛。其一虚其祖，以奉始世之祖，盖其谱亡莫考其所自出也。其一奉高祖守镇君，节度干办官讳俞者也。其一奉曾祖处士讳光者也。余二以奉祖讳谦又讳浩者也。又以其高叔祖、登宋文武两科监扬州镇讳埜者祔焉。凡其族无主所者又祔焉。岁时率子弟行礼其中，器物非躬致者不羞，端诚俨恪，如见乎祖”。潘氏祠堂与《家礼》少异，为五龛，不过始祖位因不知始祖所自而虚其位。后来潘氏徙居郡城之南，选择风水好地构新祠，所奉无改其旧。因潘龙田系庶民而建祠，所以受到祠记作者的赞扬。
（三）宗祠
宗祠，是指祭祀始迁之祖，旁及先祖，以合族为目的的祠堂，文献中多称之为“先祠”，有的则远离居室，在墓地、祖先故居建祠。
明初苏州人贝琼《追远堂记》记载了浙江宗祠祭祖事例。台州府天台林氏奉先之所名追远堂，林氏之始祖十一府君讳勋，五代时由闽徙家于黄岩半岭，其后支叶益繁，散处梅溪团浦者特盛。贝琼说：“当宋设科目，一岁联中有司者八人，曰雪村、曰勿斋、曰晓庵，皆以能文辞称。故江以南衣冠大姓，必推天台林氏焉。”林氏“筑堂梅溪，置主其中，岁一祀之，且会族人子弟，讲尊卑长幼之序云。遂割田若干亩给其费。有女以疾不嫁者，益以田四百亩，而器物无缺矣。”该祠应是祭祀始祖的宗祠。贝琼认为祭祖追远符合人情：
余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自祖祢之近，推而上之，则有曾祖焉；又推而上之，则有高祖焉。然非止于是而已，有高祖之祖焉。譬之于水，千盘百折，以达于海。然河不始于龙门积石，而出于昆仑；江不始于汉，而导之岷山。论者不徒考其脉络，必穷其源而后已。人之报本，可不求之远邪？水未有无源而出者，人未有无祖而生者。惟属之近而有服者，其恩隆；属之远而无服者，其礼杀。亦天下之同情也。有能追而祭之，不以远近为隆杀，岂非厚之至乎？
报本求远如同江河溯源，祭礼不拘泥于远近为隆杀，能追祭祖先是追养继孝的深厚情感所在。贝琼又从宋儒主张继续论述祭祀始祖的合理性：
特古者限于先王之制，大夫有庙无主，士则祖祢一庙，庶士、庶人无庙而鬼，上下之分截然，不得逾而僭者。故孔子曰：“祭之以礼。”曾子之言，盖为有国者而发，使施之所祭，必尽吾之诚耳，非谓庶士、庶人得祭祖祢以上而及于无穷为孝也。君子于此制虽不得为，而心实不能已。于是伊川先生以义起三祭之名，而初祖、先祖与祢，各有其类，而得受祭焉。林氏世次相传，越四百余年，源深流长如此，而子若孙又能合雪村、勿斋、晓庵以及十一府君而伸其敬，可谓知报本之道已。曾谓公侯之贵，或不及乎此，庶士、庶人乃能之。《诗》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是皆率性之道，笃于所亲所尊者，又岂强之而然哉？故重其请而记之。观者亦有所警乎中，尚革薄而之厚也夫？
古代祭礼庶士、庶人不得立庙祭祖，伊川先生程颐主张礼以义起，初祖、先祖与祢各从其类受祭。林氏祭祀始迁祖合族，是“知报本之道”，发自内心，笃于所亲所尊，可使人情革薄尚厚。
天台陈氏也建有宗祠，大儒方孝孺的记文就祠堂祭祀始祖的合理性问题讨论甚详。方孝孺《天台陈氏先祠记》首先介绍了天台陈氏以及设立先祠的经过：
天台陈氏，居东哲山者为著姓。其先自婺来迁，至秉彝十余世矣。族之盛凡近百家，秉彝之祖恐其族大服降，其情或离而不属，乃为祠祀始迁祖，而使族人合祭，以维系其心。元末兵乱，祠毁于火，秉彝之父彦圣，欲作新之，未果而卒。国朝洪武十年，秉彝以为先人之志奚可不承。乃谋于堂弟，集财聚工，为祠于故址。复以亵器不可以祭也，设牢醴粢盛之器藏于祠，以族人各用其物以祭为不饬也，割田若干亩，以供祀事。请族之宗子主其祭，祭必繇礼而不越焉。其役逾年而成，其事可以传久而无弊。
元明之际，天台陈氏传世十余世，宗族之盛凡近百家，先是有祠祀始迁祖，元末兵乱祠毁，明洪武十年重建，有祭田，请宗子主祭。接着讨论礼制与人情的关系：
今天下之礼不合于古者多矣，不合于古而合人情，虽圣人出，不能易也。人之富贵自外至者，不可以必得，得之不可以世守。而祗祖事先之心，发乎天性，人之所同也，乌得以自外至，为之制而禁抑天性哉！苟拘古之法，庶人惟得祭其祢，今饮与食，持杯必奠，执匕必祝。始为饮食之人去今已远矣，今之饮食非彼为之也。人犹不忘之，况祖考吾之所本者，吾身皆其遗体，其可忘而不祀乎？自汉以来，民之祭已上及高祖，非人不由礼也，不合于人情，势不可守也。孔子尝谓，继周者有所损益，其此类也。
当今礼俗不合古制而合于人情，人应以天性做事，而不必拘泥于外部制度，人不可不祭祖。方孝孺继续评论陈氏先祠：
夫陈氏之祠，自始迁而祭群祖，言乎古之礼，固不尽合。先王制礼之意似可为得礼之本，盖礼所以善俗，而教民亲睦。虽作于古，不足以感人心，犹非古也。虽不合于古，于俗有益焉，安知其不合于先王之意乎？暴戾之夫不可以词说化，示之以父之像则泣，过祖之庙则敬，其泣与敬，岂待词说哉！出乎天性不可止也。陈氏族人信盛矣，合之以一祠，犹一家也。此祠不废，传数百年犹旦暮也。辨其亲疏，谨其品节，不合于礼者鲜矣。有可以持世变俗者，极人力之至难，犹得为之，况为祠而善一族者乎？然则兴作之工虽微，而可书者甚大。余有志于变俗而未能者，喜其事约而博，因记其成，且识所感焉。
陈氏先祠祭祀始迁祖与群祖，不尽合古礼，然而“得礼之本”，即礼制旨在“善俗而教民亲睦”，可以教育“暴戾之夫”，有利于改变风俗，得到方孝孺的认可。
二、明中期祠祭祖先引发的讨论
明中叶金华、绍兴设立的祠堂，黄仲昭、吴宽等所作祠堂记文就祠祭问题有所讨论。
黄仲昭（1435—1508），名潜，福建莆田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南京大理评事。弘治元年（1488）任江西提学佥事，辞官回乡，日事著述，学者称未轩先生。黄仲昭《书李西涯所作山阴陈氏祠堂记后》是对于李东阳祠记的商榷文字，可见士大夫对于祠祭祖先的讨论。黄文如下：
予友山阴陈君直夫，能复其先业于破荡流窜之余，又能创祠堂，置祭田，而使其父祖得复血食于丘园桑梓之间，《传》所谓善继述之孝者，直夫有焉。西涯李先生记其祠堂，谓直夫之所自，尽可以教其子孙，亶其然乎？东白张先生书其记后，谓直夫二兄继卒，主其祭者次属直夫，直夫尝以其子继伯兄律之宗法，决所不可。此则非予浅学之所能解也。盖直夫立祠堂时，其伯兄尚无恙，固尝主其祭矣。尝主其祭，即宗子也。按子程子曰：“《礼》‘长子不得为人后’，若无兄弟，又继祖之宗绝，亦当继祖。礼虽不言，可以义起。”此可见宗子之绝，不可不为之立后，以主祭也。或谓祠堂由直夫而立，则其祭自当直夫主之，不必为其兄立后也。予又闻吕汲公有言：“《礼》‘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故今议家庙，虽因支子而立，亦宗子主其祭，而用其支子命数所得之礼。”此又可见祠堂虽立于庶子，而祭必主于宗子也。东白先生以理学名一时，其言必有所据，惜予未及请问其详也。因直夫出示此卷，故识予之鄙见如此。直夫试以予言质之，倘别有所闻，因风幸以告我。
浙江绍兴山阴人陈直夫，名壮，天顺八年（1464）进士，授南京御史，历江西佥事，致仕家居十余年。弘治中起官福建。二年后致仕。他复其先业，又创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西涯李先生即李东阳为其撰写祠记，黄仲昭对于李东阳所谓“直夫之所自，尽可以教其子孙”有所质疑。东白张先生，即张元祯（1437—1506），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编修。成化时，预修《明英宗实录》，引疾去。居家讲求学问，阅二十年。正德间，官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元祯认为：“直夫二兄继卒，主其祭者次属直夫。”黄仲昭以“直夫尝以其子继伯兄律之宗法，决所不可”。提出：“直夫立祠堂时，其伯兄尚无恙，固尝主其祭矣。尝主其祭，即宗子也。”按照二程的说法，“可见宗子之绝，不可不为之立后，以主祭也”。然而有人认为：“祠堂由直夫而立，则其祭自当直夫主之，不必为其兄立后也。”又引北宋吕汲公的说法，得出自己的结论：“祠堂虽立于庶子，而祭必主于宗子也。”意即陈直夫应立已故兄长之子为宗子主祭，而不应自己主祭。依据黄仲昭此跋，我们了解到时人对于祠堂祭祖礼仪十分专注，反映出对于祖先的谨慎态度，这是祖先崇拜与尊重礼制的结果。
金华府义乌陈氏设立祠堂的讨论，集中于祠堂牌位问题，值得关注。吴宽（1435—1504），字原博，南直隶长州人。成化八年（1472）状元，授翰林修撰，曾侍奉孝宗读书。孝宗即位，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定”。《义乌陈氏祠堂记》谈到，义乌陈氏族长惟荫，总家政，将作祠堂于所居婺溪之上，以奉其先世。他与族人商量：“堂不难于作，难者神主之位次，欲其当乎义而不失乎礼也，若之何？”于是其从子樵进言参考麟溪郑氏义门，说：“天下之观礼者皆自远而来，况吾与之邻壤者哉！”于是前往参观。既归，告诸叔父说：“樵已得郑氏之礼之意矣。盖郑氏生同族而居，不同堂而食，故死同祠而入，不同椟而祭，固事亡如事存之道也。吾家生不同居，然而岁时有会，男女异席。宜为寝室，以安神主，夫妇共椟。祭则迁主于堂，男女类序。其文共书一版，但各见其所继之宗，世满则祧之，是亦事亡如事存之道也，是亦郑氏之意也。”惟荫表示赞同。诸侄乃各量田出其粟五之一以助。该祠：
凡为寝室五楹间，中祀其六世祖贤八府君，为不祧之主，自其考庸一府君而下，左昭右穆，位次秩然，堂为间如寝之数。又轩其前，间如堂之数，以为子孙奉祀之位。其两傍又为庑二十二楹间，上以祀各宗庶母。左次扁曰神储，积粟以供祀事；右次扁曰义储，积粟以备修葺。宰牲有庖，藏器有库，缭以周垣，固以高门。工起于成化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越十二月九日告成。
与《家礼》祠堂之制不同的是，堂数为五而非四龛，中祀六世祖不祧，超出高祖。两旁祀各宗庶母。吴宽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夫礼之制何本，本于人情而制也，惟其本于人情而制，故议礼之家可以迁徙而无一定之说。若祭之为礼，礼之尤重者也。古之祭者，有尊卑贵贱之分，故所祭有亲疏多寡之数。祭法曰：王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二庙，官师一庙，士庶无庙。无庙则伤乎人情，而孝子孝孙无所致其报本追远之心。于是世之大儒君子立为世数以祭之，或以三世或以四世，或及其始祖。至考亭朱子辑为《家礼》一书，然后其说始定。而郑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犹病《家礼》之不可行也，遂少变之，然岂求异于儒先哉？盖人情之不得已也。若夫陈氏生既不同族而居，至于事亡之际，其礼因复少变之，又岂求异于他人哉？盖亦人情之不得已也。故儒先之祭，莫不以宗子为重。郑氏、陈氏变之者，因合祭而特变其位次耳，于家法则自若也。然皆惜其不及就正朱子，立为常法，以通行天下耳。
他认为礼之制本于人情，祭有尊卑贵贱之分，所祭有亲疏多寡之数，儒者主张不同，《家礼》始定其数。义门郑氏累世同居，本支益盛，神主位次病《家礼》不可行，遂少变而祭远祖，陈氏仿郑氏，均为人情不得已。先儒主张宗子祭祖，郑氏、陈氏因合祭而特变其位次，于家法一如既往。吴宽遗憾的是，此法不能就正于朱熹以通行天下。
三、明后期宗祠家庙的发展
明后期宗族建祠祭祀祖先更为普及，祭祀始祖的统宗祠堂更多，浙江仍是宗族建设兴盛的地域。嘉靖十五年以议大礼推恩准许祭祀始祖，这一诏令对于臣民的祠祭祖先影响深刻。浙江绍兴、金华、温州等府家庙、宗祠以及大宗祠的设置反映出建祠祭祖的发展。
温州府祠堂仍在继续设置。刘节（1476—1555），明江西大庾人，字介夫，号梅园。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浙江左布政使，官至刑部侍郎。他为温州府乐清县李氏大宗祠所写记文，谈到李氏审斋、筠轩兄弟协力建祠，审斋“倡议立祠统宗合族，筠轩乃捐其文峰山下丕址，创建是祠。祠中为堂，堂设五龛，中上一龛专祀始祖，即县尹公也。左右四龛，列祀高曾祖祢，昭穆为序，易世则迁者也。”该祠匾曰“李氏大宗之祠”，名副其实。刘节评论该祠上祀始祖百世不迁，仁孝周洽。
薛蕙（1489－1541），字君采，安徽亳州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刑部主事，后官至吏部考功郎中。其所作《高氏大宗祠记》记载了温州乐清高氏设置大宗祠的情形：
大宗祠者，大中丞乐清高公祖考之祠也。高氏之先出宋太尉讳琼，太尉五世孙讳世则，在建炎初为行营副使，扈从南渡，以节度使判温州，因家乐清，实惟高氏始迁之祖，祠之所为名也。祠作于节度使之孙讳新七，后世祗守不隧。及中丞公曾祖父华亭令讳某，皇考赠光禄卿讳某，追孝嗣事，岁治月饬，益恢于初祠之创。继之概也，辨其昭穆，严其祔祧，祭祀必时，嘉事、凶事必告。凡节度使之所自出，无间于亲疏远迩，祭而行事，必皆至焉。既而，合食必皆与焉。上尊祖祢，下亲宗族，祠之大伦也。有谱以纪世次，有家训以志教命，有世祀之田以共齐盛牢。醴有文字歌颂，以章上世之美，广后人之思。祠之杂制也，举祠之故，考诸礼度之义，鲜不合者，可无待言耳矣。
高氏始迁祖是南宋初年人，祠堂不断修治，是合族祠。该族重视宗族建设，修祠只是其一，还有族谱，有家训，有祀田。薛蕙认为：
今夫世之氏族，克世其家者，或一二世、或三四世微矣。而高氏代序之悠长也，子孙之蕃庶昌大也，匪上世垂庆之永，其孰基之？凡族之人，始则合，末则殊，甚者戚未单而恩弗通。而高氏之族，统之以昭穆，缀之以燕会，戚则致其爱，疏则致其敬。无不足者，相恤也；无不善者，相观而化也。匪上世贻谋之善，其孰致之？吾闻原水之出者大，则下流之受者宜广；先祖之施者厚，则后嗣之承者宜笃。笃其承必思孝祖祢，孝祖祢必思修宗庙，修宗庙必思睦宗族，睦宗族必思敦礼义。此高氏世世子孙所宜从事也，而况于中丞公申之以不匮之志。
高氏代序悠长、子孙昌大，善于合族，寄希望高氏子孙孝祖祢，修宗庙，睦宗族，敦礼义。
金华府东阳许氏祠堂的演变亦具特色。许府君庙创于宋宣和年间，原是护佑地方的名人祠宇，府君为国捍贼，力障全婺，能阴骘其乡人。明代许氏嗣孙东田公因庙祀不治，遂捐数十百金，以倡其族人，将故庙新之，“以专祀府君而仍旧所存精忠之额，曰吾不敢远之而亵也。后为堂曰纯孝，以祀其始祖孝子孜，而子姓昭穆祔焉。曰吾不敢远之而疏也，左右为思义、景节二亭，以祀许氏之有外行内操者，曰以此为忠孝之翼也。祭田，分者合之，寡者益之，皆倡自公及诸董役者，而约以次祔入者，各捐产如其率。”于是称许氏宗祠。这个由地方名人专祠转化为族人宗祠的事例，经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若干年后完成。
嘉靖、万历时期，是设家庙的发展时期。绍兴山阴吴氏，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兵部尚书吴兑二品官的身份建家庙三楹，上逮始祖为一庙，旁逮宗子之昆弟为一庙，下逮诸子诸孙为一庙。吴兑（1525—1596），字君泽，号环洲，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该族重视宗族治理：“吴世有家法，以宗老一人董家政，又立宗理二人以惩不法，子孙有犯，则告庙伐鼓而杖之，俟其悛也。不悛则不齿于宗，死不入庙。非有大故，终不致于官。至为邑长吏所诧，曰：‘他姓治以官法而不足，独吴氏治以家法而有余。’”这是宗族自治的典范，得到官府的肯定。
绍兴府也有始祖祠。余姚吕氏，其先南宋时吕亿家新昌，七传至镰后迁至余姚新河，明初因贵义公世籍户口书误，易吕为李。贵义公有子德玉，明世宗时吕氏出了礼部尚书吕本，后复姓吕。于是吕氏“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镰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置田若干亩，以给其屋仪物数，登降之际，悉如我明《集礼》……扁其门曰：吕氏迁姚始祖祠”。该词所祭始祖涉及南宋与明初时人。吕本辑有该族的族谱《余姚新河吕氏家乘》，流传至今，记载了有关宗祠的内容。吕本说：“夫第宅、书院、宗庙、生祠、茔域、祀田者，或积俸赐金之所治。第宅所以安居也，书院所以讲艺也，生祠所以顺舆情也。宗庙、茔域乃藏祖宗之魂魄，尤为至重，故不得不慎，而隆栋宇坚砖石也。至若祀田，祖宗亦尝置之，迁姚二祖，则第八辈各捐资置之也。今既备之，虑地里不一，久而迷失，故逐一画图，详注坐落处，所以为永远考据之计，倘后有不才子孙，欲鬻之他人，乃不孝之大者。凡我子孙，共当殛之矣！各图次第列于后，图后复跋其缘由，使一展阅间，即炯然在目也。”可见对于宗庙、茔域、祀田有关祖先祭祀的重视。我们再看有关祠堂的跋文，第7幅图跋说：“迁姚吕氏四祖祠，乃予新建，以奉安万十二府君、庚五府君、德王府君、贵义府君四祖神主者也。四祖旧尝有祠，在旧宅废之久矣。予今卜地构之，前砖门一座，正堂三间，曰庆源堂，后寝室三间，左神厨，右神库也。周回缭以墙垣，吕氏子孙其世守之，其祭祀仪节，另具于后。”可知始祖祠所祭祀的四祖旧祠在旧宅，属于家祠范畴，“今卜地构之”，变为宗祠。
第11幅图跋说：“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拙庵吕公，一品夫人胡氏坟茔图。弘治十八年所葬，今以孙贵，赠官一品，制得用仪从，于嘉靖壬戌重修石围墙七丈二尺，拜台三层，兜襟一层，翁仲一对，石马一对，石虎一对，石羊一对，望柱一对，石牌坊二座，碑亭二座，坐落余姚县南五里许双雁乡之黄山，巽龙，坐卯向酉，玉几为案也。青龙之外，建有坟庵一所，墙门一座，前厅五间，后楼三间，二衕，后小屋五间，园地一片。每年祭毕，子孙即于此享馂会食也。”这是吕本祖父的坟茔图，建有坟庵，每年墓祭之后，在此享馂会食。
第14幅图跋说：“贵义府君、德王府君祭祀，众出银共买田六丘，共壹拾捌亩柒分柒厘并岩，出田壹丘，计贰亩，共七丘，共计田贰拾亩柒分柒厘，共计租谷百合伍拾石，其字号田段四至弓尺，卖主佃户价值，逐丘开具于后。”记载祀田情况。
该卷还有隆庆六年所作《义举祭田引》，记载祀田设置以及办理祭祖事宜：吕氏自新昌徙居余姚，以万十二府君为始祖，生庚五府君，二墓在新昌，久已湮没。庚五府君生贵义府君，二祖葬余姚，“其祠堂吾父力任建复，其二祖之祭祀，厚使三大房子孙轮流供办，奈盛衰不齐，每每苦之。且祭品不一，殊不成礼。今凡出仕者，请各捐俸，随意多寡，置近茔田，收租以办祭品。虽未出仕，有家道盈余而肯愿出助者，尤见至孝。俟物齐备，总计若干，买田若干，集众议定品物，刻碑祠内，将所置田契，俱刻于碑阴，立石田隅，大书‘吕氏祭田’，使子子孙孙世守之。轮及当年者，即收租纳粮外，如议定之品办之，致祭必虔，方为成礼，乃不负祖宗之意也。”吕氏祭田由族众贵、富之人捐置，祭祖由三房轮办。该族《家训·睦族》要求：“今立祠堂以祀四祖，置祭田以供春秋，无非敦睦以劝孝友之意，子孙永遵，可弗替焉。
四、小结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形式可以分为庵观附祭与墓祠、家祠、宗祠三种形式。明前期在祖墓建祠而且请僧道主持则并不多见，僧人释妙声论述基于孝道墓祭祖先合于人情，义乌人王绅赞成当地施氏的墓庵。墓祭还有墓亭、墓祠，金华人苏伯衡均予以肯定。吴兴闵氏元代始设墓祠，明代复建，祀先合族。墓庵事例见于金华府；墓亭事例见于温州府、杭州府；墓祠事例见于温州府、湖州府。苏伯衡记载了元末明初浙江的宗族祠堂事例，家祠祭祀始迁祖有违儒家礼制，苏伯衡也予以赞同。家祠参照朱熹《家礼》，家祠事例见于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湖州府。祭祀始祖的宗祠有天台的事例，方孝孺、贝琼有所讨论。
明中叶金华、绍兴设立的祠堂，引发黄仲昭、吴宽等有所讨论。绍兴山阴陈氏创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金华府义乌陈氏设立祠堂牌位引起关注。
明后期浙江温州祠堂仍在继续设置。温州府乐清县李氏大宗祠，上祀始祖百世不迁，乐清高氏设置大宗祠合族。金华府东阳许氏祠堂由地方名人专祠转化为族人宗祠。绍兴山阴吴氏家庙亦有宗祠性质，且重视自治。绍兴府余姚吕氏也有始祖祠，所祭始祖涉及南宋与明初时四人，四祖旧祠原为旧宅家祠，新建则卜地而设变为宗祠。吕氏设置祭田，由族众贵、富之人捐置，三房轮办祭祖事宜。
总之，明代浙江祠祭祖先并不拘泥于朱熹《家礼》，更强调“礼以义起”，尊重人们的尊祖感情，士大夫不惜违礼逾制，造成宗祠的发展，如此民间也会有所效法，使得祠祭普及。浙江祠祭祖先尤盛于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湖州府以及杭州府、绍兴府。浙江祠祭祖先的盛行，表明宗族建设的发展，这在全国也是引人注目的。
（为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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