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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深圳,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说,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又回到了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叠又一叠,一袋又一袋。

尽管我已经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与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两沓近几年批评我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字里行间,有不少铅笔划痕,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曾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是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他骗了那些医生,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叠有关我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