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轲风|今日学术十弊|专著|学术论文|张轲风|著作

导读：在学术的殿堂里，每一篇论文都应是智慧的结晶，每一次研究都应是对知识的虔诚追求。然而，当学术不再是纯粹的探索，而变成了一种充满功利和形式主义的行业，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我们所追求的学术吗？今天，与您分享云南大学张轲风教授的观点。张轲风教授以犀利的笔触，从学术路径的西方化、学科分类的过度细化，到学术研究的私有化、研究生教育的泛滥，再到学术指标的制订、学术禁区的设置……一一列举了学术界的诸多问题。他的观点尖锐而深刻，直指学术研究的痛点。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学术现状的一次深刻反思，也是对学术精神的一次深情呼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看到学术研究如何从一种高尚的事业，变成了一种充满弊端和问题的行业。同时，它也让我们思考，如何才能让学术回归其本真，让研究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张轲风，1978年9月出生，山西长子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系系主任。1998-2002年，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基地班。2002-2005年，就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研究所，获历史学（历史文献学方向）硕士学位。2006-2009年，就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方向）博士学位。2009年7月以来，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西南边疆史地、历史文献学研究工作。出版专著《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1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读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明清小说研究》《思想战线》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学术研究本来是极高尚的事业，其有补于世道，有功于千秋。人类社会与历史的进步，正有赖于这种不断承继的基础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承担着指引人类前进方向的使命。但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出现了诸多怪现象，过去有《儒林外史》，今天甚至可以演一部《学林外史》来现现“家丑”。自然科学方面，我不甚了解，现在我就人文研究方面集中说一说。其实，学术弊端既多且滥，正阻碍着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我是没有能力完全呈现给大家的，这里就举其大者而言之，凑成“十弊”条陈如下：

学术路径的西方化

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体系大大改变了，在借鉴西方的科学化研究进行学术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优良的学术路径日渐式微，最终没落。学术研究开始朝着三个方向变化：

第一，西方理论著作代替传统的中国圣贤书，成为这些中国学术的哲学与观念的指导。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学术研究被彻底纳入到西方的思想体系、概念界定与话语表述当中。就历史学而言，最突出的表现是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期争论，中国真的存在过奴隶社会吗？中国的“封建”时期是否可以表述为“封建社会”？我们跟着西方呀呀学语，西方人谈国家、民主、平等、自由、民族、市民、城市，中国人也跟着谈，而且把这些概念随意地套用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实际上，概念演变、话语表述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命题，随意套用概念是对史学研究极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它只能使研究越来越混淆纷乱。事实是，传统的中国社会，有“王朝”而无“国家”；有“百姓”而无“市民”；有“夷狄”而无“民族”；有“治所”，有“城”，有“市”而无“城市”。至于那些古代的“和谐社会”、“先进文化”等玩弄简单比附的应时研究，更是谬题千里了。

第二，学术创作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学人做学问，崇尚“通变”，形式活泼多样，有专著，有随笔。而今，学术研究被行政模式与奖评机制限定在一个狭隘的框架之内，学术研究似乎只能以一副艰深的、晦涩的、古板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出现，像前辈学者那样的“平议”、“疏证”、“札记”、“条辨”以及简短精悍的杂文、随笔类文字，以今人眼光看来，都属于泛泛而论，缺乏深度的“研究著作”，已不能算作研究成果。这里就有一个词汇在作祟，这就是“科学”。我们参照西方，把引证烦琐、套路清晰的学术论文撰写当作“科学”以后，甚至再配合上“科学化”的腔调与口吻之后，那些零碎的、活泼的、无须引证出处的“笔记”、“札记”文字就被先入为主地看作是“不科学”了。实际上，传统学术研究虽存诸多弊端，但其优点也很突出，即开门见山，就事论事，以阐发主旨为首任。至于多数没有明确出处的引证，乃是由于传统学人信仰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于世有补即可。而今的学术研究则以大量的铺陈、材料堆砌（美其名曰“论证”）以及不厌其烦的介绍前人成果为能事，反而导致论文观点云山雾罩，破碎支离。

第三，学术研究的环境与机制“与国际接轨”，失去了传统学术的一些独特魅力与健康氛围。传统学术研究虽有门户师承，但无学术衙门。中国仿照西方体制，建立高校与专门研究机构，这是一大进步。但今天却多演变为学术衙门。传统学人没有所谓的“科研费”、“工作单位”之说，虽然有文字狱的存在，但学术研究也体现了某种灵活性。食宿自理，研究由人，完全不必为发多少论文犯愁，由此产生许多积二三十年之久才完成的不朽著作。而今学者头顶上有学术衙门，看着领导吃饭，要完成多少指标，结果是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学术专著”纷涌出世。实际上，学术研究群体跟作家群体多少相通，作家协会之类的单位本无必要存在，而高校也可完全“与国际接轨”，增强其民间性、自主性因素。

我在这里，倒像是发思古之幽情，开历史倒车。说白了，鄙人正是多少为现代学术弊端推波助澜的史学工作者中的一员，对传统学术弊端的认识还算清楚，在这里只是要寻一个比照对象，才说那么多传统学术的好话。

学术研究画地为牢

如今学科分类过于细化，且不合理。就历史学而言，有古代史、近代史，甚至秦汉史、唐宋史、明清史等断代史分法；还有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文化史、婚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等各种各样的专门史分类。或许这无可厚非，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精密，需要各种“专门人才”。然而，对专门人才、专家的培养却是人文研究机制的一大失败。

断代史分法容易忽略历史的纵向联系，变成马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免让人有抽刀断水之叹；专门史分类则常常不顾社会共融共处的空间联系，是户籍民警，各管一片，又犯线性思维的毛病。所谓“红学家”等“专家”称号，听来都无地自容，还要乞食于象牙塔内，真是匪夷所思的事！如今，中国人过去提倡的“通家”早已荡然无存，改头换面的是所谓经济史专家、文学史专家、民族史专家、历史文献专家等等，更有甚者是红学家、鲁迅学家、《春秋》学家、徐霞客研究专家等等。不禁要发一番“人心不古”的腐儒牢骚。

虽然，如今各学科强调“多学科交叉合作”或者“跨学科研究”等等，多数倒是一张狗肉幌子，反过来还要强调本学科的“独立性”、“体系性”的。一个问题、一个事件、一段历史，不是靠某一个学科就能解释清楚的，我们应看到的是：它首先是一个问题、一个事件、一段历史，而不首先是应该属于哪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假设性的、先入为主的研究根本配不上其“科学”、“客观”的声明。故而，学术研究切忌“方隅之见”，不应该先设藩篱，然后自投罗网。

学术成为私器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来”。本文要追寻的是这个“时代”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它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教育与人才，尤其是科学家的造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传统学术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资源互享，避免重复研究。自然，学术公器论也被误解或歪曲，其流弊也不少。例如不尊重知识产权，伪作杂生，剽窃风烈等等。不同的是，“古人好以己之著书假作他人，今人好以他人之书假作自己”。古人崇尚学术公器，以传道为首要目的，因此借重他人之名；而今天则信奉学术为私器，专著可以为自己带来声名利禄。这种剽窃之风在明清已经十分盛行了，今天的学术剽窃则是传统的延续与现代学术机制的促发。

现代学术自然是号称为天下之公器的，有些也的确体现了这种特点，例如图书馆资源的公享利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但这同样有流弊。我不止一次听说过考古工作的利禄之途：发掘一个墓，终身就靠它吃饭了；学术圈里流行的说法：“霸占一个专题，霸住一个人物”，别人的研究就无法绕过你了。听起来都是技巧性的发家致富的心得，确实是相当管用的招术。试问：秦始皇、刘知几、林则徐这些历史人物你能霸得住吗？他们倘若活到今天，是否也被阁下囚禁起来，专供你研究？很多学人占有了一批材料，秘不示人，等自己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了，再公布出来，后继者们只能拾人牙慧了。这难道就是学术为公器的态度吗？

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了大家更好地把学术当作公器，资源共享的同时又可相互尊重。但是，对以往研究成果借鉴的形式不能因为知识产权而困死掉。这话怎么讲呢？这涉及到滥用知识产权的问题，这有两个表现：一个是以引证格式为焦点的学术规范问题，有些知识已经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没有必要过多强调它的出处。现今学术论文，开篇介绍一堆研究现状、回顾背景性知识、陈述一些不必要的旁支末节，似乎意在不埋没前人，但这影响了问题的深入与直接展开。说到底，观点表述与论证其实仅仅占了一半，其余的则都是“水份”。这一点便没有过去采用的读书札记、摘抄段落性的平议、考证形式活泼。另一个表现则是将个人研究成果完全据为己有，似乎别人进行合理的参考与借鉴，都将是剽窃、抄袭——这真算是“霸占”了——但由此学术已经不再是公器，既然不是公器，就失去了知识的传播性、应用性、借鉴性，其价值何在呢？

研究生扩招与滥招

目前，教育体制遭遇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扩招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学术研究是基础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很难要求它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或者说，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如果能带来大把钞票，也是值得怀疑的现象。而今，反常的现象是，“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生”的头衔如功名一样，对相当多的青年学子具有十足的迷惑性、诱惑力。似乎只要是“研究生”，就能谋得一个好差事，获得一份高薪水。殊不知，人文学科下的“研究生”本来就是要守住平淡搞研究的，或者说属于“尖端科技”，是少数人的行业。而产业化的高校不管这些，大肆扩招文科类研究生，大量为“混文凭”、改善生活待遇的学子蒙头转向地考进来了。博士生的招生也是大问题。名义上博士生没有扩招，实际上博士点与博士生导师在逐年增加，这等于是变相扩招。

在学校，可以创收；在个人，似乎短期内也能找到较好的工作。然而，这种教育模式的“粗放式经营”终究要付出代价，即学术研究队伍素质的整体下滑与学术研究的心态浮躁。尤其是为完成学校发论文的指标，乱投乱写，付一笔版面费就可搞定。甚至，助长了抄袭、剽窃之风。拿历史学科来说，历史系大可不必招生那么多的本科生、研究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做研究的，或者是怀着满腔学术热情入行的。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培养？如何安顿后事？我实在不知道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不是真的对他们负责？研究生扩招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师生比悬殊，过去一个导师只有两三个研究生，可以手把手指导，其培养效果自然是比较好的；而今呢，带研究生一年多了，有些导师甚至无法叫出学生的名字。你还敢期望什么？！

扩招是其一，滥招是更要命的。前几年听说过有多位研究生导师不再招收研究生，原因是学生素质太差。就我个人的体会来看，这个问题是突出的。目前的研究生考试，重外语而轻学术，外语分数过线了，被录取的几率就占了八九十。有些学术研究能力很强的学生，因为外语差，不能得到深造的机会。更严重的问题是，外语过线法也使得很多拥有同等学力但缺乏专业素养的学生进入学术圈。拿历史学专业来说吧，有些学生是历史系科班出身，读到博士时，已经有七年专业训练，读完博士，就是一个受过十年专业训练的历史学者；而有些学生或学计算机专业，或学外语、医学等等，因具有同等学力，直接考上博士，到他毕业时，总共也只有三年的专业训练，这是何等悬殊！虽然说，我们蛮可以理想地看问题：假设这个“中途出家”的学生有过人的天赋；有很强的研究能力；抑或是可以结合其原所学专业，发挥自身优势等等。但遗憾的是，我看到的大多并非如此，而是混文凭的嫌疑最大。谁又该为此买单呢？

研究生是未来的学术研究力量，不注意下一代的培养，就是对学术研究本身不负责任。我们还是要改掉“短视”与急功近利的老毛病。

门户夤缘

中国学术向来有门户而无流派，今天仍旧大体如是。一个学术团队往往同出一个师门，同门兄弟姐妹之间彼此感情深厚，有一个共同景仰的“神”时常活在他们心中。大师的话如同“两个凡是”，面对来自别人的“商榷”与“驳难”往往会集中火力，群起而攻之。细察其门户内部，则一盘散沙，各自画地为牢，早已丧失了前辈大师的完整体系与“通变”气象，剩余的是，竭力保住门派的招牌与地位，蝇蝇苟利，为存一个吃饭的地方。这叫做什么学术界？什么学术流派？明明就是一个学术的江湖！一个学术门派！

在学术会议上，鄙人曾经见过学术门派之间为了一个学术观点肆意诋毁、漫骂的场景；鄙人也曾经见过某学术团体因长期被某门派把持，换届争吵的情形；有些弟子对师父稍微提出不同意见，即被指斥为“师门叛徒”的事情，我也是听说过的。总之，“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那种直肠子、愣头青，在中国是很少能见到了。因此，长期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规律，就是在大师的阴影下难成为大师的。

秉承学术传统是一件好事，尊师重教同样是美德，但社会希望看到的是“尊师”，而不是“遵师”。有些学科、有些门户谨守师教，做了大量的重复研究的工作，除了进一步挖掘材料外，并没有在老师的成果基础上有所突破，甚至不愿面对老师的错误。殊不知，事过境迁，学术研究在不断更新，一味“遵师”很难走得通了。

学术指标制订

中国的学术体制鼓励像小说一样多产，“成果”越多，资历越深。有些学人有二十多部学术专著，可谓著作等身。想一想都觉得汗颜，这是一个大多数小说家都难望其项背的数据。如今，名学者就是“名士”，出书是不成问题的，这倒是学术浮躁的表现。我们的奖评机制正是鼓励这种多产行为的制度环节。有些学校规定教授、博导三年内应该在核心期刊发表几篇论文；出版几部专著（多数自然要求一部，再多就实在不像话了）；完成几个课题；等等。而且不能相互抵充，出版两部专著，但没发表论文，不行，不达标。这种学术指标规定尤其令人好笑，比公安局完成抓小偷指标还要荒谬。它必然滋生多重弊端，如粗制滥造、剽窃他人成果、重复发表、拆东补西，等等。这些都是“学林”中值得讽刺的“外史”，已经司空见惯了。

学术禁区重重

如今，学术禁区林立，一不小心就有触礁的危险。一些是关乎国家利益与安全；一些是关乎别人的饭碗；更有一些，什么利益也不牵扯，仅仅是由于观念守旧。上个世纪，关于性的研究是不折不扣的禁区，似乎一触到人类的“出口”，就变成色情狂了。这几年虽然好得多，李银河、刘达临等人的性研究成果为大家认可。但偏见总是有的，一谈性，大家就色变。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就亲眼目睹过一位没有正式研究机构的美籍学者谈论道家性文化，被请出会场的事。似乎只要涉及到性研究，就像传统时期看待“小说”一样，视为“坏心术”、“有伤风化”的东西，研究者的学识与素养都不入流，可归入野狐禅一派。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想象与推理神经非常强劲，某人一公开谈性，讲什么性文化，那么其人就一定有问题：言同性恋者必为同性恋，说变态者似乎皆变态。总有些“敬而远之”的意思。

有些研究相当不深入，大家有目共睹，但因为有前辈学者早已“霸住一个专题，霸住一个历史人物”（这两句话是有些教授、导师喜欢讲给研究生听的研究心得），出于一团和气的考虑，还是不要得罪人的好。这样的学术禁区自然是人为设障，如何能够进步？

学术八股文盛行

过去有科举制，要写八股时文的。今天虽然不用根据四书五经写时文了，却冒出了更多的学术八股文。就本质而言，学术研究是极其私人的事——虽然关乎国运民生——写学术文章也是极其私人的事。如何写在个人，把观点表述清楚即可。传统学人的学术文章有札记、条辨、笔记，形式活泼，文字不论长短；别人说过的尽量不说，避免重复；别人提出的，但没有写透彻，就摘抄下来进一步引申说明，意在学术为天下公器，不是个人私货，只要大家了解这一观点就可以了。

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中国人渐渐会做学术论文了。不过，看看民国时期前辈的论文，形式同样活泼、宽泛得多，并不遵循一定的程式。跟八股文发展的轨迹相同的是，学术论文也开始向某种程式化的倾向发展。八股文开首破题，之后承题，再后起讲等等，最后有一结论。如今学术论文的撰写像极了这种作法。学术论文开首陈述研究内容，之后引申论述，再后分段、分节论证，最后加一结论。其形式化的东西渐渐大于内容，僵化与教条已经呈现，最终束缚了思想与观点的表达。

我们蛮可以不这样写，把它写成《古史辨自序》那样洋洋洒洒的几万字散文如何（民国时期很多文学家是把该文看作一篇绝妙好辞的）？或许导师不乐意，一定要指导你写新时代的八股文；或许学术期刊的编辑们也看不习惯，这也能叫做论文？论文是什么样子，恐怕是后天界定的，这一点很多人就忘记了。

再者，学术论文的发表有字数限定，学术期刊规定“×××字左右”、“以×××字为宜”。一般的学报，少至五六千字，多至八九千字，超出字数是要被删的。“删”固然无可厚非，编辑有一定的权力，但五六千字的论文还算论文吗？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扭头瞅瞅我们的样板——西方的学术论文，动辄要上两三万的，这一点何以没有学习来呢？说到字数限制，又想起八股文。清初顺治年间，八股文定为450字算满篇，康熙时改为550字，后又改为600字。字数少至300以内，多至700以上都不及格。针对这一点，学术八股文倒没有“与国际接轨”，反同科举八股文合流了。

学术变成生意经营

过去读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抱负，现在读书做学问，对多数人来说，或许就是一个饭碗。不是有教授们反复劝导研究生：做学问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吗？博士毕业，自然有高校提供120平米的住房，20万的安家费，10万的科研费。如果博士论文做得好，还有机会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励30万。这样看来，一个青年若能坐几年“冷板凳”，待“三十而立”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有房有车的百万富翁了。的确是成家立业、扬名立万的好途径，比旧社会没有定数的科举考试有保障多了。从现在博士增长率大大超过中国人口增长的形势看，今天能提供的住房、安家费、科研经费已经不是上述的数字。优秀博士论文就别想了，年年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都是少数权威机构瓜分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你辛辛苦苦读出来，社会上又多了一个无产的知识分子、一个穷酸书生而已。即便把做学术看作是做生意，无疑也是一门亏本生意。

买卖文章

我们知道学术期刊缺少创收途径，版面费就堂而皇之地转嫁到了作者的身上。据反映，近来还出现一种怪现象：有两类人的文章很难发表，一是研究生的文章。学术圈子不是年轻人的世界，这一点不像娱乐界与体育界。一种关于年龄的惯性思维是，年龄的积累似乎就是学术的积累。小子！你还嫩了点！多少期刊会认真对待研究生的文章？自然，个别的青年才俊文章也有被期刊看上的，那么好！拿版面费来吧。研究生的学术生意刚刚起步，小本经营，怎能经得起这种榨取？相反那些学术“富翁”们发文章，多数是不用自掏腰包的，即便掏几两碎银子也无妨，毕竟手中还有几个课题，可以用课题费抵充。反过来问：又有多少研究生有自己的大笔课题经费呢？这第二类人是教授。教授的文章不好要版面费，这等于断了编辑部的创收途径。试想：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一个年轻人读硕士、博士，无车无房无工资，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两百多的生活补贴是有的，这是低保水平），要有大量的经费投入到资料费方面，还有钱去供编辑部创收吗？我们习惯了说做学问是坐“冷板凳”，事实是恐怕连这条冷板凳都没的坐了。

说不完的话

如此审思一番，发现中国的学术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东西。上有学术衙门，中有学术门派，下有乞食门徒。在上者有行政命令、学术指标；在中者则禁区林立，学术成为私器；在下者既为受害者，又是推波助澜者，为这不那么显要的“功名”熬得头白汗青。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如何，我觉得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学术是没有出路的，至少正在向一个不可知的、错误的方向在前进。

如今，学术研究追求尖新的概念与话语表述，旨在悦人耳目，几于文学创作同等；追求科学化发展路径，一味在“拿来主义”的手掌心里翻斤斗，潜移默化地为西方所同化；重复研究的、毫无新意的、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从出版社出来几乎直接转移到旧书市场，大学成了圈养帮闲文人的“翰林院”、“文史馆”，其所谓的研究，说白了，大多是文字游戏：发发思古幽情，凭吊一下历史人物，聊慰一下自己的心灵。顾炎武说：“人要先除三见：门户之见、方隅之见、书生之见”。“门户之见”已经谈过；画地为牢的学术研究正是“方隅之见”；大学里的帮闲文人何尝不是个个有书生之见，平日擅发思古之幽情的。

在这个“污浊”的学术圈里，大肆剽窃者有之；热心从政者有之；充当蛇头、皮条客者有之；奔忙于各种场合疯狂带课者有之；纵情于声色犬马者有之；醉心于炒股、炒房者更是大有人在；唯一缺少的是真正静心做学问的人。这到底是谁的问题？我们不能指责某一个人。说到底，只有不道德的社会，没有不道德的人。学术机制的不完善与整体氛围的恶劣使得做学问偏离了个人能够控制的轨道，变成了某种畸形的、不健康的东西，如此才有了“教授如禽兽”这种听来刺耳、看着羞愧的言论。

文章来源：学术治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