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女性观|宝钗|宝黛|曹雪芹|红楼梦|贾宝玉|黛玉

《红楼梦》的女性观

——刘书昊

作者简介

刘书昊（笔名：金聿昍），男，热爱文学作品也喜爱文学批评。曾写有《题名存迥异确是审美因》一文在河南省红楼梦研究会举办的2022高考《红楼梦》同题作文大赛中获得三等奖。

《红楼梦》乃是作者出于自愧而作的一曲关于青春生命、贵族家庭以及尘世生活的挽歌，其中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撑起了这曲挽歌的各个章节。这些女性形象不再是以被用于彰显男性角色特质禀赋或社会地位的“附庸”身份而出现的，她们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即是说，在红楼世界中，这些女性形象乃是一种自足自为的存在，她们存在的价值不是被认可和被给予的，而是本来就有的，带有某种“天赋”或“本有”的意味。“愁”黛玉、“时”宝钗、“贤”袭人、“勇”晴雯、“豪”湘云、“贵”元春、“敏”探春……，正是这些独具特色且有情有义的女性形象构成了《红楼梦》“大观”之图景。《红楼梦》中的女性群像书写乃是该作品的一大特色，如此众多且逼真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文本故事中，她们的外在相貌、内在品质、生命经历……势必会构建出一系列值得加以阐释的观念，所以本文的重点就落在了对《红楼梦》女性书写的论述上。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红楼梦》的女性观并不完全等同于曹雪芹的女性观。巴特说的好，作品已生作者已死，在现代，作者在对自己作品意义进行解释的方面失去了“垄断”性的地位。作品在诞生之后，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虽然不可能与作者完全割裂开来但作者对文本意义的干预程度也已经大大降低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现代，文本作为一个开放的、可被阐释、可被书写的场域，读者（接受者）在保持文本持久生命活力的方面或许比作者所起的作用更大，因为他们对文本的重读和理解可以不断发掘出新的东西。

所以，就此而言，本文为了更严谨和赶上现代文学批评的“潮流”，还是主要就《红楼梦》这一文本本身所显现出来的女性书写进行讨论，而不是去爬梳出曹雪芹关于女性的某些观点与看法，将其和“红楼”这一相对独立的世界强行捆绑在一起。

女性认识

封建伦理秩序下的女性认识

本文首先要提及的，就是，《红楼梦》虽然没有对女性进行刻意地贬低与抽象化，但它对女性的认识也绝不像现代女性主义那样进步，它对女性生命的描绘与理解基本上还是在传统伦理框架下的，因为《红楼梦》始终没有站在礼教的对立面，礼教乃是红楼世界的“元秩序”，《红楼梦》中的女性群像也正是在封建伦理秩序下才成了这在文学领域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极其特殊的“贵族女儿”群体。（详见拙作《红楼梦》对于封建礼教究竟是何态度？——红楼梦研究微信公众号往期推文）。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封建伦理秩序的确是把女性束缚在了家庭中，“贤妻良母”成了她们努力的目标，“相夫教子”成了她们一生的工作，不与外界接触，没有独立过活的经济来源，最基本的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她们不得不居于某种附属地位。但如果仅就此一点就认为封建伦理秩序全部都是在压迫奴役女性，那未免也有失偏颇。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都是与其所处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如果要论述封建伦理秩序对当时的女性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一定要回到当时那个历史时代背景下来考察，而不是想当然尔地去肆意表达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看法。

封建伦理秩序下的社会生活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男性因其体力更强所以担负起了耕地的任务，女性因其体力较弱而去进行织布的工作。耕地能够获得粮食——这一农业社会中的“硬通货”，而布匹和丝织品却远没有粮食那么重要，古代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便由此而来。最基本的经济上无法独立，其他方面的独立便无从谈起。现代女性主义运动，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女性有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而逐渐兴盛的。如果就此方面来看，封建伦理秩序的确是女性苦难的“罪魁祸首”，但凡事都有两面性，女性在被封建伦理话语所“压迫”与“规训”的同时，这些秩序也令她们避开了两种巨大的“灾难”：所谓“自由恋爱”（不过是某种Eros的释放，而非真正的Love）给女性带来的伤害以及性别错置下女性因“雄化”而遭致的双性苦难。封建伦理秩序诚然没有在现代意义上给予女性应有的尊重与理解，但这种秩序把女性束缚在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外界某些“污秽”与“杂质”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无论是从生理角度还是心理角度出发，在一段两性关系中，女性所承受的东西可能要比男性更多。如果两人的关系最终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女性身心所受到的伤害也比男性要大得多。“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正是此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封建伦理秩序被打破后，女性表面上从家庭的束缚中走了出来，可以在社会上自由地生活，但她们所面对的危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多样了，从丁玲笔下的“莎菲”、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便可见一斑了。

封建伦理秩序的内核乃是儒家伦理规范，儒家于社会中划分各个阶层与等级，其根本目的不是压迫底层百姓为权贵服务，而是希望以礼制让社会众人“各得其所”——各人于自己应该所处的社会位置促进社会和谐运转。对于女性的家庭束缚与道德规训之境况有着复杂的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生理学的因素，绝不是单一的男权——父权压迫就能解释得了的。封建伦理秩序把女性束缚在家的同时也免除了女性在承担家庭重担的同时还要处理家庭之外琐事的责任。每逢社会动荡之日，就是封建伦理秩序发挥作用最小之时，在动乱之下女性被迫“雄化”，性角色的错置连带地冲击并破坏了女性应有的性气质。她们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家庭负担却完全没有减轻，这种额外的劳动并没有带给她们更多的权益与独立反而使其成为了双性苦难的汇集者，其性地位更加地恶化。在杜甫关于社会动荡的诗歌中，这种性别错置、被迫“雄化”的女性形象并不少见。所以，综上所述，仅就以农业为主导，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封建社会而言，封建伦理框架下的女性观究竟给当时的女性带来了何种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应该多些“保守主义”少些“激进主义”，形成一种“众声喧哗”式的辩论而不是“一言堂”式的专断。

从文本具体内容上来看，首先《红楼梦》对女性品质的认识大致不出“德言容功”之范围。除了少数以夏金桂为代表的“邪”派女性角色外，红楼世界中的其它女性都是德才容兼具的，她们或冷淡、或活泼、或内敛、或外向，不同的人格特质在相互交织间闪耀出共同的真善美。其次，在女性的爱恋方面，《红楼梦》绝不支持所谓的“自由恋爱”（如李娃、霍小玉、崔莺莺之类）而是以礼制为基础结合人性之特点，“发明”了一种平淡中见真情、感性内含理性的“情理兼具式”爱恋作为现实生活中爱情之典范。宝黛之爱情正是如此，于礼合，于情真，在礼制与情爱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宝黛爱情是从亲密友爱到知己之情再到知心伴侣的，二人的情感在日常相处之中不断累积升温，宝黛爱情乃是日久生情之结果，既无一见钟情之冲动盲目亦没有只顾爱恋的毫无理性，宝黛二人之爱情之所以能感人至深正是在平静生活中于细节处体现着彼此的关心与爱护。再次，《红楼梦》中的女性虽然没有被塑造成完全依存于男权——父权过活的“附属品”，但基本上还都是被家族“保护”的金丝雀。她们靠家族供给生活，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拥有独立存在之价值，只是可以在大观园这个“笼子”中抒发性灵、释放天真，在精神上获得独立存在之价值。总之，《红楼梦》对于女性的认识终究还是没有逾越礼制的，即使较之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书写有所进步，那也是在封建伦理秩序范围内有所进步。红楼世界所显现出的封建伦理秩序下的女性观，乃是家族之限、历史之限、时代之限，在当今自由民主平等的文明社会中当然不应提倡也不能提倡，但它对于曾经出现且现在仍没有消失的某些女性困境的规避方案，在当下仍然极具反思意义。

“祸水论”

对女性“祸水论”的反拨

如果说《红楼梦》在一种封建伦理秩序框架下对女性进行体认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话，那么文本中对以往女性“祸水论”的反拨倒的确有其进步性。

《红楼梦》之前，无论是在宏大的政治历史叙事还是普通的世俗人情故事中，女性似乎都被或有意或无意地抽象化为阻碍王朝、家庭、男性发展的“祸水”与“绊脚石”。商朝的妲己是如此、西周的褒姒是如此、唐朝的杨玉环也是如此。在古代，“家”之外的所谓“大事”女性难以进入其最终决策阶段，其对这些“大事”即使有影响那也是非主导性因素。可一旦当“大事”失败，到了该清算、审判的时候，女性又被拉出来当了“挡箭牌”成了众人口中的“祸根”，这种情况不得不说是极其不合理的。

但是《红楼梦》中，贵族大家庭的衰落并没有被归因到红楼世界中的女性身上，而是就事论事，因为贾家的下一代男性中没有能够承担家族重担、扶大厦之将倾倒的人才出现所以贾家走向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贾宝玉在贾家“新生代”中是被寄予厚望的，但他却不能承担起他应有的责任——使贾家继续兴盛下去。有不少读者认为，贾宝玉之所以不能成才，主要是因为他从小就沉溺在姐姐妹妹的“温柔乡”里再加之王夫人和贾母对他的宠爱，所以才成就了他贪图享受、天真幼稚、难以担当大任的懦弱性格。这种观点无疑是又走入女性“祸水论”的窠臼了。《红楼梦》想表达的真是如此吗？实则不然。

首先我们应注意的一点是，《红楼梦》极看重人的先天禀赋，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谈论“正邪两赋”中便可得知。贾宝玉他生来就是这种性格，乃是情痴、情种，位居情榜之首是“情不情”。在他眼中，“情”与“真”高于一切，让他去读四书五经考取功名，在官场中长袖善舞那是必然不可能的。即使后天环境对他有影响，相较于“先天禀赋”而言，其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贾政对贾宝玉的暴力训斥暂且不提，就连宝钗对他的劝诫、袭人对他的劝诫，乃至后期黛玉对他的劝诫，他都充耳不闻，还将这些劝诫他，希望他承担起振兴家族重担的话通通都认为是“混账话”。其次，贾宝玉之前世乃是青埂峰下一顽石，只是“凡心已炽”便想让一僧一道携它“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那僧人也是答应了它的请求正是要携它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盛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所以，由此观之，贾宝玉投身到贾家这等贵族之家，其最初目的就是来“受享”的，而非是要建功立业。这种享受的目的预设与上文所提到的他那惟情、惟真的先天禀赋一结合，便不难看处贾宝玉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担当起家族振兴大任“中兴之主”，自然也就能不认为是贾府中的女性耽误了他。虽然贾府中有不少可以称的上是通权达变、机智聪敏、洞察世情的杰出女性（如探春、宝钗等），但碍于时代原因，女性在家族发展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终究是有限的。

多元价值

对女性多元价值的发现

《红楼梦》在发现女性多元价值之初首先纠正了两种错误的认识：其一，女性只要美丽就可以了；其二，女性之间的相处模式只有为了男人、权力、利益而相互斗争的“宫斗剧”模式。《红楼梦》中的女性基本上都是外表极其美丽的，但文中对她们的描绘显然并没有就止步于此，即是说，除了彰显女性美丽的外表之外，

《红楼梦》又向前走了一步，关注到那些女性不易为人所注意的美好品质与价值。如果只是一味地在女性外表上下功夫，那么塑造出来的女性角色便只是在男性凝视（male gaze）下的“被动的景观”，只有“色”的张扬而不具多元且磅礴的生命力。“美丽”的确是女性特质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如果只强调“美”这一种特质，这种说法实际上也会成为物化女性的一种隐秘的策略。大观园中的少女们有知识、懂礼仪、识人情、知冷暖，她们之间的相处绝不像某些读者读出来的那样：像极了“甄嬛传”式的宫斗，为了权力与利益，诸位女性一定要斗个你死我活。且不说“竹篱茅舍自甘心”的李纨和极致个人主义的妙玉，就算是心思活泛的宝钗、黛玉、袭人、晴雯等人也没有每日斗得不可开交，她们之间的关系比某些读者所想象的要好得多，大观园中女性之间的相处所展现的正是一种同性情谊的雏形。往更深一层想，对于女性之间相处一定会呈现出某种类似“宫斗”场面的看法是否也是在污名化女性与蔑视女性，似乎女性只能以身入局，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得那些只能由男权——父权所“赐予”的东西。女性难道除了这些外在世俗的追求，就不能有发自自己生命本身的超越追求吗？《红楼梦》正是在反拨以上两种错误认识的同时发现女性之多元价值的。

首先，《红楼梦》特别注意到女性的学问知识与品德修养。中国古代长久地存在着一种看法：女子无才便是德，可《红楼梦》却并不这样认为，宝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古代女子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一方是面由于前文所提到的经济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就是古代的受教育权在女性群体中并不普及，没有知识作为基础思想认识的提高便无从谈起。古代女性自我的主体意识因为缺乏知识和学问难以真正建立，所以其被束缚在闺阁、家庭的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在《红楼梦》中，女性角色除了初次出场时，文本花费了大量笔墨对其外貌、神态、身姿、风情进行描写，在之后的叙述中，文本主要还是对她们的才能、灵气进行描写而较少在相对浅层的外貌方面着墨描绘。可以这样说，就《红楼梦》的价值观而言，女性的学问、才气是要放在其面容、身姿之上的，这是对女性价值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女性生命本身的振拔，而不再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对“美”与“色”的赞赏。大观园中的青春女儿们不但有貌、有才，而且有德。众金钗们多是追求质朴典雅，喜爱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之物几乎没有人刻意去穿金带银铺张浪费以彰显自己的贵族身份与超然地位。尤其宝钗更是把蘅芜苑布置的如同“雪洞”一般，其本人穿着也多以朴素大方为宜，正如文中所言的那样，乃是“山中高士晶莹雪”。且不言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们，就连一直被视为封建礼教“卫道者”的贾母和王夫人乃至年老貌丑的刘姥姥也都是有德之人。清代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的好：“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宁、荣二府，只有贾母一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妥帖的，贾母在贾府中基本上算是掌握了最高的话语权，但她从没有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反而是对自己下面的孙子辈极尽关心与宠爱，对于服侍自己的丫鬟仆人也是宽容大度。王夫人虽有“金钏儿之死”与“抄检大观园”两件“重案”在身，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王夫人无德，实际上，细究起来这两件所谓王夫人为罪魁祸首的“重案”，其根源并不在王夫人。金钏儿之死，一方面有她自己的原因，说了不该说的话——“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一方面也有宝玉的原因，口无遮拦，行为放荡。再加上王夫人看见此二人说的不像样的话，一时怒气攻心说了重话，这才最终导致金钏儿跳井自尽。至于抄检大观园，其本身也是由于绣春囊事件所引起的，也并非王夫人闲来无事故意“找茬”“挑事”。在老太妃薨逝后，贾府的戏班子要解散，王夫人对这“十二官”的处理方式正显示出其德行。面对即将被遣发的这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王夫人说：“这学戏的倒比不得使唤的，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儿女，因无能卖了做这事，装丑弄鬼的几年。如今有这机会，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盘费，各自去罢。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这例的。咱们如今损阴坏德，而且还小器。如今虽有几个老的还在，那是他们各在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才留下使唤，大了配了咱们家的小厮们了。”尤氏回道：“如今我们也去问他十二个，有愿意回去的，就带了信儿，叫上父母来亲自来领回去，给他们几两银子盘缠方妥当。若不叫上他父母亲人来，只怕有混帐人顶名冒领出去又转卖了，岂不辜负了这恩典。若有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这话妥当。”从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王夫人本身并不歧视这些戏子，且认为她们干这营生只是被逼无奈为了混口饭吃。当要遣散她们的时候，王夫人也尊重她们自己的想法，愿意走的给“遣散费”，不愿意走的就留在贾府继续当差，以防她们再在社会上被转卖。这展现出的正是一种极宽容、极善良的人道主义关怀。对于王夫人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她缺少管理家庭的能力，但不能认为她是寡德乃至无德之人，文中对于王夫人的看法——“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大致是妥贴的。刘姥姥在文中虽然以一个老迈丑陋的乡野村姑的形象出现，但她对人情世故的洞察通透以及知恩图报的性格，反而令她以一种“孤雌纯坤”的姿态上升到了“救世母神”的高度，在贾府破败衰落之际，巧姐若没有刘姥姥搭救其下场只会更加凄惨。刘姥姥出场次数虽少，但在在都体现出了她的善良与慈悲。综上所述，《红楼梦》不止注意到了女性外在的特质，更看重女性内在的品质，诉诸于官感的美与色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满足，但由心灵而发的修养品德则是振拔生命的永恒法宝。《红楼梦》对女性学问知识与品德修养的重视不只开拓了女性价值之领域，更避免了社会对女性的认识与关注流于世俗。

其次，《红楼梦》对女性发挥“闺阁才能”之外的能力表示宽容。传统的闺阁才能包括琴棋书画、女红刺绣等，但《红楼梦》中并不以此为绝对依据来衡量女性之价值，而是对女性之才能予以极大的宽容，虽大体上仍不出封建伦理秩序的框架，但也有了一定的开放意味。譬如王熙凤，她虽在学识上有所匮乏，于琴棋书画方面也不太擅长，但她出色的治家管理能力令她在众金钗中独树一帜。若非时代所限，如果当时的社会允许女性迈出家门工作，那么王熙凤一定是一位出色的管理人才。众金钗中亦不乏能写诗作词的才女，并且常有佳篇出现。实际上于古代社会而言，写诗作词终究算不上什么“正经事”，正如宝钗在“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一回中所言：“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由此可见，作诗写字在当时那个时代，不但不是女孩儿家的分内之事，而且也不是男人们的分内之事，“读书明理”、“辅国治民”才是古代社会所言的“正经事”。但是文中对诗词的描写占据了大量篇幅，对于这些贵族小姐们独抒性灵、气韵生动的诗作词篇，《红楼梦》的态度相对还是宽容的，并且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女性的这种原不是分内之事的才能。所以，这样看来，《红楼梦》对于女性才能的多元化还是比较认可的，进一步讲，其对女性价值的多元化也是比较认可的。

总的来看，《红楼梦》以其相对开放的态度对女性之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再认与发现，虽然这有可能是无意为之，但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一步。女性之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是只能在某些合法化的领域内才可以进行，而是应该在女性生命本身的自由自在与色彩斑斓中逐渐透显出来。如果以一种较为哲学思辨的说法来讲，应该是这样，“女性之自我价值”只是是一种抽象的集合或概念而非是在某种话语——权力影响下的规则或铁律，既然是概念就不可能囊括一切，也不可能注意到诸般细节，所以“女性之自我价值”是一种相对较松的表述，它需要各时代的女性以自我主体之力量不断地去发现创造并努力去使之多元化、开放化、包容化。

命运关怀

对女性命运的关怀

红楼世界中的女性群像各具特色，有早年丧偶逐步变得如槁木死灰般的女性，如李纨；有因丈夫花心而承受了所有家庭重担的女性，如王熙凤；有爱而不得最终走向死亡的女性，如尤三姐；也有在家庭中受尽正妻欺侮的女性，如香菱……这些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苦命人”，只是苦的角度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狱”，而相较于男性而言，古代女性自我的“地狱”或许更加恐怖。《红楼梦》在叙述贵族家庭幻灭与表达作者自愧之情的同时，还展现了其对家族中各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关怀。虽然《红楼梦》并没有直接明显地写出同情与关怀的语句，但文本对女性悲剧的着重展现与细腻描绘，所显现的正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红楼梦》不啻是一个关于古代女性成长命运的寓言。

《红楼梦》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主要显现在其对女性成长困境问题的关注上。女性的生存环境历来是逼仄的，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既有自我主体意识建立的困难、也有社会身份认同的迷茫、亦有来自男权——父权的围堵，成长给女性带来了自我认知与社会规训的双重困厄。处于封建伦理秩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红楼世界中的女性们，既无足够的社会力量又无可以依据的参照系去建立女性自我之主体来抵抗社会话语的规训，其结果就只能是被拘束、驱赶回“家”，并由此走向女性自我的悲剧结局。在《红楼梦》故事的早期，于大观园中生活的少女们无忧无虑，张扬个性、追求自我本真，此时的她们还处于少女时期的懵懂、天真，没有爱情婚姻的打扰亦没有世俗琐事的玷污。“大观园”在此刻成为了一种“伊甸园”式的乐园象征，是一种理想世界中的理想生活状态。“不成熟”是贾宝玉所一直追求的，同时这也是大观园所存在的必然条件。大观园是因元妃省亲才得以建立的，也是元妃特许众姐妹进去的。元妃一开始的谕旨就是只有年轻貌美的未婚少女和贾宝玉才能进入大观园，这也注定了大观园的存在是暂时性的，一旦他们成长了也就意味着必须从大观园这一“乐园”中走出来。在“大观园”这个“乐园”中少女们是自由的、纯真的、安全的、快乐的、独立的，可一但离开了这个“乐园”步入现实的尘世结构，她们就势必要面临种种可能出现的危机，而这些危机对这些美好的女性而言很可能是致命的。精明能干的探春终究要远嫁海外，柔媚姣俏的袭人最终下嫁了蒋玉函，聪明俊秀的香菱免不了被薛蟠正妻折磨，性情孤僻的妙玉也还是“终陷淖泥中”……红楼世界中异彩纷呈的美好女性们释放自我天性的时刻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处于古代社会的她们仍旧没有逃脱回“家”的命运。在成长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些女性还是要在与“家”形成了某种共同体的联结之后，才得以在社会上拥有自己的“身份”（如妻子、母亲），而无法挺立起真正独立自为的女性自我之主体，当然这也是时代所限，当时的那个社会并没有足够的空间能够让女性为自我进行抗争。

《红楼梦》之悲剧不只是贵族大家庭衰落的悲剧，还是人生幻灭的悲剧，也是女性成长的悲剧。《红楼梦》没有也不可能针对女性成长的困境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但它能够将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展现，对于她们的成长历程、命运前途给予一份应有的人文关怀，这相较于之前的文学作品来说绝对是一种极大的进步。红楼世界中诸位美好女性走向毁灭的命运无法改变，但正所谓前车之辙后车之师，如果读者能够于这种女性悲剧故事中得到启发，如果这些女性悲剧故事能够在社会上凝聚起广泛关注女性生存困境的共识，那么，《红楼梦》对女性命运的关心关怀才能真正地现实化、具象化。

综上所言，《红楼梦》所展现出来的女性观首先是一种封建伦理秩序框架下的女性观，《红楼梦》毕竟成书于古代社会，虽然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一定是在某些方面领先于那个时代的，但是它却不可能完全超脱于那个时代，它不可能具有现代女性主义的先进观点，那自然我们也就不能将《红楼梦》的某些情节与现代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强行附会在一起，那样只能是造出一个“四不像”。其次，《红楼梦》对于女性的认识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它反拨了长久以来的女性“祸水论”，也对女性自我价值领域进行了新的发现与开拓，为其之后女性问题的发现与解决留下了一份“遗产”。最后，《红楼梦》对文中诸女性角色给予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它没有再将女性当作某种没有生命的抽象符号去书写，而是真正写尽了女性成长与生存的血与泪，并为未来关于女性的诸多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寄予了一份足以跨越时空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