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1290篇原创文章,作者:Behemoth。

作者简介:Behemoth,江苏南京人,2014年起开始创作,现已发表、出版近70万字。

全文共12333字,配图29幅,阅读需要22分钟,2024年9月29日首发。

本文收录于作者“behemoth”专辑,欢迎持续关注。

原文登载于《兵器》杂志

简介

1915年2月15日,对于时为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重要港口的新加坡(Singapore)而言只是个平常的日子。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在欧洲如火如荼的展开,不过,除了偶尔的来自德国海军袭击舰的新闻,远在太平洋上的人们几乎不曾感受到战争的氛围,之前曾经在沿岸引起恐慌的德国海军“埃姆登”号巡洋舰早已经被消灭,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来的模式。

就在兵营内,一部分从印度原来的士兵即将登船前往香港,之后,他们即将投身万里之外的战场。不过,有一部分人注意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眼神里,分明透露出些许仇恨,而就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后,一场灾难就将由他们而起……

米字旗下的次大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主要参战国之一的新加坡立刻开始调兵遣将,将一切可以动用的兵力投入战场。由于英国本土人力资源有限,因此英国人开始从各个自治领和殖民地抽调人员。而其中,作为英国殖民地中人口最多的一部分,英属印度自然成为了英国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

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夜,印度陆军(Indian Army)共有约240000人,而相比之下,同时期的英国陆军(不包括其他自治领和殖民地军队)共有247432人。根据赫伯特·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的改革方案,之前在番号等方面较为混乱的印度部队被统一,原有的带有“孟加拉(Bengal)陆军”、“马德拉斯(Madras)陆军”和“孟买(Bombay)陆军”等字样番号则被取消。新的印度陆军部队和其他驻扎在印度土地上的英国陆军单位一道受到驻印度陆军(Army of India)统一管理,主体被整编为9个师的规模,其中,每个师包含1个骑兵旅和3个步兵旅,骑兵旅中有1个英国团和2个印度团,步兵旅中则有1个英国营和3个印度营。印度营规模较英国营略小,包括30名军官和723名士兵和士官,并且部队中按照种族和信仰进行划分。在这9个师之外还另有3个独立步兵旅。根据驻扎的地域划分,印度陆军可以分为北部军和南部军两部分。其中,北部军包括了5个师和3个旅,只要负责印度西北部到孟加拉一带的防御,而南部军则包括了4个师,负责从俾路支省(Balochistan)到南印度一带的防御。包括一些小部队在呢,这两个军共包括了38个骑兵团、138个步兵营(其中包括了20个廓尔喀步兵营)、1个步兵骑兵混合的引导部队(Corps Of Guides)、3个工兵团已经12个山地炮兵连。除了驻扎在印度本土之外,还有一个师的兵力驻扎在缅甸,另有一个旅则驻扎在也门的亚丁(Aden)港附近。在这些成建制部队之外,也有一部分小部队被分配调防至中国以及英国在东南亚的一些殖民地。

正如前文所言,印度陆军在一战中几乎打满全场,就在英军参加的第一场战斗——青岛之战中,第36锡克步兵团就作为英军主力投入了战斗(该部之前作为英军驻华部队驻扎在天津),在作战中表现较为突出,为最终拿下青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事的不断进行,英国陆军深陷于西欧的泥泞堑壕中难以自拔,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除了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抽调部队之外,印度陆军部队也不断被成建制投入战场,到了战争中后期,几乎在英军参与的各个战线上都可以看见印度人的身影。

图1. 索姆河前线的印度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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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索姆河前线的印度部队

为了对投入海外战场的印度陆军部队进行有效管理,英军将这些部队分成了7个远征军部队,分别冠以字母A~G:

印度A远征军:在一战爆发伊始,印度陆军就派出了2个骑兵师和2个步兵师投入欧洲战场,这4个师被统称为印度A远征军(Indian Expeditionary Force A),这些部队被纳入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建制,按照兵种分成纯步兵组成的“印度军团”(Indian Corps)和“印度骑兵军团”(Indian Cavalry Corps),统一由驻法国印度部队总司令詹姆斯·威尔科克斯(James Willcocks)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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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正在操作一挺“哈奇开斯”轻机枪的第2维多利亚女王禁卫拉杰普特轻步兵团(2nd Queen Victorias Own Rajput Light Infantry)士兵

印度B远征军:由于受到德属东非警备部队的威胁,因此英属东非殖民地总督要求支援。之后,由第27班加罗尔旅(27th (Bangalore) Brigade)、帝国步兵旅(Imperial Service Infantry Brigade)为主体,以及1个先锋营、1个山地炮兵连和工兵部队组成的印度B远征军被紧急组建完成,之后他们被运往坦噶尼喀(Tanganyika),准备执行进攻德属东非殖民地的任务。不过,该部在之后的坦噶之战中伤亡惨重。

印度C远征军:该部是第二支被派往英属东非殖民地的印度部队,这支部队以印度陆军第29旁遮普步兵团(29th Punjabis)为主,并且包括了来自信德(Jind)、珀勒德布尔(Bharatpur)、卡普塔拉(Kapurthala)和拉普尔(Rampur)等地驻军的一半的营,以及1个志愿15磅炮兵连、第22 德拉杰德山地炮兵连(22nd (Derajat) Mountain Battery)、1个志愿“马克沁”机枪连和1个野战医院。和印度B远征军不同,该部在最开始被投入防御作战,用了保卫通往乌干达的铁路,并且在一些护卫任务中对国王非洲步枪团(King's African Rifles)提供支援。就在被运往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后,该部被分成数部分,投入到了在非洲的一系列战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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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部署在东非的1个印度陆军10磅炮炮兵班组正在进行战斗射击

印度D远征军:

该部是印度陆军在一战中组建的规模最大的一支远征军单位,由约翰·尼克松(John Nixon)中将指挥,于1914年11月组建,以第6浦那师(6th (Poona) Division)为主力,被投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主要负责保卫英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开采设施以及巴士拉(Basra)一带的防御。在1915年,该部主力投入了激烈的库特围城战(Siege of Kut),由于伤亡惨重,因此在1916年12月,又从西线调来第3拉合尔师(3rd (Lahore) Division)和第7密拉特师(7th (Meerut) Division)投入作战。在之后的2年中,该部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展开了一系列交战,最终于1918年的德罗斯停火(Armistice of Mudros)后迎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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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在巴士拉和纳西里耶(Nasiriya)之间铁路线上负责保护铁路线的1个印度陆军3磅炮班组

印度E远征军:

该部主力为第22卢克瑙旅(22nd (Lucknow) Brigade),在1914年10月被运往埃及。之后,他们一直留在当地,到了1918年,印度陆军第4骑兵师和第5骑兵师被从法国转运而来,他们之后加入了第15帝国骑兵旅,投入了在巴勒斯坦(Palestine)地区的作战。此后,第3拉合尔师和第7密拉特师也被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运来,这些部队都被投入了对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最后打击,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总计有36个印度陆军的营配合英军第10爱尔兰师、第53威尔士师、第60伦敦师和第75师作战,每个印度师平均由1个英国营和3个印度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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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在耶路撒冷地区的印军第39炮兵连的炮兵正在使用3.7英寸榴弹炮

印度F远征军

该部由第10印度师和第11印度师组成,均成立于1914年的埃及,负责守卫苏伊士运河流域。之后又有来自第22卢克瑙旅的印度部队和1个帝国骑兵旅。之后,第10印度师于1916年被解散,其下辖的各旅被分到其他单位,第28印度旅在1915年被分配到第7密拉特师,第29印度旅则被作为投入加利波利半岛登陆行动的独立旅,于1917年被解散,而第30印度旅则先后辗转于第12印度师和第6浦那师,最终在库特围城战中覆灭。至于第11印度师则在1915年早期即被解散,而其下辖各旅的命运也很糟糕,第22卢克瑙旅在1916年1月被解散,第31印度旅在1916年1月加入了第10师,在1个月后被解散,而第32旅则在1916年1月被解散。

印度G远征军

1915年4月,作为达达尼尔登陆战役的参战部队,印度G远征军被调往战区。该部由第10印度师的第29旅抽调而成,包括了3个廓尔喀营和1个锡克营。在初期战斗中,该部被配属给英军第29师,之后在第二次克里希亚(Krithia)战斗中作为预备队,并且作为主力参与了第三次克里希亚战斗。在战斗中,该部伤亡惨重,被迫后撤回到埃及。

从马德拉斯到新加坡

就在看到了印度部队的表现之后,英军开始从各地调动印度部队投入战场。虽然这些部队中的一部分战斗力并不足以投入激烈的一线战场,但是在执行诸如后方警备等任务的过程中依然可以发挥出其价值。

就在这一系列大规模的调动之中,驻扎在印度马德拉斯(Madras)的第5轻步兵团(5th Light Infantry Regiment)就接到了调防新加坡的命令。该部前身为孟加拉陆军第21孟加拉土著团(21st Bengal Native Infantry)第2营,成立于1803年,之后,该团几经沿革,在1824年更名为第42孟加拉土著团,在1842年更名为第42孟加拉土著轻步兵团,在1861年更名为第5孟加拉土著轻步兵团,后又与1885年更名为第5孟加拉请步兵团。在基钦纳主持的改革后,该团被重新命名为第5轻步兵团。成立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该团先后参与了第一次阿富汗战争、锡克战争、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和第三次缅甸战争等战事,足迹遍及坎大哈、喀布尔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在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该部并没有被卷入,是旧孟加拉陆军中仅有的12个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保持完全忠诚的团之一。

或许正是因为该团历史上的表现,因此英国人对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在1914年10月,该团被运往新加坡,以替换原本驻扎于此,准备投入法国战场的国王禁卫约克郡轻步兵团(King's Own Yorkshire Light Infantry)。

暗流涌动

和历史上其他时间内的情况所不同,此时该团的人员绝大多数为穆斯林,主要来自拉杰普特邦,而军官则主要为英国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上下级之间的沟通非常糟糕,指挥官很难对部队的思想状况进行有效了解,此时,还在为欧洲战事焦头烂额的英国人还不清楚,他们即将为他们的漠视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虽然轰轰烈烈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最终在1858年前后被英军镇压,但是在此之后,印度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一直没有停息,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印度境内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各种民族矛盾交织其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简称国大党)成立,试图通过各种斗争迫使英国给予印度更多的自治权。在成立以后的10年里,国大党和其他一系列组织在印度境内发展出了一系列地下组织,并且在孟加拉和旁遮普地区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发动了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暴力活动,而在以马德拉斯为代表的印度南部地区,活动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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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印度国民大会党党旗

而在这样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浪潮中,海外的印度侨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开始,开始有印度人离开印度本土,前往英国本土或者英国在全球各地的殖民地以及美国等国生活,在其他国家形成了大量印度人社区。由于身处国外,他们经常受到所在国家的打压,这给了民族主义者极佳的发展机会,同时由于在这些国家他们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这些资金也被用于各种起义活动。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海外印度人组织中,最著名的之一,就是“反抗党”(Ghadar party)。

“反抗党”成立于20世纪初期,其成员主要以移居北美的旁遮普人为主。由于当时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加拿大政府开始限制从南亚次大陆地区到来的移民,并且对已经移民的印度侨民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和歧视性政策。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这些侨民开始串联起来,组成了一系列政治组织,而这些分散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侨民组织经过一系列整合,形成了“太平洋沿岸印度斯坦协会”(Pacific Coast Hindustan Association),并且最终演变成为“反抗党”。该党的灵魂人物为哈尔·达亚尔(Har Dayal),这些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有不少人(包括达亚尔本人)甚至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生。在洛杉矶、牛津、维也纳、华盛顿和上海,“反抗党”组织了多次会议,实力迅速壮大。根据他们的纲领,“反抗党”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他们认为,通过议会革命的方式以求获得独立显得过于温和。为了宣传他们的主张,“反抗党”于1913年11月在旧金山成立了自己的通讯社,并且印刷了《印度斯坦反抗报》(Hindustan Ghadar)以及其他一系列宣传刊物。值得一提的是,该党颇为重视兵运工作,积极在印度陆军士兵中鼓吹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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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反抗党”创始人达亚尔(1884~1939),出生于英属印度德里,先后在德里和旁遮普大学求学,后获得奖学金赴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就读,在此期间深受马志尼、马克思和巴枯宁等人思想影响,并且投身独立运动。在辗转巴黎、阿尔及利亚等地后,1911年到达美国,作为创始人之一创立“反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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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一张鼓吹反英起义的旁遮普语传单,意味“反叛的回响”,该传单于1913年出现在印度境内,旋即被英印当局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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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一份乌尔都语版《印度斯坦反抗报》

由于“反抗党”的活动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受到了许多人的注意,除了一直对其忌惮的英国势力之外,作为英国的宿敌的德国人也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在一战爆发之后不久,一个名叫“柏林委员会”(Berlin Committee,后更名为“印度独立委员会”Indian Independence Committee)的组织在德国成立。该组织从海外印度裔学生中大量招募人员,很快就发展壮大。作为德国针对英属印度、波斯和埃及地区的主要情报机构和宣传机构,德国“东方情报局”(Intelligence Bureau for the East)负责人马克斯·冯·奥本海默(Max von Oppenheim,他本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非常重视这些人的价值,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和一些来自印度的反英组织(例如以孟加拉人为主的“新时代党”)保持了联系。在他和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共同努力下,这些印度人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和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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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阿瑟·齐默尔曼(1864~1940),出生于东普鲁士,先后在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学习法律,1893年起进入德意志帝国外交部门工作,1911年出任国务秘书次官。一战爆发后,齐默尔曼策划了一系列旨在牵制协约国注意力的暴乱和骚扰行动,包括印度反英起义、爱尔兰“复活节起义”等,著名的“齐默尔曼电报”即出自此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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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马克斯·冯·奥本海默(1860~1946),出生于科隆,是著名犹太裔银行家族奥本海默家族成员。早年曾从事法律和外交工作,后转而从事考古,于1899年发现著名的泰勒·哈拉夫(Tell Halaf)神庙遗址,在遗址现场盗取大量珍贵文物,将其陈列在其私人博物馆中。一战期间积极参与反协约国宣传,被英法视为德国间谍

此时的德国深知,印度几乎无尽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将使得英国在战争中取得非常有利的地位,因此如果设法使得当地印度人以及海外印度裔发动起义,则可以有效牵制英国的注意力,并且无法有效的获得来自印度的资源。在此情况下,他们开始利用这些印度人,积极策划各种反英暴动。而就在这个当口,英国方面也有意无意的“配合”了德国人的行动。1914年5月,加拿大政府拒绝来自日本货船“驹型丸”(Komagata Maru)号上的352名旁遮普印度人登上温哥华港的请求,派出防护巡洋舰“彩虹”(HMCS Rainbow)号将其押送回印度。这一明显针对印度移民的歧视性事件以及之后对北美印度移民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导致了大规模反英暴乱,也把一部分印度侨民推向了“反抗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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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被迫滞留在“驹型丸”号上的印度移民

奥斯曼苏丹的“教令”

关注到这些印度人的潜在“价值”的不仅仅是德国人,就在与英国宣战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开始面临与英国、沙皇俄国交战的局面。尤其是英国对其势力范围觊觎已久,凭借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势力,要战胜俄军、英军以及可能同时加入战事的法军绝非易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土耳其人也自然想到了“策反”。

不过,相比起德国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苏丹,同时也是当时世界穆斯林的领袖之一。以这样的身份号令全世界的穆斯林,无疑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大义”的名分。而奥斯曼苏丹在加入同盟国阵营之后,考虑到作为与协约国军队交战的潜在战场的中东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存在了大量的穆斯林,同时英军和法军的殖民地兵源都包括了大量的穆斯林,因此如果能对这些人加以利用,将会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有鉴于此,就在英国对奥斯曼土耳其正式宣战后不久,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五世(Mehmed V)立刻发出了一道“教令”,要求教徒对英国、法国和沙皇俄国发动所谓的“圣战”。整个教令以对话问答的形式展开,要求协约国境内的穆斯林反对其本国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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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一张“教令”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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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正在公开宣布“教令”的奥斯曼土耳其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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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五世

必须指出的是,就在这道鼓吹“圣战”的教令颁布之后,在很多协约国穆斯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新加坡的穆斯林(主要以印度裔为主)中,更是反响积极,由于之前的一系列反英宣传已经产生了不小的效果,而加上宗教思想的煽动,导致这些人迫切的希望对英国人发动“圣战”。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咖啡店主卡西姆·曼苏尔(Kassim Mansur)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不仅积极鼓吹反英思想,还经常邀请驻扎在当地的印度士兵到他的咖啡店做客,和另外一些宗教人士一道,向他们灌输反对英国统治的思想,并且告诉他们,这是他们身为穆斯林的使命。就连清真寺里的教士也不断对前来做礼拜的印度士兵鼓吹反对英国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开始萌生反抗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