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难忘勐腊十年的知青生涯，我付出了青春也收获了爱情
我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我曾经为云南边疆的水利工程建设贡献了青春和汗水，也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出过力流过汗，我在云南生活了十年，十年的知青生涯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人生经历。
有关我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应草根作家的邀请，我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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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9年11月中旬乘坐火车离开上海的。火车到达昆明后，我们在昆明住了一晚，第二天以学校为单位，我们又乘坐解放牌大卡车继续前行。一路风尘仆仆，昼行夜宿，长龙般的车队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一路狂奔，全程历时十余天，我们终于来到了云南省勐腊县。
到了勐腊县城，我们以为到了终点。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在勐腊县城集结后，县革委会召开了欢迎大会，并让我们上海知青代表崔文贵上台发言。欢迎会结束，上级领导就开始宣读分派名单，我们大部分上海知青被分在了云南水利一团，有的知青去了水利二团。
在勐腊县城住了一晚，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乘坐连队前来接应的拖拉机前往连队驻地，我们二十多人分在了位于勐捧公社境内的一团十三营，我们连队处在荒郊野外，距离县城将近五十公里，道路难行，交通极为不便。
到达连队后，看着简陋的营房和周边荒无人烟的环境，我们心里都很难受，当时的心情比那荒芜的环境还要苍凉，有几名女生抱头痛哭，一边哭一边说：“我要回上海，我要回上海……”
兵团哪能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当时的水利兵团虽然不是正规部队，但组织纪律性和军队一样严格，连指导员先批评后安慰，大家都知道来了是走不掉的，只能是既来之则安之，擦干眼泪接受现实。
当时我们三营的任务是为地方修建引水渠，工程项目就叫勐润饮水工程，和二团的大树脚引水工程差不多。二团是在南腊河沿岸挖渠，我们一团是在勐润河沿岸挖渠。
经过了短暂的军训和学习，我被分派到炊事班当了一名炊事员，负责挑水打柴，给战友们做饭。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四十二斤定量的粮食很难填饱肚子，一个月都难见到一个荤腥，盐巴汤泡饭成了家常便饭，大多数知青都从上海带来了固体酱油，盐巴汤里放一点固体酱油，也算是不错的美味。
到了第三年春天，我们炊事班才开始自力更生种菜养猪，之前的生活真的是很苦，苦得简直是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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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那年初夏，我和两名战友到公社驻地去给连队挑咸菜，回来的路上，我偷偷装到挎包里一个咸菜疙瘩，回到连队偷偷送给了我的好同学王春梅。结果被一位女战友发现，她到指导员那里打了小报告，指导员狠狠批评了我一顿。幸亏被到连队视察的团政委碰上，替我说了两句话，我才没被撵出炊事班。
因为一个咸菜疙瘩，王春梅跟我闹起了别扭，好长时间没搭理我。
一次到勐润河洗澡，我有了意外发现，勐润河里有鱼。每天晚饭后，我和两个战友就提着水桶端着脸盆去河里摸鱼，一两个小时，我仨能摸十多斤小鱼，有时也能摸到一斤上下的大鱼。那一段时间，战友们隔三岔五就能喝一顿鱼汤或吃一次炖鱼，能为战友们改善伙食，我们很高兴。因为这事，指导员还特别表扬了我们，并让我担任了炊事班的班长。
元旦那天我们连队杀了一头猪为战士们改善伙食，那头猪很瘦，没出多少肉，连长又让我们给兄弟连队送去了一扇猪肉，剩下的肉也就不多了。那天做的红烧肉，一个人只能分大半勺猪肉。为了公平起见，也为了防止个别人有意见，张指导员亲自掌勺为战士们分肉。结果到了最后，却没有了连长和指导员的份，我只好把我的那一份分成了三份。
就在我准备吃饭的时候，王春梅突然来到我身边，把她碗里的肉拨给我一半，赶忙躲到了一边。看看没人注意到我俩，我心里才踏实了一些。在我担任炊事班长期间，一次也没为王春梅搞过特殊，王春梅并没有怨恨我。
顺利完成勐润饮水工程后，我们连队被派去协助二团去南腊河挖渠，直到大树脚引水工程结束。随后，上级撤销了我们水利兵团的兵团建制，我们全部划归到地方国营勐捧农场，完成了从兵团战士到农场工人的转变。
到了勐捧农场，我和王春梅分在了分场的同一个小队，我们不挖水渠了，又开始栽种橡胶树。划归到地方国营农场以后，农场要求虽然不像在兵团那么严格了，但生产任务并不轻松，天天都起早贪晚在山上挖树穴，还要趁着下雨天抢时间栽树苗。有时赶上星期天下大雨，我们也要去栽树。那种苦累，跟挖水渠没有多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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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77年的夏天，我们青年突击小组在补栽树苗时，王春梅被一条蛇咬伤了脚踝，吓得她呜呜大哭。当时我也很害怕，赶紧解下鞋带给王春梅绑在腿弯处，坐在地上就用嘴帮她吸吮伤口。可能是鞋带系得太紧，王春梅的小腿颜色都变了。大家都怀疑是剧毒蛇咬伤了王春梅，我担心有生命危险，背起她就往山下跑。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把王春梅背到了卫生室，卫生员检查了王春梅的伤情，涂抹碘酒消毒后说：“不像毒蛇咬伤的，应该不要紧。”我不放心，又找了当地的一位老中医，老中医也说不是毒蛇咬伤的，我和王春梅才放心了。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我的脚底板火辣辣地疼，脱下鞋子一看，右脚掌一道血口子，胶鞋底不知被什么刺穿了。
就这样，我和王春梅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俩的恋情也公开了。考虑到当时结婚的知青还不多，我和王春梅也打算晚一年再考虑结婚的事情。
一晃就到了1979年春天，就在我和王春梅准备领取结婚证的时候，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就如三月春风，吹遍了农场的各个角落。第一时间，上海、北京和四川的知青都争先恐后地办理回城手续，生怕以后政策有变，无法回城。
当时我和王春梅很纠结，已经习惯了农场的生活，还有我们已经布置好了新房，到底该回上海还是留下来，还真拿不定主意了。回到上海能不能好找工作？住房问题怎样解决？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俩真的是左右为难。
就在我俩不知还怎么办的时候，王春梅收到了她父母的来信，她父母让她赶紧办理回沪手续，说回去后能顶替她母亲的岗位到工厂接班。紧接着，我父母也打来了电报，让我速办理手续回上海，
1979年5月中旬，我和王春梅踏上了回家的路。云南的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可我们在云南生活了十年，对云南还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划归农场后，农场的老工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这份情谊，我们永远都会记在心里。
回到上海后，王春梅顶替她母亲的岗位，到上海制皂厂工作。两个月后，我被安置到我父亲所在的上海电机厂工作。那年初冬，我和王春梅领取了结婚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俩和父母一起住在了老弄堂的两间房子里。
电大毕业后，我成了电机厂的技术骨干，于1991年春季调到重工局工作，三年后有了属于我们的新家，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用和父母挤在一起生活了。
当下，我和王春梅享受起了安逸快乐的退休生活，今年春天我们还去了一趟勐捧农场，看望了几位老朋友。前几天又和当年的老战友相聚在勐捧农场，云南勐腊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那里是我们永远眷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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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知青生活经历，我挥洒了青春汗水，也收获了幸福美好的爱情。过去的苦难和那种真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一代老知青也会加倍珍惜。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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