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文化竞争中全面失败已是不争的实事，如果不是依靠权力加持，连佛教都搞不过。儒学洼地正是文化入侵的根源。你是喜马拉雅山，海水岂能倒灌？人们往往陷入悖论：一方面抱怨自己所属的文化被灭绝，一方面又不承认自己所属的文化其自身就是自己被灭绝的原因。你所属的文化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基因，把自己的文化基因传下去，说明你的文化保护不了它自己，强行留着只能落得个让自己被灭绝的命运。
你自己文化不行，思想高度不够高，思维水平不够深刻，要被灭绝，骂娘也不行！你文化内卷，父母在不远游，对跨境出海没兴趣，错失大航海时代和机会，以内卷于中国和东亚为爱国，怪谁？而后人多了土地不够，在西方粮食威胁论胁迫下，又搞人口生育控制。看看西方人从亚欧大陆西北一隅扩张及全球，幸亏热带地区不利于白人生存，否则哪还有今日的黑非洲和东南亚，以及中美洲的少许印第安人？所以鸡有鸡命，永远干不过雄鹰！这不是儒家善良，是无能。儒家根本就不善良，儒家是自我中心主义，只顾当权者个私的统治利益，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更没有人类的理想主义。你不要指望别人善良，与你共存亡，竞争是必然的，竞争不是盲目对抗和排外，要学习别人好的文化和思想来充实自己的文化和思想，要用中华文化中优秀的适于竞争的成分，取代落后的腐朽的不可能产生现代性的成分。儒家文化独尊2000多年，文不能富民强国，武不能保民御辱。这两千多年，除了佛教补充儒家，没有任何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与它竞争，看看它带来的历史结局：难道我们还希望回到儒家独尊下的样子吗？穷则变，变则通。儒家文化必须被取代。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取而代之。文化不怕拿来主义，就怕盲目排外。日本学了中华文化，代代相传，就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既然都是东方文化，它也是因为互相借鉴学习，变对方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了某些共同特色。
什么叫修行？不是摆个姿式，做个造型，例如傻傻静坐，蠢蠢瑜伽；也不是拜佛礼孔，诸如苦行殉教，饲虎埋儿；更不是什么愚蠢到极点的良知坎陷，口念禅诳。这些东西都是旁门左道，巫术邪行。真正的修炼乃是唯一的，无非以真理为目的，掌握科学的认识论方法，勤学苦思，名行举实，通往彼岸，上达真理，与上帝合一。将德性原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入日用而不知其为善的人生妙境。
司马迁是儒家文化那象征，是儒生悲剧性命运的如实写照：以儒家文化为正统而为暴人歌语。之，却在儒家文化下过着屈辱的生活。对他而言，权力越大权利越大就具有合法性，他自认自己遭受的屈辱是合理的，合法的，合乎道义的！他难道不知道，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吗？除了与道德无关的仁义礼智信，儒家还能有什么？如果司马迁果真了解墨子的思想，也不至于把仁义礼智信唯独看成儒家的那种吧？也不至于把自己看高看低于任何人吧？至少也应该知道兼爱首先是敬爱人，是人与人之间公平而有尊严地互相爱待吧！
为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什么搞科举投名状？就是为了让儒生无意识地愚蠢孝忠，一个个傻了吧唧，以为仁义道德，却是在吃人。拿块遮羞布，盖了前面，露了屁股。没有自由灵魂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愚夫蠢妇，才好愚弄，好管理。空洞的仁义礼智信没有说服力和批判力，没有客观的公义标准，没有哲学知识和逻辑去分析，根本区分不了是非善恶好坏。对待文化，只能是连小孩一起把洗澡水倒了。
仁义道德不离口，为什么有那么多弃婴和杀婴现象？找到它们的文化根源并不困难：还不是因为爱自己多一些吗？多于自己的孩子，他们妨碍了自己的所谓的幸福。每个人都首选爱自己，认为残疾婴儿让自己多破费，成为累赘了。那么多女婴被弃被杀，是因为她们妨碍了自己传宗接代。你看，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爱不了了。“先爱好自己的亲人”，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最后，认权为爹，为了物质欲望，抛弃尊严，连自己的人格也爱不了了。“亲亲为大”、“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些民粹的东西，看似有些经验道理，但不符合理性，最后都走向了仁者爱人的反面，被历史实事证明是谬论。看看那些推己及子的不幸家庭，自我中心主义，父母往往不是给爱而是害。
要搞情感主义也可以，但要区分哲学和儒学。哲学讲究纯粹理性判断力，是二元元世界公设，承认有真理存在于其中的彼岸世界。儒学讲究单纯感性审美判断力，是一元世界公设，否认彼岸世界和形而上的存在与形而上学。我已经第一次把儒学国际化了，不仅中国有儒学，还有德国儒学，比如尼采学说和海德格尔学说。古希腊智者学派也属于儒学。神是超越存在，居住在彼岸世界，儒学思维不可能发现神，不可能承认神的存在。儒学不是哲学，是非理性主义和感性审美的情感主义。因为它是哲学对立面，反对哲学，也把它纳入广义的哲学范畴。究竟有哪些外国学说和学人在中国吃香呢？
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这四个人是师承关系，是德国主观主义思潮代表，从康德的半主观半客观唯心主义经叔本华的主观唯心主义退化至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现象主义（不是现象学）。这四个人的代表性学说乃是二十世纪德国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思想根源。他们的学说在华人世界最盛行，正符合儒学的主观主义思维方式。同类相召，同方相合。不是儒学被摧毁，基督教则难以在中国扎根。先后唐代景教和明清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都失败了。如果中国基督教徒真有8000多万，说明儒学确实式微了，影响越来越小了。康德为了德福相配，设定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否则无法实现德福一致。他把上帝弄残了，继而叔本华杀死上帝，尼采宣布上帝死亡，海德格尔拆墓碑。康德希望有个具有无限精准计算能力的上帝，让每个人的福报和其道德实践匹配，所以把他已废黜的上帝从道德福报的要求下请了回来；没有意志自由说明道德实践不是理性的自愿；设定不朽灵魂是因为短暂人生的道德实践不可能达到完美，有完满的福报与之匹配，从而达成被上帝规定的德福至配的至善。在康德那里，至善的含义就是德福至配，完满的道德配上完满的福报。叔本华以人的同一意志的客体化作为世界的本源和建构，彻底否定了神创世界。错误地把认识论上的内在超越当做本体论上的外在超越。说他杀死上帝不是污名他。尼采否定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否定苏格拉底以来的奠基于形而上学的理性道德，其象征代表就是耶稣维护弱者的所谓的奴隶道德。这一道德体系来自上帝，尼采希望看到祂失业，当然会为已被杀死的上帝而兴奋和欢呼。海德格尔继承了尼采遗志，决心把上帝的遗迹从历史上彻底抹去，让人们彻底忘掉上帝，然而他发现自己失败了。
尼采和海德格尔学说是典型的德国儒学，所以在中国儒生当中特别火，似乎找到了儒学再生的法宝。
儒法不分家，法家是儒家下的蛋，日本军国主义就是儒法思想在日本的结合怪胎。日本在民治维新以前是封建制，实行幕府制度，天皇没有实权，自从日本学习了德国以后，受德国儒学思潮不自觉地启发，儒家和法家的忠君集权思想在日本开始结合：一方面天皇被塑造成人间神，成为皇民无限孝忠和绝对服从的对象；另一方面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把国家作为战争机器，一切围绕军备和军事征服这个核心而运作。在日本内阁的军人少壮派和军国主义反对者的斗争中，前者得到天皇支持，大获全胜从而主导了政府权力和国家走向。
文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面是风俗习惯，一面是科学技术（包括哲学及其方法论）。当然这两者的外在形式都属于器物文化，包括典章制度，内在就是更为重要的无形的思想文化。后者决定前者有不同的外在形式。虽如此，但其内核旨归不变。当我们说器物文化时，并没有忽略思想文化及其思维方式，而是内涵于器物文化中予以统一考察了。我们从器物文化中就能推理出其思想文化及其思维方式。这两个文化方面的创新都需要自由。个人在某个时代的生活习惯上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可能成为一国一地风俗习惯变异向善向上（向好向上帝或即上达）的根源。它一旦被大众接受，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风俗习惯。科学技术创新不仅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自身处境，从而救赎人性向善，行为迁善，而且其本身也是风俗习惯变异的根源和动力。救赎不是没有代价的，而是要依据认识论方法及其各个环节，一步一步修炼进入认知的最高环节，下学上达而悟道，与上帝合一。这种修炼是艰苦繁杂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学习和思考所付出时间和辛苦以及远离单纯感性审美的享乐，甚至许多哲人要付出夫妻天伦之乐，就是为了达到与上帝合一，获得人性救赎所需付出的赎价。当然，救赎的付出并非没有福报：人性向善和行为迁善给自己带来心身安宁即自由；附带而来的理性审美所产生的喜乐和幸福感。救赎人性是救赎未来，以免犯新的罪；过去的罪恶就让它去受应有的惩罚，或许因为它被忏悔而受到赦免，或者将功赎罪。科学救赎和认知修炼乃是交替互补进行的，修炼在于认知真理；救赎在于发现真理或科学原理，并运用它们以改善我们的处境。修炼助力救赎，反过来，救赎又助力修炼。没有自由，取消自由乃是文化自我灭绝的不二法门。自由本身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的自由，即反思自由，就是让人保持心身安宁即放松无拘束的状态。让别人处于放松无拘束状态，就是让自己处于放松无拘束状态；让自己处于放松无拘束状态，就必须让别人处于放松无拘束状态。另一方面是过程自由，即自主选择或自我决定的意志自由。后者往往以前者为目的和方向，因此，自由只有作为目的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自由本身是不存在的，乃是因为人的无知，即人不知道自己做出某一抉择和决定的全部充分条件，因而人必然处于或然性的主观认知状态，既因为或然性认知而给自己一个自主选择或自我决定的机会；又误认为处于必然性命运之中的自己在做自主选择或自我决定。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乃是人类思想斗争的主要线索，说白了就是墨学与儒学斗争的历史。在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通过严厉的批判，压制了古希腊儒学智者学派。同类相召，同方相合，这一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传统跟另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神学传统犹太-基督教一拍即合，从此强化并主导了西方的思想文化传统——客观唯心（天心）论，一直压制着主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西方儒学，直至教会腐败被逐步揭露，社会掀起一股反上帝，反宗教，反义出天心，主张自我和义出自心的思潮，使德国儒学抓住机会复兴了一波。它们就是前面所说的以康德、叔本华、尼采和海德格尔学说为典型代表的思潮。其实后者（神和宗教）也是前者的哲学思维的发现，使善于哲学思维先知的发现，哲学先于宗教，高于宗教。宗教本身是一种科学信仰，而不是迷信。某些人不是无知，就是出于坏意图把一些非理性的不能用哲学或哲学隐喻解释的奇思幻想作为神迹实事来诓骗民众，使他们陷入迷信境地而蒙蔽独立思考和具有自由精神的理性。宗教乃是宗教的哲学原理与历史意识诸如超级英雄般的历史人物和无限时空的天结合，从而实现哲学原理的拟人化和拟天化，分别以人格和天格来代表和象征创造-维护-赏罚之神圣意志，来向普罗大众宣教或布道，以教化和秩化人民。西方传统乃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神学信仰传统和哲学思辩传统的同质有机地结合统一。这在中国被墨学完成了：一方面它以十论为代表形成以上帝-天志-天（象）为三一体的神学信仰传统；另一方面它以墨经为代表形成哲学思辨传统。而且墨学总是能够以其哲学思辨来解释其宗教、上帝和信仰。墨学一开始就以理性和真理来严格规定其宗教和学说，所以它同时具有哲学及其科学与宗教及其信仰。在它那里，宗教与科学不矛盾，科学是赞助宗教人性向善救赎的有力帮手；信仰与理性不矛盾，因为信仰一开始就奠基于理性和真理。
轴心时代，先秦文化与古希腊哲学文化和希伯莱神学信仰文化不相上下，思想高度和思维水平总体差不多，思想高度先秦领先一步。咱们弱就弱在儒学这一块，构成中国文化木桶的短板现象。墨子十论以上帝为核心和信仰相当于希伯莱信仰文化；《墨经》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小取》相当于亚氏的《工具篇》。这些斗是奠定神学信仰和哲学思辨科学基础文献。尤为珍贵。
没有超越性就没有宗教，没有超越性思维就还是动物，有谁见过动物有宗教？在春秋时代，中华文明出现了重大变故，礼乐原本是敬神颂神的，作威作福原本是形容上帝的。这些全被用于人。逆天反转，不可不察。诗三千变成诗三百，孔子对中华文化动了大手脚，几乎所有宗教性的超越性内容都不见了。难怪老子和墨子奋而疾书，批判孔子，以天不罚，以天不明。
有个问题必须回答：为什么动物没有的东西，儒家都没有，诸如哲学、科学、宗教、逻辑、兼爱（平等）等等？原因在于这些东西都包含了不同的真理，需要理性思维才能发现。理性就是超验的主客观一致同一。没有“方不障”（墨子）或“除掉物质”（亚里士多德）的无限抽象思维，如同动物一般，不可能认识真理。也不可能产生基于先验同一性的人格平等和人之为人的权利平等。千差万别的现象世界只能诱使人产生差异性思维和不平等观念。诚如莱布尼茨所言，理性就是各种真理的联结。这个定义正好说明，关于真理的东西，总是互相联结的，必然是一有俱有，一无俱无。思维的恶劣导致恶劣的行为：杀少正卯，以言治罪，开文字狱先河；杀优伶舞者，治不辜者罪，启滥杀之淫风。这样的人如何能为人师表？
儒家问题根源在于思维肤浅，这是至今许多人乃至五四时代儒家文化批判者都没有意识到的。对宇宙的深层原理不能掌握，所以没办法参与深层讨论，也没有深刻的批判能力，无法辨别善恶是非对错，总体认知水平没有超越动物，活成禽兽世界在所难免。儒家跟其它学派辩论，最多见的就是骂骂杨墨无父无君；老庄玄谈有无；佛家断绝恩义，基督诳语迷信。其实，它讲的这些东西跟别人讲的不在一个层次上。缺乏抽象定义，逻辑思辨，沉湎君臣父子，人伦秩教，难免概念淆乱，逃难就碎。最喜欢号称稻粱谋。其实，儒家意识形态下2000多年，老百姓从来就没有吃饱过，文武吃人倒是社会常态。殊不知，想吃饱饭也不是空谈良知所能办到的，最终还是离不开科学，例如杂交育种。说白了，如果你真牛逼，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何至于落到这般地步：满蒙尊孔衍，日寇护孔庙？
要从全球视野来看传统文化了，继续半部论语治天下，坐井自嗨，只能继续被打屁股，沦为世人笑柄。儒家不仅不能治国平天下，连退回私域，个人修养都做不得。这里面有一个道德陷阱，叫孔丘陷阱，名为修身养性，求“仁”求“义”，好为道德，倒是在亲亲尊尊，孝忠无违的隐幽教导下，不知不觉地走向道德反面，陷入不仁不义的真实存在。
《法仪》：“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这说明，天下的大国小国都是上帝的分建国和天国的摹本；天下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臣民。分建国地方分权自治；摹本是天国理想在人间的不完满的模仿国。由此得出，地上国的主权者都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主权代理人。
《墨经》：“君，臣萌（民）通约也。”这说明，国君乃是上帝臣民根据信约共同约定的主权代理人。
《尚同》：“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说明天子是选举出来的。
《非命》三表法：本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先王之书；原之百姓耳目之实；用之刑政（型政即立法）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足以推理说明，国君乃是由百姓人民选举出来的。
《法仪》：“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
这说明，一切地上的法都要以天上的法为标准。或者说，一切人定法都要以上帝自然法为标准。苏格拉底曾因此而被民主的多数人暴政判为死刑：他反对城邦旧神，鼓吹新神；他劝说城邦青年不要听从父母，要听从新神。这新神就是苏格拉底心目中的唯一至上神，这是希腊人宗教精神的进一步觉醒，在一和多的斗争中，进一步向至上神迈近了。还有一点务必注意：墨子教人法天；耶稣虽然让人服从地上的王，但也要求所有人服从上帝自然法。仅凭前者，单纯判定耶稣教导奴隶道德似乎不妥。这跟儒家宣教的君父臣子，孝忠君王，顺而不违的纯粹奴隶道德有本质区别。
《尚同》：“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这明确说明，天灾（动词）人祸是有其原因的。告诫人民，天子作为上天的主权代理人因私心与上天出现了意见不合或矛盾冲突，应该无条件服从上天。上帝应许和鼓认人民有推翻天子即主权代理人暴政的权利。从三表法可以明确推出，天经地义，上帝天志行在地上就是人民公义。
这一套神学政治理论哪个独夫民贼敢用？谁都不敢用。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会让他们火冒三丈。儒学作为统治术，独尊似乎也是某种历史必然。希腊语“专制”的原义是“主人”。表面上看，给主人看家护院确实够格。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主人没有不被它害惨了的：一世的好景，却要用子孙后代的永世性命买单。
哪个君王不由衷感叹：孟某果得君臣父子之道啊！这个人，其实就是告密皮罗多的法利赛人；无父无君之骂，其实就是公开向其君父告密：墨子服从天上的父，不服从君王您这个地上的父。这个人，其实是粗浅蠢陋，不仅抄袭墨子，还用自己的论证来反驳自己的观点；其实道德境界也不高，明面浩然正气，实为善于钻营取巧，公开讨好奉迎。
一组积贫积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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