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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蒋氏把全国各战区的参谋长都召集到重庆，召开1939年到1940年冬季攻势作战总结会。
包括蒋氏在内的在座诸将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此次规模庞大的冬季攻势作战，究竟歼灭了多少日军呢？
数据出来后，大家一看：毙伤俘敌万余人，自身伤亡5万余。
还是那个魔咒般的5:1。
蒋氏还是比较善于鼓舞人心的，见大家面色不喜，他却不怒反喜：
之前作战，我们始终处于守势一方。而这一次，我们采取的是攻势作战，可仍然打了个5:1，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战斗力增强了，日军的战斗力被削弱了。
此话一出，在座的各战区参谋长都深觉有理。是啊，相对于防守，进攻付出的代价总是要大一点的。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打出了一个5:1，这不是战斗力提高了又是什么？
见在座的参谋长们脸色好看了很多，蒋氏话锋一转，对着第3、4、5、9战区的参谋长就是一顿输出：
3战区为何没能切断长江航道？
4战区为何没能收复南宁？
5战区为什么未能收复钟祥、随县和信阳？尤其是第9战区，以9个师的兵力竟然没能打下日军第6师团一个联队驻扎的大沙坪，薛岳是干什么吃的？
老蒋一连串的灵魂发问，让4个战区的参谋长惊恐不已。
尤其是第9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生性胆小，更是感到大祸临头。
因为他知道，9战区之所以出动9个师仍然未能拿下大沙坪，除了日军抵抗顽强之外，更重要的是，9战区根本就没尽全力。
可这个消息，蒋氏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定是刚来9战区不久的参谋主任赵子立透露出去的。
其实，蒋氏也知道各个战区的难处。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故意在敲打各战区。
要论指挥作战，蒋氏差点儿，可要论对人性的把握，他无疑就高明得多了。
在这次会议上，他在一打一拉之间，就震慑住了各个战区。
见4个参谋长知道害怕了，蒋氏再一次话锋一转，对此次会议做出了总结：
此次冬季攻势作战，战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仍有能力坚持抗战，并且有能力发动攻势作战。这是其一。
其二，以日本人的个性，吃了亏一定要找补回来。不然，他们在心理上就接受不了。
因此，各战区要做好应对日军反扑的准备。
确实，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弱势的一方突然发动反击，在明面上看是不合理的。
可凡事不能看表面，而要看本质。
1939年末到1940年初的这次冬季攻势作战，其目的并不是想要歼灭多少日军，而在于向世界证明，中国仍有抗战的能力和信心。
那么，蒋氏判断日军随后就会反扑对不对呢？
不得不说，蒋氏对日本人的秉性还是摸得很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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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3月，接替冈村宁次担任11军司令官的园部和一郎，确实准备这么做。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中国部队的冬季攻势作战和冈村宁次的调任，恰好给了园部和一郎“烧火”的机会。
不过，园部和一郎虽然和冈村宁次同为陆军士官学校16期的毕业生，分属同学，可二人打仗的路数不一样。
冈村宁次属于亲力亲为型的。凡是重大军事计划，都亲身参与讨论制定。
而园部和一郎则是甩手掌柜型的。他只给11军作战高参天野正一下达了一个命令，就不管不顾了。
严格来说，亲力亲为型和甩手掌柜型的都不好。
亲力亲为型的容易累死，甩手掌柜型的容易被人坑死。
园部和一郎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指挥风格，在日后的上高会战中被第33师团长大泽茂坑了一把，不仅丢掉了11军司令官位置，还失去了晋升大将军衔的资格。
天野正一把作战计划做好后，交给园部和一郎。
园部和一郎一看挺好，马上发给大本营。
陆军参谋次长泽田茂看后吓了一跳，“出兵20万？”
在东北、华北、武汉三地均兵力不足的时候，园部和一郎竟然要出兵20万攻打李宗仁的第5战区，还要推进到宜昌？这不是瞎胡闹吗？不能批！
双方一顿打嘴仗。
后来还是日本军部出面，批准了此次作战。但作为折衷，11军此次出战，是否攻占宜昌，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这个折衷意见其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因为一次攻势作战出动的兵力和后勤补给数量是以与作战目的息息相关的。
而日本军部来了个折衷意见，是否攻打宜昌，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让园部和一郎应该如何调配兵力和后勤物资呢？
按照日军的后勤物资补给能力，像这种局部性的截断作战，充其量只能打半个月左右。半个月过后，无论打下来或打不下来，都要撤兵反转。
如果此时日军有了向西进攻宜昌的机会，又面临着兵力不足和物资短缺的状况，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从后方向前方增调兵力和后勤补给，日军就一定有把握把所需的兵力和物资送到一线上去吗？
这些都是未知数。
可就是这样，园部和一郎还是不管不顾的发起进攻了。
出动的兵力还是老样子，由驻扎在信阳的第3师团和驻扎在湖北安陆的13师团为主力。除此之外，又配备了第39师团和第40师团的石本支队。
这是第39师团自进入中国战场后头一次被赋予野外作战的机会。
在1939年的时候，由于108、109、101、106、114这几个特设师团表现不佳，被调回国撤编了。同时又新组建了32~41这10个3个步兵联队制的师团。
当初，组建这10个师团的目的是用于“占领区”的警备。
可仗越打越大，园部和一郎也只能临时改变这几个师团的用途，把它们用于野外作战了。
只不过，那时候的日军相对起来还比较富裕，给这几个警备师团都配备了一个炮兵联队。这也是有人经常把32~41师团视为一种师团的原因。
园部和一郎的计划是：
以第3师团和第40师团的石本支队为右路从信阳出发，沿着桐柏山向西南方向运动。
以13师团为左路，从钟祥穿越大洪山，沿汉水东岸北上。
以第39师团为中路，从大洪山和桐柏山之间的随县出发，向枣阳进攻。
很明显，园部和一郎的路数是日军典型的三路进兵，分进合击的战术。
可天野正一看后认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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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师团是个什么成色，天野正一是知道的。
按照常理，用于中路突破的部队一般都是战力强劲的部队。而第39师团进入华中战场后，仅是做一些守备或者下乡抢粮的活，从来就没有打过正规战。
头一次上阵就被赋予这么重要的任务，39师团能担当得起吗？
园部和一郎一听，也觉得甚为有理，于是从驻扎在岳阳的第6师团抽调了一个池田支队配备给第39师团。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一阶段打响了。
担任中路突破的第39师团和第5战区中路部队的桂系第48军189师在大竹山接上火了。
当时189师的师长是凌压西。
凌压西虽然很有作战经验，可部下的士兵不给力。
在之前的几次大战中，189师损失殆尽，补充上来的新兵仅是受过基础的训练。
枪虽然会放，可是没准头；手榴弾虽然会扔，可是没距离；至于单兵的战术，就更不要提了。
凌压西没办法，只能告诉士兵们，遇到炮击的时候，你们就趴在战壕或掩体里不动就好了。待到炮击结束后，你听到老兵开枪，你们跟着开枪就是了。
凌压西把对这些新兵的要求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我做，你看，你照做”。
这边189师的新兵心中忐忑不已，而进攻的日军第39师团士兵的腿同样在打哆嗦。
原因无他，他们也从来没打过仗。
就这样，一面是“菜鸟”，另一面儿是“弱鸡”，两支部队在大竹山打了起来。
由于双方的水平差不多，在刚开始的时候，第39师团的这些“弱鸡”被189师的这些“菜鸟”打得很惨。毕竟，189师还占着一个地利的因素。
可在后面拿着望远镜观战的第6师团池田支队看不上眼了。他们先是抽调了一个中队，然后又加强了两个中队，带着39师团的这些“弱鸡”们冲了上来。
这下子，189师顶不住了。
顶不住，那就撤吧。
这次撤退，凌压西毫无心理负担。因为在战前，李宗仁就判断，日军此来无非就是随枣会战的翻版，无非就是打了就撤的套路。
遇到这种敌人，没必要在一线与他们硬顶、硬拼，只要稍作抵抗，然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待到日军撤退之时，再穷追猛打就是了。
可事实证明，李宗仁这次判断错了。
李宗仁之所以判断错误，是他想再次创造一次在随枣会战中击退冈村宁次的战绩。
因此，他从汉江西岸抽调部队参与反击日军。
可如此一来，汉江西岸到宜昌之间就近乎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地带，这就为日军继续西进攻打宜昌创造了机会。
如果李宗仁不从汉江西岸抽兵，11军此来，也就限于在5战区的辖区内疯狂一阵罢了。
因为当时，在右路的日军第3师团已经被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缠住，第40师团石本支队在大洪山被王瓒绪拖住。
日军所能用的只有13师团和39师团以及第6师团的池田支队了。
以这样的兵力，是无法突破汉水以西至宜昌之间的防线的。
可李宗仁杀敌之心太切，以至于露出了破绽。
1940年5月20日，从中路大竹山一线突破189师阵地的第39师团来到了白河岸边，他们的目的是偷渡汉水支流白河。
负责偷渡任务的是第39师团233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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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几仗后，第39师团好像找到了一丝感觉。
尤其是在南瓜店，第39师团杀害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荩忱后，师团长村上启作更是获得了一枚勋章。
这连续的两次“胜利”，让第39师团全体上下都感觉良好。
担任偷渡任务的233联队长神崎哲次郎大佐更是想在这次偷渡行动中好好表现一把，省得被配属师团作战的第6师团池田支队看不起。
于是，神崎哲次郎精挑细选了3个斥候，让他们运动到白河下游的渡口，侦查渡河地点。
刚到白河渡口，这3个斥候就被对面的中国士兵发现了，冷枪不时打来，吓得3个斥候中的两个连忙卧倒在地。
另一个斥候胆子壮一些，就采用站姿用望远镜观察对岸情况。
站姿侦察总是要比卧姿侦察要更清楚一些，毕竟视角要更开阔一点。
如此一来，得出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那两个采用卧姿的日军斥候说，前面的陆地就是白河对岸。而采用站姿的日军斥候说，那不是河对岸，而是河中的沙洲。
3个人有两种不同的结论，那就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了。
5月21日零点，神崎哲次郎大佐带着先遣队的两个中队强渡白河。
登岸后，他们向天发射了一发信号，然后拼命向前冲。
可冲着冲着，跑在前面的日军一声惊呼，“怎么还有水？”
紧接着，神崎哲次郎也赶到水边。
一看情况，顿时两眼一闭，“完了”！
见白河中的沙洲中突然升起了蓝色信号，守在河对岸的中国部队也感到很惊奇。
这是什么意思？生怕我们不知道你们进了河中的沙洲吗？
顿时，守在河对岸的中国守军枪炮齐发，密集的弹雨将登上沙洲的日军全部扫倒在地。
其实，守在对面的中国守军也并不知道究竟击毙了多少鬼子，也不知道这些鬼子中还有一位大佐连队长。
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次例行的反偷渡作战罢了。
那么，白河对岸的究竟是哪支部队呢？
由于当时部队调动频繁，大家只是猜测，这支击毙了360多鬼子的中国部队，要么是周喦的第75军的一部，要么是湖北保安团。
可究竟是哪支部队，由于无人来认领这份功劳，至今是个谜。
确实，在抗战时期，在一次局部的小型战斗中，能够一次性的击毙日军360余人，其中还有一位大佐联队长，这个功劳是巨大的，带队的主官至少也会官升1级。
可令人遗憾的是，这支部队的番号至今也没有找到。
第39师团先遣队的两个中队全军覆没，并且还搭上了一个大佐连队长的消息传到11军司令部后，天野正一大为恼怒。
他立即赶到39师团部，对着39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就是一顿输出，“这就是警备师团的军事素质吗？”
如果有可能，天野正一想要输出的对象绝非专田盛寿，而应是师团长村上启作。
可没办法，他只是大佐军衔，而村上启作是中将军衔，因此他也只能把怒火宣泄到同为大佐军衔的专田盛寿身上了。
紧接着，另一件让天野正一更为恼怒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39师团要和第3师团一起偷渡汉江。
天野正一在临行前特意叮嘱，一是，一定要和第3师团一起渡河；二是，在渡河之前一定不能暴露出自己的意图。
本来按照约定，第3和39师团渡河的时间是6月1日零时。
可在5月31日晚上7点半，在第39师团方向突然传来了激烈的炮声。
天野正一懵了。
难道是对面的中国部队发现了第39师团的企图，想要先发制人来个反制措施吗？
一打听，差点没把天野正一的鼻子气歪。
原来，并非白河对岸的中国部队进行了炮火反准备，而是第39师团提前开始开炮了。
听到消息后，天野正一的头一个反应就是，第39师团内部一定有军统存在。不然，未在规定时间内开炮，这不是要把第39师团想要进攻的消息通知给对面的中国部队吗？
那事实究竟是如何呢？
在天野正一的催问下，村上启作给出了答复：
“为避免再次出现白河沙洲事件，师团决定先给对岸的中国部队以震慑。”
这让天野正一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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