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新：摄影与使命的交融之旅|刘瑞新|工业记忆|纪实|老兵|风光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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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新：摄影与使命的交融之旅

Liu Ruixin: A journey of blending photography and mission.

文/ 周全

Text by Zhou Quan

采访人：周全

被采访人：刘瑞新老师

采访时间：2024 年 9 月 25 日

周全：您多次提及摄影具有无限可能性，能否具体阐述对这种无限可能性的深刻理解？包括在技术、表达、主题等方面。

刘瑞新：无限可能性意味着没有边界、限制，有无数种结果、选择和发展方向。从摄影的发展历程来看，自 1825 年尼埃普斯用几个小时拍摄出模糊不清的《窗外景色》照片，到如今几百分之一秒就能得到一张毛发毕现有几亿像素的巨幅照片，这不到 200 年的时间里，摄影技术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和突破。从最初的简陋设备到如今的高科技数码摄影，从智能手机的普及到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在摄影中的应用，每一次进步都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和创作可能。如今，新技术不断涌现，而旧技术如胶片相机在数码相机时代仍占有一席之地，这充分体现了摄影的无限可能性。当下，摄影以高昂的姿态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秉持记录的固有特性，成为认知社会、干预社会和影响社会进步，反映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同时，摄影语言的通用性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成为无国界的沟通力量。其无限可能性源于对现实世界的独特截取和诠释、技术进步、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语言通用性以及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是人类不断探索的精神和认知、改造世界的需求，使得摄影在不断完善自身和作用于自然与社会的道路上寻求无限的可能。

周全：在您看来，摄影如何从单纯的艺术形式升华成为一种肩负使命和责任的行为？

刘瑞新：这个问题涉及两个维度。一是艺术本身固有的社会属性就承载着超越自身艺术表现的使命与责任。艺术如镜子，映照自然与社会现象，揭示人性本真。像尤金·史密斯的《智子洗浴》、多罗西亚·兰格《迁移的母亲》、刘易斯·海因的《童工》以及解海龙的《我要上学》系列等，都体现了摄影艺术的使命意义。其他艺术形式如法国画家库尔贝的作品、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也在歌颂真善美、鞭笞伪丑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一个维度是艺术家如何自觉使艺术创作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其实是艺术家本身的问题。价值观如同指南针，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行为。不同价值观的人使命与责任不同。以尤金·史密斯为例，他受人道主义价值观驱使，从记录太平洋战争开始，就以悲天悯人的情绪为不公发声。在拍摄日本水俣病时，他由新闻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决心为水俣人讨回公道。

摄影从单纯艺术形式升华为肩负使命和责任的行为，是有良知的摄影师在感知和认知世界过程中，把自己融入改造世界的行列，以摄影方式遵循和实践价值观所崇尚的精神、道德的自觉行为。这是长期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过程，甚至需要献身精神。当下，真正有使命与责任意识的摄影师，应把自己的命运与改变摄影对象的命运绑在一起，以改变其命运为使命。

我还必须表明一个观点，我从来不认为艺术是独立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的世外桃源。不受意识形态和政治操弄的艺术不存在。只要艺术品是艺术家的产儿，就脱离不开艺术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任何艺术家都会被社会现实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形成相应价值观体现在其创作的艺术品中。我崇尚苏珊·桑塔格在正义和真相面前站在真相一边的伟大公知人格，但现实中这种理想主义的公知和艺术家并不多见。所以不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的艺术家和艺术是理想化的。

周全：举办“铭记历史致敬老兵”摄影作品展的核心初衷是什么？背后是否有特别的触动或契机？

刘瑞新：这个展览本质上是具有强烈社会教化意义的宣传性影展。八一建军节临近，军休所领导与我商量在节前搞一个与建军节有关联、有教育意义的《老兵》摄影展，我欣然应允。让老兵的影像和事迹走入社会，让更多人知晓、记住、学习、敬仰他们，进而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这是我们拍摄《老兵》专题的初衷之一，也是此次影展的初衷。

影展在石家庄融创社区党建活动中心举办，30 幅老兵照片布满展场空间。开幕式上，我介绍了拍摄初衷，向社区赠送了《让我们赞美老兵》图书。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越峦、中国摄影报副总编柴选给予高度评价，河北省摄影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汪素主持开幕式。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社区群众和影友一起观看了影展，不少家长带孩子全家参展，不同阶层人员留下动人感言，14 家媒体到场报道，影展产生积极反响，超出预期。

一个规模不大的大众化小型影展能有如此强烈回应，有几点值得思考：一是展出照片要能引发公众情感共鸣。引发情感共鸣照片的共性是有明确触动观众心灵和引发思考的“刺点”，如法国罗兰·巴特提出的概念，刺点可能是细微表情、独特物件或不寻常光线色彩组合，能刺破照片表面平静，刺入内心引发强烈情感共鸣。许多观众在老兵影像前会对伤疤和军功章贴近细看，进而追问战斗经历，这些细节刺痛观者神经，打动心灵。30 幅照片每幅都力求有这样的刺点，既引导观众思考老兵精神和过往经历，也是关联图片整体性的逻辑因素。二是影展主题与社会的共情性。老兵在国人心中是共和国功臣、最可爱的人，主流价值观的影像能呼唤起绝大多数人的情感共鸣，得到积极回应。这提示我们在考量公共性影展主题时，要能触动社会情感神经，要知道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艺术。三是影展主题要与影展环境相适应。这次影展主题不是高雅艺术，而是要走进群众心里的民族英雄，让更多基本群众受教育，放在社区居民身边展出远比在美术馆等艺术殿堂更合适，许多观众盛赞社区影展形式。

周全：详细谈谈这些展出作品是依据怎样的标准和流程，从成千上万张照片中精心筛选出来的？

刘瑞新：照片进入专题的原则是符合主题要求，此次参展照片因观看对象以社区居民为主，强调单幅照片的观赏性和独特性，注重老兵神态、姿势和整体气质变化及展出效果一致性。因老兵照片已按不同主题分类，此次影展照片选定相对简单，主要是老兵肖像系列。

周全：在拍摄老兵专题的漫长 10 年历程中，您所获得的最深刻的收获以及感悟有哪些？

刘瑞新：在职时管理服务“三老”（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一位老红军离世让我决定为他们造像。一拍就是 10 年，在团队配合下拍摄了 1200 余名老兵，出版多部图书，影像和事迹产生积极反响。收获感悟有：一是填补丰富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二是树立老兵精神丰碑，淳美精神家园和社会风气；三是老兵乐观豁达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激励教育着老年群体和年青一代，希望对弘扬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促进作用。

周全：究竟是什么强大的动力促使您坚持不懈地拍摄 1200 名老兵，并且持续了 10 年之久？

刘瑞新：老兵群体怕被遗忘，他们的事迹不应被忽视，他们的话语和经历扣问灵魂。在拍摄过程中，有许多令人动容的场景。比如，当我们第一次走进拍摄现场时，早已秩序井然等在那里拍照的老兵向我们抱以热烈的掌声。他们都是在师职岗位上退下来的军队高中级军官，照相对他们并不稀罕，然而他们却如此隆重对待这次拍照。一位老兵解释道：“当我们听说你们这次拍照是为了把我们的照片和战斗故事留作历史，我们都感动的哭了。我们怕遗忘不是怕忘掉我们老兵个体，是怕忘掉我们为之奋斗的那段历史。”还有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兵，恳请能不能坐在普通椅子上为他拍照，他不希望别人看到他已失去行走能力。有位等待拍摄的老兵在一旁不停的练军礼，他说要拍一张标准的军礼照片。在医院的病床上，一位老兵顽强地坐起，又强忍病痛坚持着穿上那久违的军装，双手向后撑起虚弱的身体，一种军人的姿态跃然画面。一位不能起床的老兵，知道自己时日不多，请求我们为他拍一张与家人相伴的照片。老伴明白了他的意思，把全家福照片放在了床头，老兵满意地笑了。一位多年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老兵，柱着拐杖在屋里转来转去，他说要找一个适合军人标准像的背景，把一生的军旅生涯都融进这人生最后的一张照片。一位老兵拍照后要我们为他录一段感谢的话：“我一生也拍过一些照片，但这一次是我人生最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因为这是一张有温度的照片，它让我看到了社会对我们的尊重。”这些都是我坚持拍摄 10 年不辍的内在动力。

周全：讲述未能给制作过毛主席八角帽的老红军战士留下珍贵影像的遗憾经历，这件事在后续的拍摄中对您的理念、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怎样具体而深远的影响？

刘瑞新：这件事让我认识到作为摄影人要保持对周围事物特别是熟悉事物的敏感性，重视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思考，防止遗漏熟悉事物因时空变化而导致的属性衍变。同时要善于从平凡事件中寻找和发现时代特征，老兵群体所体现的时代特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会过时，这是拍摄老兵专题带给我的重要启示。

周全：您在拍摄过程中以抗战精神作为影像标准，请详细阐述这种标准是如何通过画面元素、构图、色调等具体体现在作品中的？

刘瑞新：把抗战精神作为影像标准映现在作品中并非易事。抗战精神是融入老兵血液的精华和内在气质，要用摄影手段展现难度颇大。在试拍阶段，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坐在轮椅上原本表情呆滞的老兵，当老伴突然大喊一声“敌人来了”，他瞬间怒目双睁，顿生杀气。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让我们敏锐地捕捉到，眼神是展现老兵内心世界的关键。于是确定以拍肖像、拍眼神为重点。为了抓住每位老兵表现内在气质的“黄金瞬间”，在拍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会有类似卡什为丘吉尔拍照时的举动，像猛不防夺下老兵手中可能让他们分心的物品，或者通过一些话语引导、情绪调动，甚至略显唐突的行为，来激发老兵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特质，从而捕捉到最能体现他们抗战精神的瞬间形象。

在整个专题中，采用了黑白影调处理。其主基调庄严、深沉、凝重，同时又不失强烈的形式美感。人物在暗色背景的衬托下轮廓分明，对比强烈。老兵们的眼神，在刻意布置的灯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使画面顿生光彩。这里黑色背景的运用别有深意，它不仅仅是画面构成的需要，更象征着中华民族被列强凌辱的那个至黑至暗的时代。而正是在如此艰难困苦、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这些老兵们不计生死投身革命、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事业，用他们的牺牲和奋斗点亮了民族解放的曙光，同时也成就了他们光彩绚丽的人生。我的一位朋友著名摄影师许宝宽评价说：“面对这些影像，我们从这些曾经出生入死、戎马倥偬的老兵深邃的眼神中读到了浓郁的人性之美；透过直觉和感性，从这些把青春和生命无悔地投入民族解放事业的前辈身上，看到了坚强、勇敢、无畏；跨越岁月的鸿沟，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沉着、坚毅、果敢。在这些老兵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聪敏智慧、朴实忠诚、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老兵影像低调、黑暗背景的运用，强调了深层的隐喻，赋予更多的思想内涵，从形式语言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契合，堪称利用影调要素表达思想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

周全：全面介绍一下先后出版和印制的反映老兵英雄事迹和感人故事的正式出版物和画册，包括其内容特点、出版过程中的困难与突破。

刘瑞新：编辑出版反映老兵战斗故事的出版物和画册是重要成果。先后出版了《光荣》《让我们赞美老兵》《执手一甲子》《生命的长征》四本图书，印制了《中流砥柱夕阳红》《战歌》《三千里江山云和月》和近千名老兵个人画册。老兵影像文本化有助于避免误解误读、寻找照片刺点、解读隐喻象征意义和体现历史价值。

周全：您认为这些作品在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方面发挥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瑞新：今年八一前老兵影像走进社区影展，许多媒体关注此问题。老兵影像传播后在社会产生积极反响，如在不同活动中获奖、被报道、在国际摄影节成为认识中国红色历史的标的物等。虽如尤金·史密斯所说照片声音微弱，但已有社会回应令人欣慰，期待传得更远。

周全：您如何全面而深入地看待自己军旅生涯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摄影爱好在其中所实现的独特价值？

刘瑞新：回顾阅历轨迹曲线上升无遗憾。1971 年初接触摄影，虽专职时间仅三年，但摄影始终与我共情共生。摄影非爱好而是生活状态和生命姿态，实现艺术追求并成就军人职业。在我人生轨迹中，军人职业与摄影相互作用，如摄影有助于军事任务实施、保持冷静思维、影响审美素养及记录功能作用于多种军事活动。

周全：对于未来在摄影艺术领域的长远发展，您有着怎样清晰而具体的新规划和目标？

刘瑞新：在摄影生涯中，我最遗憾的是未能按规划实现最终目标。我曾有多个摄影专题规划，如风光摄影、农村生活纪实、《藏民印象》《老兵》《黑斯廷大街上的幽灵》《工业记忆》及一些临时触发的专题等，但都未能按规划如期进行或完成。其实“规划”即“想法”，想法源于理念和灵感且不断变动、开放。成功的摄影人要不断探索世界新认知，在新理念驱动下寻找灵感、激发想法、实现目标。今后的规划首先是完善和完成已展开的专题，有些可能伴随后半生；其次是在灵感驱动下探索未知；考虑年龄因素，也做一些室内工作如“暗室”与“明室”、影像疏理、文字整理等，这也是摄影创作的重要部分。

周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摄影产生浓厚兴趣的？

刘瑞新：与摄影的缘分可说是一见钟情，13 岁上初中时第一次见到相机便觉新奇，心中埋下摄影种子。1969 年 11 月参军，1971 年初组织安排我从事摄影工作，真正认识和接触摄影。那时部队给我配备海鸥 4A 相机和闪光灯，并送我到张家口日报培训 10 个月，为我的摄影艺术道路打下坚实基础。刚接触摄影时主要专注相机使用和暗房技术等，后来发现摄影不仅是瞬间艺术，更是表达和观察方式，能改变观察世界的态度和方法，见证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触动心灵引发共鸣。我在部队从事摄影报道员工作仅三年，之后虽转其他岗位，但摄影从未离开我的生活。

周全：作为一名军人，工作繁忙，您是如何平衡工作与摄影爱好的？

刘瑞新：摄影于我已不仅是爱好，而是融入生活成为生命姿态。工作与摄影密切关联，我的工作和生活轨迹与摄影关系很大，摄影让我以独特角度观察和思考工作，这是摄影的回报；军人品质也影响摄影作品力度和深度，这是军人职业对摄影的馈赠。多年来，我将摄影的快乐带入工作，以摄影思考应对工作挫折。若说平衡工作与摄影，或许这就是秘诀。

周全：您的摄影作品涵盖了军事、社会、艺术、纪实等多个主题，在不同主题的创作中，您有怎样不同的思考和感悟？

刘瑞新：从1971年在张家口日报任实习摄影记者开始接触摄影至今，涉足军事、社会、自然、工业等多个领域，痴迷风景、人像、人文等不同题材，探索艺术、记录（纪实）两种重要表达形式。早期积累了不同领域不同题材的碎片式照片，近年来也按专题模样拍摄了一些题材。所有这些照片按时序排列有近20个专题，比如：《那个年代》、《太行记忆》、《工业记忆》、《老兵》、《藏民印象》、《世博印象》、《黑斯廷大街上的幽灵》、《绵河水磨》等。

这些专题（包括碎片式的同类照片）进入视野主要源于不同时期、不同理念、多向维度的思考：

一是早期在主流价值观影响下以摄影工具论为牵引的摆拍式新闻军事摄影。20世纪70年代，社会在极左意识形态笼罩下，阶级斗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是时代特征。这种意识形态影响摄影，使其成为宣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工具，高大上的英雄模范人物成为主流影像标志，概念化、模式化的摆拍失去艺术个性。当时我作为部队专职新闻摄影报道员，职责是用照片宣传部队军事生活。翻开《那个年代》的照片，能看到明显摆拍痕迹、呆板构图形式、单一图像描述和缺少内涵的思想表达，构成这个年代影像的时代特征。

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转变影响下的碎片式人文记录摄影。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意识形态转变为摄影带来机遇与挑战。表现为人们思想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保守走向创新，摄影由单一宣传高大上转向关注普通人生活，反映社会多元面貌；西方摄影观念和技术流入中国，挑战传统单一摄影理念，一些摄影师运用象征、隐喻等手法表达内心情感与思考，摄影成为社会批判和反思的工具，功能发生转变。我拍摄于这个时期的《太行记忆》是不系统、碎片式且缺少严谨逻辑关系的，但具有摄影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工具走向艺术、从记录走向表达的时代特征。

三是以《藏民印象》专题为代表的环境人像摄影是我尝试艺术摄影的开端。最初一本由安塞尔·亚当斯学生鲍勃拍摄的世界名人肖像摄影画册激起我人像摄影兴趣，尤素福·卡什、理查德·阿维顿、安妮·莱博维茨等大师的人物肖像摄影风格深深影响了我。拍摄《藏民印象》时考虑更多的是通过窥探人像内心世界，触感到西域高原民族的本真人性；《老兵》专题则意在透过眼神触摸背后故事的刺点，引发对红色历史、基因和传承的深度思考。

四是《工业记忆》既是对社会文明的思考，也是对家乡的眷恋。我出生在有新中国工业摇篮之称的唐山市，百年煤矿、灰窑、铁路、机车的轰鸣与繁忙是我对家乡的永久记忆和对中国工业进步的基本认知。当大工业掠夺性生产影响人类生存环境而需反思改造工业结构时，走进以唐山为首的中国钢铁工业之城的陈旧厂区，仿佛穿越时光隧道，破败景观让人惋惜和阵痛。我强烈意识到这些景观将很快被新一轮工业文明推进历史而荡然无存，此时为历史存证、为一代人证言、为工业文明续史、留下时代精神财富的摄影记录功能赋予摄影人的自觉责任意识油然而生。目前我所拍摄的中国第一座煤矿、第一座水泥厂、第一座铁路大桥、第一只青霉素生产厂、第一个机车生产厂等具有标志性的工业设施设备，多已成为孤本影像而被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