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起源最早、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运河，中国大运河穿越2500多年的时光，依旧青春勃发。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深邃内涵，认识到它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中国大运河是我们了解历史的窗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依托，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资源。
大运河是熔铸中华文明的深沉力量
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大约一半的时间是与运河的开凿和利用相伴随的。大运河的开凿非一时一地之功，而是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拓展和维护。大运河滥觞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后来又有秦朝灵渠、两晋浙东运河、隋唐大运河和元明清时期的京杭大运河等，最终形成绵延近3200公里的庞大水系。特别自隋唐之后，大运河对中华文明的构建与赓续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运河本为粮食运输而开凿，但其功能却远不止于此。伴随着南粮北运，衍生出北煤南运、盐运、布匹运输、木材运输等物资的交流，还有人员往来，以及防洪灌溉功能的发挥等，运河沿线工商业因此发达，特别在明代中后期之后，运河沿岸商业繁荣，促生出运河城市群的兴起，如北京、天津、沧州、济宁、徐州、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更为重要的是，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打破了原本东西流向的黄河、淮河、长江等河流的阻隔，拉近了原本距离遥远、交流稀少的各个地区，使大江南北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从此，中华大地上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各种文化紧密地联系起来，融合起来，再不可分割。
这种融合不仅是地理上的沟通，更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精神信仰的融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色。如南方稻米的北运改变了京师等地居民的饮食结构，往来的茶商为北方带来了茶文化，本是宫廷艺术的京剧经运河扩散传播到民间，南方的吊脚楼出现在济宁的运河河畔……
漫长历史中的运河文化因之形成一种带有突出的统一性、和平性、包容性、连续性的文化。中国传统以儒家经学为根基的主流文化本来就有这些特性，这些特性因大运河的南北融通而更为深入人心，熔铸为中华文明稳定而持久的特色。
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
中国大运河这种在广大地域和复杂地形中实施的工程，以及对这一工程的长期维护，不但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的吃苦耐劳，更彰显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生存智慧，体现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大运河绵延近3200公里（其中京杭大运河长1794公里），穿越黄河、淮河、长江等大型河道。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京杭大运河是可以全线通航的。大运河穿越的河流水量、水况不一，水位高低差距较大，就需要一系列的水利工程来保障运河航运的畅通。如在元明时期，会通河段的南旺一带海拔最高，调水保障通航很不容易，时常使漕运受阻。明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任用曾做运河民夫领班的白英参与治理，白英提出在南旺修筑堤坝遏汶水、开挖小运河引汶水至大运河，在汶水和运河的交汇处设立分水口，建立多座船闸平衡水况，建立多个水柜调蓄运河水量等措施。这一来自民间的天才构想完美解决了大运河的通航问题。
大运河涉及广大地区、众多人口，维护运河通畅和保障运输都是艰巨的任务，因此自隋唐之后，历代政府为运河都设置有特定的机构和官职，相关政策也日益完善。如隋唐时期即设有管理水运事务的都水监，唐代设有管理河道通航和漕粮转运的转运使。明景泰二年设漕运总督，与运粮总兵官共领漕政；明成化七年又设总理河道一职，专门主持黄河、运河河道修守；清代设河道总督，下分道、厅、汛三级，对运河分段管理。明清时期朝廷还设有巡漕御史一职，对漕运施行监察职责。这些创造性的管理举措保证了大运河的有效运行。
大运河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杰出典范
历史上，大运河不但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各地区的财货流通和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与外国的沟通与交流，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地带。
自隋唐时起，由于大运河的连通作用，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连通，实现了中国与世界更广泛的交流。西亚的水果、音乐乃至宗教等传播到内地和东南沿海，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也远销西亚、北非、欧洲等地。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沿大运河游览，其《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下运河沿岸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繁华，引发无数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明代时利玛窦沿运河北上，带来西方科学与中华本土文化的碰撞；苏禄国王率庞大使团在明永乐年间沿运河到北京访问，却在返程的途中病逝于德州以北的安陵驿，他的两个儿子留在了中国，后世子孙融入了中华民族，至今德州还有苏禄王墓……
静静流淌的大运河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生动载体，展示着中华文明虚怀若谷的胸襟和永远蓬勃的气运。中国大运河曾为世人铺展开一幅壮丽的文明交流互鉴的画卷，今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仍然承担着不断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大运河能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
大运河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中国大运河以其辉煌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可以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可靠保障。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宏富的大运河文化遗产是弘扬历史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深沉依托。中国大运河沿线拥有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有河道类遗产，有码头、桥堤等工程设施类遗产，有驿站、仓窖、衙署等漕运类遗产，有园林、渔业等景观类遗产，有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群等聚落类遗产，有会馆、票号等商业类遗产……这些遗产为我们展示了多彩的、立体的各时代的图景，让我们感受到曾经的辉煌，让我们学习到前人的智慧，建立起我们的自豪和自信。
大运河是文化遗产，是仍然活着、充满生机的遗产。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现在每年仍有两万余艘船舶在河上航行，承担着货物转运的重任；大运河江苏段的两岸有18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形成壮观的运河经济带。在其他地段，大运河也深度融入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依托于运河文化遗产的文旅产业已成为朝阳产业，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年6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交通运输部关于新时代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的意见》，内地的多条运河（如湘桂运河、平路运河）已进入规划或施工阶段。而新运河的兴建，正可由中国2500多年的运河开凿、利用、管理史中汲取宝贵经验。
中国大运河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榜样。大运河自古就是漕运、商业、文旅完美融合的典范，运河的开凿不但没有破坏环境，反而还因之形成新的生态长廊、诗意长廊。说不尽的美景与繁华，使大运河滋生出无数美妙的篇章。唐代皮日休怀想运河昔日的荣光，在《汴河怀古》中咏唱“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张继的《枫桥夜泊》，以寥寥数笔涂画运河上秋夜的幽美，诗中那夤夜悠远的钟声至今仍让人怅惘……今天，千里运河的堤岸多已绿化成人民群众休闲、游览的长廊，更别说还有珍珠般点缀在运河边的一座座文化公园，它们共同谱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清丽诗篇。
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建设
因为大运河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有人甚至说一部运河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对于祖先留给我们的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自应小心呵护、认真保护和传承。当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深入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加强大运河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建设。
健全的体制机制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保障。中国大运河纵贯8个省份，应努力打破区域界限，加强协调，统一保护、利用的思想，建立良好的有持久性的管理体制和整体保护利用的传承机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加强对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注意要对这两类遗产联系起来综合保护和利用。应推动建立大运河文化遗产教育、宣传机制，探索将大运河文化遗产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还应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建立监督机制，切实防止大运河遗产的过度商业化。应探索建立具有一定学科属性的运河学，加大对运河历史、运河价值、运河当代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加强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等问题的研究。
中国大运河是一条文明之河、智慧之河，流淌着酝酿千年且日益浓郁的乡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光荣的使命。
出品 | 民生周刊新媒体部
原文刊载于2024年第18期《民生周刊》杂志
原标题：《保护传承利用好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
作者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 马奔腾
编辑 | 姜玉函
责编 |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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