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年轻的研究者迫切地想记录下那代农村人与土地的故事。
正是这次“土地承包”口述史调查，让祖孙俩重新认识了彼此。
赵雅婕没想到的是，一贯以严肃大家长形象示人的姥爷，竟然有这么情绪化的一面。回忆过去，老人有时放声大笑，有时双手捂着眼睛不管不顾地呜咽，让一旁的外孙女手足无措。老人好奇面前的年轻人为何会对几十年前的事感兴趣。赵雅婕告诉他，自己的心愿是把“习惯沉默”的姥爷写进论文里，让更多人记住历史，不要忘记他们这代人的付出。
今年2月，赵雅婕参与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开展的“土地承包”口述史调查。近200名大学生在寒假期间回到农村老家，聆听同村爷爷奶奶、舅舅大伯们讲述亲历的农村改革开放史。500余万字印刷成铅字，23本调查报告结集成册，摞起来半米高。174位普通农民讲述的土地承包故事，共同勾勒出一幅丰富立体的历史画面。
在这群年轻人眼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再仅仅是一项印在课本上，熟悉却又遥远的国家政策，它是爷爷奶奶辈甚至父亲母亲辈人生道路上的重要分岔口，塑造着无数家族的命运，也是划分时代记忆与社会变迁的分水岭。
以土为生
“我都不太敢看奶奶的手，也不敢摸，那上面全部都是一道道的裂痕。”孙欣抬起自己的手，眼泛泪光。孙欣的奶奶生活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化马湾乡沙沟村，自打她记事起，打雷下雨，她的奶奶都要蹬着破旧的三轮车赶到地里，收麦子、玉米。一干就是一天，顾不上吃饭。“姥姥也是一样，不管家里人怎么劝，只要到收获季，88岁的姥姥早上不到5点就去地里。姥姥的腰已经动过三次手术了，脊椎越来越弯，整个身板近乎弯成了90度。”
孙欣记得，过去放假时常常跟奶奶一起刨地，看着奶奶瘦小的背影，她总会想：“为什么奶奶干那么快，土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操劳一辈子的奶奶回答不上这个问题。孙欣看到的是，这些以土为生的农村老人，只管将汗水洒在田间地头，朴素地相信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辛勤的汗水。
孙欣想替爷爷奶奶去理解他们没空思考的问题。其中一个时间节点是40多年前。
“在包产到户之前，你种出来的粮食不知道有多少归你。”父亲给孙欣讲了个地瓜的故事，让她对“集体生产、统一分配”的概念一下子清晰起来。
那时父亲还小，在地里挖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地瓜，足足有七八斤重，得两只手抱着才能拿稳。他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地瓜，所以特别宝贝，抱着那个地瓜在地里玩了半天。到了傍晚，奶奶告诉他这个地瓜需要上交。听了这话，父亲连忙把大地瓜揣在怀里，就是不肯撒手。
奶奶好不容易掰开他的手，哄着说“一会儿就会分回来”，就拿去交给了生产队。最终这个地瓜被分到邻居家去了。奶奶没办法，又去邻居家借来那个地瓜，让父亲玩了几天之后又还了回去。这段童年往事牢牢印在父亲记忆里。
“包产到户后，才可以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归自个儿。”孙欣了解到，1980年，也就是老家的村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许多地块亩产比之前提升了两倍多。特别是地瓜迎来大丰收，村里一名叫孙积贵的老人当年所种地瓜从地面堆到了房顶，放满了两屋子，前来统计的会计进了门，都难挤进去。
1984年10月1日，在国庆35周年时，载着“联产承包好”的彩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资料图
这当然不只是一个村子的转变。1984年，全国几乎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就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如今已66岁的孙积贵告诉孙欣，这是“各凭本事，多劳多得”的力量。“以前不会种、偷懒的人也变勤快了。为了过上好日子，大家都铆着劲干。”他突然用力地拍了下桌子叫好，笃定的语气和洪亮的声音让孙欣一激灵。他说，自打那以后，生活是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
孙欣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种地都是孙积贵这代及祖上多辈人谋生的主要渠道，土地也见证着他们的青春和骄傲。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晚辈多次劝说希望他们不要太累，很多老人还是执着地种着地，若非身体不行了绝不放弃。若问缘由，他们也大多说不出个所以然，或者只是告诉你“习惯了”。不过孙欣明白，这背后除了多年累积的对土地的感情之外，更饱含着不想拖累小辈的理性抉择。
过去，她的爷爷奶奶就是用土地里长出的一袋袋地瓜、花生换来了父亲母亲这代人走出乡村，在城里安家的底气。如今，土地依旧给这些农村老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所以只要还能动，他们就一定要去地里干活。“好赖换些吃喝。”一位老人深沉地对她说。
历史不是“想当然”
“只有通过当事人的讲述，历史才完整。每个具体的农民个体在历史变革中如何？历史变革在微观场域中如何发生发展？他们因改革带来的命运变化，他们在改革中如何行动？”这些问题，宏大叙事和宏观数据难以反映。项目指导教师、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院副教授任路介绍，“为大国小农写史”正是此次“土地承包”口述史调查的目的。
他们将着眼点放在土地和农民的关系上。在华中师范大学这些年轻的研究者眼里，这些古稀农村老人都是重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是最合适的访谈对象。
79岁的陈大清告诉参与项目调查的学生吴竹，他是从报纸上看到小岗村的故事后开始琢磨改革的。1978年底，千里之外的小岗村，饿得面黄肌瘦的18户农民坐在煤油灯下按下红手印，宁愿坐牢也要“大包干”。
陈大清在报道中了解到，过去小岗村的村民常常唱着凤阳花鼓去外地乞讨。实行大包干后的第一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吃饱饭”也是陈大清梦寐以求的事。他当时是杨桥大队六生产队（现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四门楼村）队长，是大队里第一个带头支持“土地承包”试点的人。彼时队内，干多干少一个样，还有人出勤不出力，偷懒睡觉还能照样拿工分。陈大清知道，很多村民跟他心里想的一样。所以当他提出要学小岗村时，村民们都很支持，“只有开会说怎么搞的，没有说需要开会讨论搞不搞的”。
不过，由于“当时政策还比较模棱两可”，陈大清依旧觉得压力很大。老人记得，当时公社和大队都有人说要批斗他。“我说，斗就斗吧，我是跟着新闻报道学的，也许我是对的，也许我是错的，我也不说你们错了，出了事就找我负责。”1980年初，他坚持把田地给“分”了。后来乡里的人都说陈大清这个人“能办事，胆子大”。
此时距离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第一个“一号文件”的颁布，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几百天里，支持和反对农村改革的力量此消彼长。就在陈大清他们把土地包给农户后不久，《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了猛烈抨击。一些省机关报上，也刊发了带有批判色彩的文章。
这些不同的声音也陆续传到了陈大清所在的村庄。“有的村民担心政策会频繁变动，地会不会又要收回去，不过顾虑归顾虑，大家都还是很积极的，有一天就种一天，种了就是自己的，谁不乐意呢？”
几乎在同一时间，改革的浪潮也在陈文嘉外公所在的湖北十堰市文峰乡塘湾村涌动。唐天祥当时担任生产小队会计，他向陈文嘉回忆道，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公平，丈量和评估土地等级时，村民跟着生产队干部一起，米尺和竹竿周围总是乌泱泱一群人。光是评土地等级前前后后就花了十几天，最后按1个等级相差100斤粮食亩产的标准，一共分了7个等级。
作为老会计，唐天祥对“分田”相关数据记得格外清楚。老人掰着手指头解释每家承包的土地面积和农具分配：“用生产队1978-1980这三年的粮食产量的平均数3万斤，除以全队的人口数，得到人均粮食量150斤。比如一家有3口人，一年就需要产450斤粮食，就让这家承包亩产总量为450斤的一块好地或者多块低等级的地，以此为标准进行土地分配。对原有集体生产工具，每个工具评估一个价格，卖给村民。评耕牛价格时，先把全队所有耕牛值多少钱算出来，人均多少牛钱，如果一家能负担得起一头牛的钱，就可以买一头。不够一头的，可以三五家一起买一头，轮流放牛、使用……”
拂去历史尘埃，将目光再次聚焦到46年前那场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师生们发现一项伟大的改革落到每个农民身上是如此具体细微，他们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改革背后伴随着怎样的阻力和曲折。
1982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终于有了“正式户口”。1981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正式承认了“双包”责任制的合法性。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在小岗村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徘徊、调整和完善，最终作为农村一项基本经营制度稳定下来。
历史不是“想当然”。访谈中，老人纠正了年轻学生不少“想当然”的想法。比如吴竹原以为土地承包初期，尤其是分劳具、分土地时会爆发大量矛盾和冲突，但陈大清却告诉他，大家吃苦吃太久了，好不容易能分到自己的地了，都没有那么斤斤计较，“好坏搭配，排队选择，讨论之后，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土地承包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历史需铭记的不只是第一，还有无数的第二、第三，乃至第一百。”这是吴竹完成调研报告后写下来的一段感想。
更多的选择
这次调研，陈文嘉赶上了老家湖北省竹山县塘湾村里最热闹的阵仗。鞭炮震天响，红地毯铺满村民广场，几乎整个村的人都来了。虽然请的是婚庆公司，但并不是婚礼现场，而是“唐氏宗谱颁谱仪式”。这是村民自发组织的，由陈文嘉母亲家族里有头有脸的人物牵头，所有族人志愿参与。
听着台上老一辈族人们的故事，陈文嘉觉得恍惚。40多年前，大家还都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而现在，做手艺、经商、从政、治学，在各个领域都有出色的人。
唐天祥和陈文嘉外公也坐在台下感慨，他们不知道的是，命运的齿轮早在46年前便悄然转动。
经过大学里的专业学习，陈文嘉试着用政治学眼光回看家乡，她觉得族人命运的变迁，虽是个体的选择，但背后其实是随时代而动的。以妈妈的老家这个基层小村落为窗口，她看到了对普通人影响深刻的国家印记。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我国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动。塘湾村村民的选择逐渐出现分化，有些村民决定继续种地，有的开垦林地种上更多茶叶，而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依靠非农收入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农民外出务工、做手艺办买卖，成了村里最早发家致富的一批人。
“出去的有的是有做事头脑的，但也有的是逼得没办法。”唐天祥回忆，包产到户后的早几年确实粮食产量得到大幅提升，村民们干劲十足，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情况又发生很大变化。土地还在持续回馈给农民丰厚的果实，可农民的喜悦很快被“卖粮难”和沉重的负担冲淡了。
“那时候种地要交税，村里要集资盖学校、修路搞基建，每家每户都得出钱出力。有些实在不堪重负的，一家子都出去打工，想办法把户口转走，田地也不要了。”
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农业税（国家税收）；“三提五统”（村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费包括农村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和交通等五项民办公助事业费）；村民小组小型生产费用（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简称“两工”）。
学生陈忠威的父母也是在这一时期离开老家广西藤县民乐村，去广东省一个城中村种蔬果。由于离消费市场更近，经济收益比在老家要高一些，这一时期，广西不少村民为养家糊口选择前往珠三角务工、经商、种地。
为了照顾早年因工致残的儿子，魏祖钊是为数不多一直留在民乐村里的人。直到2006年农业税正式废除后，日子才逐渐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村民生活有了明显提升。“国家给了农民更多补贴，除了土地补贴、种植补贴、公益林补贴等，还能随年龄增长领上越来越多的养老金，这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陈忠威在中学前几乎没回过家乡。对于这个“遥远”的老家，他常觉得陌生和说不上来的“尴尬”。为了完成硕士毕业论文，陈忠威年初就在民乐村蹲点观察。他觉得通过口述史，听祖上沾亲带故的老人讲他们过去的生活，了解村庄是怎么一步步发展的，或许能弥补曾欠缺的记忆和情感，让自己的心离家乡更近一些。
“虽然土地不会说话，但以土为生的人会替它开口。”
重新认识农民
学生们在聆听长辈人生故事时，也在重新认识中国农民。
“不少人印象里老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似乎‘落后、过时’，但我从奶奶身上却看到了一个‘进步且文明’的形象。”在与奶奶的对谈中，学生宋子恒常惊讶于她的用词，对于不知道名字的女性，无论老少统称为“妇女”，对于“平等”“公平”之类的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而其中最高频的一个词就是“自由”。一个连初等教育都没有完成的农村老人，对“自由”的理解是：在尊重集体的情况下，可以随意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想，也许这是一个缩影，在更年累月的土地劳作中，新时代的精神早已在他们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与他们交谈，你就能感觉到，很多时候农民非但不是落后者反而是先进的创造者，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品行。改革开放以来，也正是大量的农民工让中国得以成为‘世界工厂’，铸造了‘中国奇迹’。”
这些独特的品行里，农民的勤劳让参与调查的年轻人感悟良多。唐天祥回忆起自己20多岁时，在包产到户前，一个月集体干农活一般28天，会放两天假，这两天是让他们在家休息，队里不限制做什么，但农民都闲不下来，忙着去做活挣钱。等到允许开荒后，他就每天一大早上山，在山里刨个坑，搭一点塑料或草，做成简易棚，饿了就在棚子里煮点芋头番薯，有时候一连干上好几天都不下山。
也是借着这次调查，陈文嘉发现了大舅隐藏已久的“秘密”。外婆生了七个孩子，大舅是老大，妈妈是最小的女儿。
这次调查，陈文嘉才知道，在那个粮食不够吃的年代，大舅早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初中毕业后进了电站，把每月挣得的30斤粮食全部留给弟弟妹妹们吃，自己想办法解决温饱。这么多年，大舅从没跟他们讲过，连陈文嘉的妈妈也不知道。
陈文嘉明白，正是因为有大舅这样的长辈的付出，妈妈作为老幺才能成为当时家族中唯一一个走出农村的孩子。
回忆过去的日子，唐天祥也念叨着一些说不上来的甜。“那时候大家白天做活，晚上唱啊跳啊，热闹得很。”访谈中，很多老人都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赵雅婕的姥爷留恋村里的人情味和村民之间互帮互助的风气，谁家有红白事，村民都是能帮的就搭把手，不太计较回报。孙欣的姥爷会在下班后，因回家路上村民的一声吆喝，就帮着一起扬麦到晚上。顾不上吃饭，也不在意一身的土。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举手之劳。
“他们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苦难，而是做个‘绣花补丁’，坚毅而辛勤地活着。”陈文嘉在调研小记里写道。“绣花补丁”这个形容源自她高中时就爱上的一篇文章《绣朵花儿当补丁》，文中的母亲是跟大舅同时代的人。面对生活的苦，他们选择用缝补的精神去裁剪人生，将那些一地鸡毛的琐碎和冗杂都果断地剪下丢弃，用一块新的心气儿给破洞处打个补丁，绣上花。
乡村根植于土地，以土为生的人们，用特有的品行和力量，借由土地发出连绵厚重的回响。
“在一个个具体的农民个体讲述中，年轻的学生们也会明白，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农民都扮演着积极行动者的角色。他们响应国家政策，凭着勤劳的双手，从土地出发，过上好日子的同时，也建设着现代化的美丽乡村。”项目组指导教师任路觉得，这也是另一种收获。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欧阳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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