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住啊维新同志，我们军区这次不能服从安排了。”
1972年冬，田维新垂头丧气走进中南海西花厅。
中央决心要恢复175位将军的身份，让他们复出去工作，田、魏二人作为负责人，这几天一直在忙碌。可不知为什么，好几个电话打出去，各大军区却不愿意让老将们来自己这里任职。
出师未捷，首战失利，他们二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找到周总理面前…
老将复出
1972年1月6日，开国元帅陈毅因病离世，当时时局微妙，毛主席又卧病在床，治丧委员会就把追悼会的地点定在八宝山，只邀请了陈毅的亲朋低调举行。
临开始前20分钟，正在核对流程的周总理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那头是秘书焦急的声音：“周总理，毛主席去八宝山了，你们准备一下。”
自打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几乎没有出席过任何人的葬礼，他那会儿脚肿到走不了路，穿着拖鞋裹着棉衣就来了。
先是慰问了陈毅的家属，见到不少依旧精神矍铄的老战友老同志，主席不免心生感慨，他和周总理说话的时候就有了一点想请老将复出的想法，回去没多久，就要付诸实践。
周总理非常支持这一决策，毕竟老将们实实在在为革命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过，当年下放也有些无奈，现在也该接回来好好安顿了。
要把老将们一一找回来，还要安排合适的工作，甚至顺带还要解决好将军们的衣食住行、家属工作和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看着都是琐碎小事，但办起来却最费精神。
而且既然打定主意要老将们复出，这些事情就不能马虎，家长里短的事情最容易扎在人心里，必须得找一个八面玲珑，细致入微的人才行。
周总理放眼看过中央这些同志们，最后选中了田维新。
那么魏伯亭是怎么参与进来的呢？
那天田维新刚到单位，正打算主持一个会议，秘书急匆匆进来说总理打电话找他，让他赶快去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田维新一愣，还以为出了大事，叫上司机就夺门而出，到了地方却见总理笑眯眯坐在沙发上等他。
“维新同志，组织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
总理递过来一份名单，田维新粗略看了看，发现上面全是熟悉的老战友，他有些激动地抬头问道：“这是老将复出的名单吗？”
“是，”总理点了点头：“我和主席商量了一下，觉得由你负责这件事比较妥当，当然了，事情有些繁重，你可以叫个帮手来。”
那会儿田维新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人名就是魏伯亭，总理也觉得这人稳重可靠，于是乎田、维二人就肩并肩，扛下这副重担。
起初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为难之处，周总理开会指示，要“从上到下，从易到难”。
“上面的解决了，下面的也就有了参照，容易的解决了，困难的也就变得容易起来。”
他还指出：“省委常委以上干部复出归中组部；副部级以上干部复出归总理办公室；正军级以上干部则归总政治部。”
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田维新等人的压力。
可是刚开始，他们就遇到了两件难事。
第一件是去哪里找这些老同志呢？
老将们大多都是在特殊时期分批下放的，有的去了农场，有的去了工厂，这都是好的，好歹有迹可循，有一些甚至到了偏远山村，音讯隔绝，别说打电话，敲电报了，很多连亲属都联系不上。
人都找不到，何谈复出工作？
田维新和魏伯亭分头行动，找资料室调阅了当年下放的文件，按照地址派人到基层去，由点到面地寻找。
可毕竟几年过去，找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一些跟随工作调动早就不在原地，一时间犹如大海捞针，没有头绪。
一日他们二人到西花厅去汇报工作，正好说起找人的进展，周总理听了之后点拨道：“我记得之前不少同志下放后还给主席写过信呢！中南海留了一批，李德生同志那里应该还有一部分，你们去找找。”
出了总理住处，田维新马上找到李德生，他果然把信好好存着，还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得井井有条。
“这下好了，按照寄信地址找！”
魏伯亭联系地方，希望各级政府帮忙，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终于找到了所有人。
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
据田维新后来回忆，当时他去北京火车站接人，发现老同志们头发花白，身体瘦弱，精神也不如以前充沛。
很多人都向他反应，自己的身体实在不济，不能再出来工作了。
更有甚者，一些年纪大，本来就疾病缠身的老同志已经去世，后事上还有需要细节需要中央处理。
“175个人，照这么算，恐怕不剩几个人了。”
从车站回来，田维新找到周总理，向他描述现在的困境。
周总理也见到了老同志们，心里感慨万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切以身体为先，有旧疾的先治病，我们安排医院，联系他们的家属子女。”
发现田维新正举着名单眼巴巴看着自己，他又说道：“实在不行，就办离休吧，都是为党和人民奉献一生的老革命家了，要给人家一个安定的晚年。”
“那这些生病的呢？”田维新问道。
“复出的事情可以延迟，先休养，再根据个人意愿和健康状况综合考虑吧。”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老将复出的安置流程基本确定下来。
如何安顿
北京的冬天格外干冷，打了一上午电话的田维新口干舌燥，他猛灌一口水润润嗓子，靠在沙发上按了按眉心。
“我今天上午打了五个电话，没有一个给准信儿的。”
魏伯亭也坐在他对面叹气：“我何尝不是？”
“陈再道老将军要来京了，周总理想见一见他，我们得快一点，不然人到北京了事情还没办妥当。”
田维新赞同地点了点头，想了想，又有些无奈地摆了摆手。
陈再道是上将，十几岁就开始干革命了，一路南征北战，做的都是先锋，拿命在战场上搏出来了赫赫战功。
他的老领导徐向前不止一次赞叹过英勇无双，后来发现这人打起仗来真不要命，每次部署的时候都得嘱咐一句，别让陈再道冲锋。
论资历论战功，这个上将当之无愧，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就是武汉军区的司令，现在要复出，于情于理，都得是个大军区司令。
“大军区统共就那么几个，当年老将们被下放后，已经有新人补上了，都干得好好的，总不能让他们退回去。”田维新有些头疼，掰着手指头数了一遍，正职根本没有空缺。
魏伯亭也没了主意，毕竟军队里要求指挥的统一性，总不好一支队伍几个司令，那就乱套了。
可若是让老将们干副职，也有不少麻烦。
想起今天打电话问河南军区意见的时候，对面久久没有回声，直到田维新以为他没听清打算再说一遍的时候，那边突然说道：“维新同志，陈将军可是我的老首长啊！”
是啊，曾经的老首长，锻炼自己成长，栽培自己成才的人，现在却得来做自己的副手，让他这个司令情何以堪？就算两个人都公私分明，心里总归还是不好受的。
“细算下来，各大军区不少人都是陈将军的老部下，就剩下福州的韩先楚将军资格老一些了。”魏伯亭比着名单盘算道：“要不然，我们问问韩司令。”
韩先楚比陈再道小上四岁，和他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田维新打电话过去刚说了个大概，对面就答应了下来。
“再道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了，只要他没意见，我自然热烈欢迎，到时候我们两个老家伙兄弟齐心 其利断金！”
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田、魏二人激动得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一早两人把消息告诉了陈将军，老将军深明大义，愿意服从组织安排。
在北京稍作休养之后，陈再道在家人和警卫的陪同下到福州去赴任，韩先楚带着福州军区的指战员们亲自到车站迎接，两位老首长一见面就紧紧握手，相谈甚欢。
陈再道为人处世很有分寸，他虽是副司令，考虑到韩先楚的为难之处，从不随便发表意见，下达命令，只不过凭借自己多年的警觉偶尔发现军队建设中的疏忽，随时加以指正，韩先楚也欣然采纳。
福州军区这边其乐融融，给予了田、魏二人极大的鼓舞，他们后来还陆续安排了苏振华、钟汉华等人。
本以为终于摸着门道，可以完成任务了，突然一个从济南打来的电话，又让两人不约而同地头疼起来。
接听的秘书说，对面自称是济南军区的司令。
魏伯亭和对方寒暄几句，济南司令才下定决心说道：“听说中央要把我们王司令调回来做副职，我这心里实在是……”
魏伯亭正翻到田维新拟好的任命，王建安调济南军区副司令。
他心里咯噔一下，就知道济南司令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王建安也是一名上将，而且他这个人刚正不阿，最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连毛主席都拿他没办法。
下放之前他就在济南军区做司令，这次田维新又把人安排回去，如今济南的司令正是当年的副职，从王建安走后提上来的。
和陈再道相似的问题，不同的是济南这边更棘手，毕竟军区上下都是王建安此前的同袍，突然正副对调，不仅他俩尴尬，恐怕全军区也都不自在。
复出的事情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老将都安排好了，这也意味着没有几个空缺可选，魏伯亭和田维新犹豫再三，又想起了老好人韩先楚。
毕竟一个都收了，多几个也无妨。
“老韩呀，”田维新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问起来：“要不让王建安同志也去你那里呗。”
韩先楚当即就表示拒绝：“我着福州军区已经两个上将了，你和老魏要干嘛？给我们整一个桃园三结义吗？更何况，王将军也是我的老首长，你也替我想想。”
这点渊源田维新自然知道，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逮住韩先楚一个软磨硬泡：“老首长给福州做军事顾问也行啊，到时候你们福州多神气，三个上将聚首。”
任他怎么说，韩先楚这次是铁了心不肯答应，后来田维新没办法，直接把周总理抬了出来。
“总理也是这个意思！”
韩先楚不信，当即打电话找周总理求证。
周总理自然没说过这话，但他也明白田维新的难处，隔着电话好好安抚了韩先楚的情绪，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先楚啊，你顾及着老首长不好意思发号施令，难道你愿意建安同志到别的军区去被别的同志指挥呀？”
电话那头的韩先楚一愣。
总理继续道：“况且其他军区也都满员了，中央也很为难嘛，建安同志的事情就这么悬而未决，他心里也不好受。”
韩先楚本来就是念旧的人，经总理开导，终于还是同意了。
后来田维新又给福州送去一位上将，福州一时间成为各大军区讨论的焦点。
一个军区四位上将，真威风啊。
后面好几个将军，任田维新绞尽脑汁也选不出地方了，他再次跑到西花厅。
周总理详细对比了他们的履历和各大军区的状况后，亲自打电话过去询问，终于给老将们找到了合适的职位。
在周总理的带领下，经过田维新，、魏伯亭的不懈努力，想要恢复工作的将军们都再一次复出，继续为党和人民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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