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革命历程当中，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起义，其中有这么一场起义，参与的人数并不多，但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甚至对如今的中国也产生了很多深远的影响。起义的时间也很短，短到让敌方都神不知鬼不觉。

但和其他起义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次的起义领导，却是两位“神秘人”。当蒋介石得知这件事的时候，当即就破口大骂起来，还曾悬赏十万要取下两人的首级。这到底是一次什么样的起义呢？

两位“神秘”领导者

1949年11月9日，新中国刚刚成立40天的时候，两个衣着低调的神秘人，在一众国民党间谍的眼皮子下，飞抵了北京和周恩来见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的各项工作都尚在起步的阶段，无论是军工还是航空。然而这天的这次会面，却永远改变了发展的一个局面。

1949年11月8日，“中航”和“央航”运营部都照常排出了飞往各个地区的航班表，同时也照常售票。但实际上，相关人员们则已经将准备好的各种备件、器材、轮胎、汽油等都伪装成了货物装在箱子里，并挂上标签，等待次日装上北飞的飞机。

11月9日凌晨5时，一辆小轿车缓缓驶入启德机场，车门打开，走出两位身材魁梧的汉子。他们都拎着简单的行李，从表面上看，就像往日出门办公一样，这两人是陈卓林和刘敬宜，他们的座机是“空中行宫”610 号，机场登机的目的地是台北。

“准备好了吗？”“一切正常！”610号客机机长潘国定兴奋地回答了刘总经理的询问。在机舱里，刘敬宜问：“人都到齐了吗？”“等等，还有一位营运组专员张镇未到。”机舱里有人回答。刘敬宜看了看窗外，然后挥挥手说：“来不及了，不等了，关舱门。”

“等等我！”就在此时，张镇恰好拎着一箱行李赶紧冲到了停机坪，看到飞机的舱门已经关上，急得连连挥手示意。“央航” 一位负责为陈卓林和刘敬宜送行的张先生见状，立刻通知机上打开舱门，并对张镇说：“你赶快上飞机，行李我帮你搁在后面的飞机里。”

5点40 分，潘国定打开报话机，与机场指挥塔接通，按塔台的指令将飞机缓缓地滑行至起飞线上，飞行报务员向塔台发出飞行报告：“空中行宫 610 号飞机，香港至台北，正驾驶员潘国定，副驾驶员路家坎，飞机报务员韩家琪，起飞时间6点。”

6点整，飞机沿着铅灰色的跑道急驶，逐渐脱离了跑道，向北飞去。机上所有的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刘敬宜这时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衬衫已经全部湿透了。忽然，他看见陈卓林从座位上站起来，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转身朝后机舱的厕所走去。

接着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厕所门，又检查了后舱，确认没有异常的情况和陌生人后，陈卓林才收好水果刀。

这就是“两航起义”的开始，既艰难又惊心动魄，而陈卓林和刘敬宜两个总经理，便是这次策动“两航”起义上层工作的主要对象。

“央航”总经理陈卓林，是一位美国华侨，因为家境富有，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曾自带一架飞机回国，与孙中山一起闹革命。北伐失败后，他担任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空军参谋长。在蒋介石与陈济棠的“两广”战役中，陈济棠的空军被蒋介石暗中收买，并投奔了蒋方，于是导致陈济棠垮台。

但蒋介石对陈卓林并不重用，随后只是把他派到了“央航”去当总经理。当时“央航”实际上没有什么业务，因为大部分飞机被国民党军队征用，所以不仅航线越飞越少，甚至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大家吃不饱饭，就直接跑到陈卓林的家里找吃的。

因为这一点，陈卓林对蒋介石也越发的不满了。接着地下党查夷平通过做他的工作，劝他留下不走，或者是等待时机成熟时发起起义，很快，他们之间便达成了共识。

而另一位刘敬宜则是河南人，青年时代时，“五四”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思潮对他影响较深。抗战时期，刘敬宜是国民党空军在美国接受培训人员的总领队。来到“中航”以前，刘敬宜一直担任着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的中国代表。

由于刘敬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民族自尊心，在“中航”工作之后了，逐渐就赢得了职工们的好感，和美方代表的尊重。在他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时，曾对一留沪人员作批示，要求他们把上海的设备、财产清点造册，并“妥善交给新政权”。

正是从这个批示中，陈毅、粟裕等人判断出他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并且上报给了中央、得到中央的肯定。然而，刘敬宜当时的心情又是相当矛盾的。他一方面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觉得他的公司不能和蒋介石捆绑在一起。

但同时，他觉得自己是个军人，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效忠于蒋介石，而且他想依靠美国，做好他的航空实业。因此，当地下党找到他做一些起义工作时，刘敬宜一开始的态度是非常凶狠的，还拍桌子骂人。

吕明在几位“中航”起义积极分子和香港民主人士的配合下，针讨刘敬宜的性格做了一些细致耐心的工作，并且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从共产党大办航空事业的决心，谈到新中国缺乏航空人才，对刘敬宜说了许多大义的话。

他说：“你当时的200个学生中，有很多人在国内等着你去领导他，我受周恩来先生之托，代表中共中央请您回去参加新中国的民航建设工作。”

香港的民主人士也纷纷对刘敬宜说：“国内六亿同胞在等着你，你是忠于蒋介石一个人，还是忠于六亿人民呢？”刘敬宜逐渐深受感动，最后终于拍案而起，同意参加起义。

起义准备的日日夜夜

1948年8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收到了一份中共华东局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大概内容是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 的资产处理等问题上，大家都有意见分歧。

夜深人静，周恩来看了这份电报之后，立即陷入了沉思。对于“两航” 的基本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到了1949年时，“两航”已经拥有大小飞机近100架，各类员工2000多人。特别是中国航空公司，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技术力量，在东南亚都居第一位。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的形势也逐渐明朗起来，两个航空也不得不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进行迁移。不仅仅是刘敬宜和陈卓林，大多数航空人员都不愿再去作“牺牲品”了，更也不愿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

“中航”如果留在大陆，将来大有生意可做。如果迁到台湾，不但生意做不成，还很有可能被蒋介石所征用，所以就一直拖延着不迁。

“央航”本来也要搬到香港，但因蒋介石不同意，于是只好先迁到广州，同时在香港寻找常驻基地，而不愿迁往台湾。这样，摆在“两航”广大员工们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去台湾，要么就是起义，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

面对这种情况和当时的困难处境，中共中央才立即作出了积极争取 “两航”起义的决策，只是广州等地还未解放，起义的时机还不太成熟，还要等待适当的时机。

作为即将担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此时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能争取“两航”起义成功，不说其他方面，单单就经济建设上来说，就将会是新中国航空建设事业多么需要的一支队伍。

事不宜迟，周恩来立即将这份电报上报中央，并同时回复电报，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计划，同时立即实施。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还成立了一个起义领导小组。月底，中央又派出几位地下党员，和香港地下党一起，做争取“两航”起义的策划工作。

临去香港前，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周恩来握着查夷平的手，笑着说：“大革命时期，我们就认识，老朋友了。” 查夷平激动地说：“周先生还没有忘记我，感谢，感谢！”

策划的同时，蒋介石似乎是听到了一些风声，随即便电令刘敬宜和陈卓林去台湾述职。起义领导小组考虑到两人如果不去的话，势必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从而影响整个起义的计划，最后决定让刘敬宜一个人去。

9月23日，两位总经理正要上飞机时，陈卓林假装突然肚子疼，就回家了，这样便只能刘敬宜一个人带着他的秘书去台北。到了台北后，一个朋友告诉了刘敬宜，蒋介石的确本想要将他们两个总经理一起扣 留下来，但因为陈卓林没有去，这个计划也取消了。

1949年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后一次决策会议，就在周恩来的家里召开。 当时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未在家，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不一会，周恩来回来之后，他一进门就说：“中央书记处刚刚开完会， 让你们久等了。”

随后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并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政策，有些因为日后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了一些相应改变，或因种种原因而终未能执行，但其最初的设想，仍体现了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思想，也体现了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总理，对两航人员的一片关怀爱护之情。

10月14日，广州解放，起义的条件已经具备。10月25日，起义行动指挥部成立，为了安全起见，在香港高级洋人出入的半岛酒店租了几间房间，作为指挥所来使用。

30日，两航分别召开会议，讨论起义的具体措施，决定日期为11月10日，起义的规模有3种，一是“两航”同时起义， 二是飞走一些飞机，带走一批器材，其他以后根据情况撤退。三是起义不成功，把起义的人带回国，尽可能地带一些器材回去。

11月7日，“央航”有人带信到海南，指挥部认为有可能泄密，当天“两航”负责人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起义时间提前一天，于 11 月 9日开始。

11月8日是最紧张的一天，白天照样承担国民党指派的运钞票和载旅客等航班，晚上布置第二天的起义工作。12架飞机北飞，其余同时安排外地的飞机一律飞回香港。估计飞机飞回之后在零件供应会有一定困难，所以除了“空中行宫”乘载的是起义人员外，其余11架飞机上都装满了汽油、器材、零件和轮胎等

“两航”起义

11月9日凌晨5点30分，机场上空还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北飞的人员就到了机场。6时，12架飞机每隔几分钟一架，飞机进入航线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在中途拦截，飞机全程在9000多米的高空上飞行，看不见地面。

在飞机上，他们用无线电与友机联系、交换情况和保持联络。机群接近长沙时，一友机发来敌机警报，陈达礼很快发现战斗机正在向他们靠近。

在这紧要关头，陈达礼凭他十几年的空中作战经验，从无线话筒里喊：“弟兄们，不要怕，保持队形，向我靠拢，准备跟我做超低空飞行， 我们只有冒险贴近地面， 才能避开战斗机视线，就是被发现了，速度快的战斗机也不敢低飞，大家千万沉住气。”

中午12时15分，飞机安全降落在了北京西郊机场，一同起飞的其他飞机，则降落在天津机场，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当晚，刘敬宜、 陈卓林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宣布起义。

看到这一消息的蒋介石，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但也无济于事。

晚上8点，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了“两航”总经理和几位起义回国人员。周恩来和其他起义人员 一一握手，并连声对他们说着：“欢迎你们。”

11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发贺电欢迎两航起义，在贺电中，周恩来勉励两航的员工：“坚持爱国立场，努力进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 这两大航空公司，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1月13日，周恩来宣布“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任命刘敬宜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为“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希望“两航”及待解放区域的全体员工，坚持爱国立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航空事业而奋斗，也为民航事业扳回了一局。

15日，周恩来再次宴请了全部起义北飞成员吃饭。刘敬宜在席间激动地说：“为了多少年自己经营起来的事业，也为了愿意全体职工在一起，我接受了职工的意见，来了。到北京以前，我一直觉得这是在险”。“你看，你来了，这一切事实都证明了你不是在冒险，是走向平安与光明，人民都欢迎你们。”周总理笑着插话道。

周恩来在此后，也一直都十分体贴关心起义人员们的生活情况。他说：“你们过去的生清待遇比较高，目前，全国人民的生活还比较艰苦，但你们用不着担心，国家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照顺，让你们的家庭生活标准不致降低，使你们能够故心地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

当时，北飞人员身上穿的都是飞行衣或西装，只有十几岁的机械员甘嘉霖穿着一套灰色的棉干部眼，原来他在登机参加北飞起义时，身上 只穿了一件衬衣，什么衣服都没带。到达天津的时候，已经是初冬时分了，当地的一些工作人员看甘嘉霖衣着单薄，便送了一件棉干部服给他。

周总理在宴会上见到甘嘉霖，便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是什么人。” 当工作人员把情况告诉他后，周恩来轻声对工作人员说：“可以每人都送给一套嘛！”回到天津后不久，果然很快就有人来，为北飞起义的机组成员们量身自做衣服，给每个人免费缝侧了一套灰色稀干部服。

11月的下旬，因为禁制令的实施，两航公司及其近2000名员工已经处于衣食无粉的容迫境地，他们恳切希望中央能够尽力帮助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收电后，周总理对此做了紧急部署。12月9日，一笔600万港币的巨款汇至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职工何凤元处，这就是由周恩来签署命令，以解燃眉之急的600万元。

一直到1950年的二、三月，这600万元不但安定人心，也保证了在港的两航员工生活上的衣食无忧，也解决了两航公司的部分飞行器材北运的资金问题。截至1950年的上半年，一共有1800多名两航员工陆续回到祖国，同时一万多箱的珍贵飞行器材也运回到了内地，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物质墓础。

周总理关心国航安全

1956年4月11日，中国民航开辟中国——缅甸国际航线，民航北京管理处飞行大队担负着首航任务。夏季的午后，这条航线上经常出现浓积云、雷雨云，云层高达万米的情况。那时候飞机上没有雷达，全凭飞行员的经验和感觉，在云中穿梭绕行。

有时连自己的飞行位置都难以确定，飞机误入了浓积云或雷雨云，都是常有的事，颠簸很厉害。有的旅客吐到无法忍受，甚至恳求乘务员打开舱门让他跳下去。由此能深切地感到，保证飞行安全实属不易。周恩来当时对这一航行非常关心。

安全飞行一周年之后，周恩来看了呈上来的报告后，亲笔批示三句话：“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这三句话从此成为指导中国民航工作的方针。特别是对飞行安全这一点，周恩来从来都坚持到底。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周总理经常率团出访。1965年，周恩来访问亚非一些国家做团结友好的工作。三月下旬，飞机来到了罗马尼亚的时候，罗方有些人开始窃窃私语：“迎接过的外国领导人都乘坐本国飞机，哪怕一些欧洲小国也是如此，而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总理却租用别国飞机。”

大使馆的同志后来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周恩来，回国时，周恩来坐在客舱里，看着机翼上写着的外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名字之后，内心触动很大，随后便决定要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进行下一步远航非洲的行程，于是他把随机出访的总局指挥部参谋长王建功叫到跟前，对他说：“中国民航要飞出去，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在机组人员多次试航和准备之下，在访问的那一天，周恩来在即将坐上中国自己的飞机踏上满上旅途之前，心情特别高兴，在登上专机之前，特别向每个人都一一握手，并且还坚定地对大家说：“我带你们远航非洲。”

经过一路颠簸和一些意外情况之下，快天黑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在周恩来的带领下，远航非洲取得圆满成功。此前，飞机只敢在国家周边飞行，从来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路途。这次大家不仅都飞出去，而且也积累了飞行经验，为中国民航飞向全世界奠定了基础。

1973年5月10日，刘敬宜突患病症，逝于悉尼。得知这一噩耗，周恩来亲笔书写了致刘敬宜先生家属的唁电，其中他对刘敬宜作了高度的评价，赞扬刘先生当年在两航人员起义当中的壮举，对祖国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他的爱国精神也永垂不朽。

在起义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周恩来始终在关心着两航的员工们，关心着民航事业的发展，关心每一位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们。同样的，如果没有周恩来为民航做出的努力和奋斗，新中国的这一领域，也不会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