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和复发率都要好于发达国家？|功能障碍|复发率|症状|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主要症状包括出现幻觉、妄想、思维混乱和行为异常。精神分裂会严重损害患者的社会功能，给家属带来较大的照顾压力和社会压力。如今在主流文化中被视为一种严重精神疾病。

一项研究调查，城市发病率远大于农村发病率；WHO的一项长达数十年，跨越10多个国家地区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中40%的患者会被认为社会功能严重受损，而而发展中国家只有24%。

以及更多的零零散散的相关研究，证明发达地区的精神分裂症病情明显比落后地区的严重，从发病率，到复发率都是如此。

为什么精神分裂症在拥有优秀的医疗资源与先进的理论研究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和治愈率都要低于医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让我们用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国家，属于非洲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的一个精神分裂症家庭的案例来解释。

桑给巴尔精神分裂症家庭为例

桑给巴尔是非洲东部的一个小岛。熙熙攘攘的小岛上，阿米娜和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丈夫哈米德和女儿姬姆瓦娜，以及十多个亲属及子女，一同居住一个平房和院子里，院子外头就是热闹嘈杂的广场。

丈夫哈米德

哈米德最早出现精神分裂症状是在桑给巴尔的政治动荡时局中。

刚作为殖民地解放的桑给巴尔，充满无数未来的可能，也布满瞬息万变的激烈的矛盾与混乱。当地长久以来多元融合的文化背景与近代以来西方人带来的新崭新界观激烈交融。众多的政治势力在政坛上明争暗斗，争夺桑给巴尔人民未来的掌控权。那时的哈米德对政治非常积极，时常与周遭的人谈论政治联盟的变化。

但随着时间流逝，政坛上的争斗越发激烈。当地的多种族矛盾也在政治斗争中被激化。政治迫害与种族迫害结合，岛上越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作为一名阿拉伯裔中产阶级，阿米德被大部分政党视为异类。那些愈发毫无底线的政治暴力行为给关注政治的阿米德愈来愈多的压力。

在一年年末，阿米德崩溃了，他在一次妄想发作殴打自己的姨奶奶时，第一次被送入本地医院。之后的20年里，他因各种不同症状先后八次入院治疗。当地医院入院记录显示出，每当社会动荡或是家庭出现危机时，要么是紧随其后的时间，他的病情最为严重。

女儿姬姆瓦娜

阿米德的女儿姬姆瓦娜，小时候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征兆。她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之一，有着一个快乐的童年。在一次政治风波中，大量受过教育的男子逃离了国家，数千名女性开始进入职场，姬姆瓦娜就是其中之一。

开始工作没几个月，一天晚上，姬姆瓦娜坐立不安。她头脑里有男人的声音不断议论，评判，指责她。深夜她跑到房子前的空地上大喊大叫，向着上帝乞求原谅。这是她的第一次精神分裂症严重发作。

一家之主阿米娜

丈夫和女儿深陷疾病需要照顾，处在旋涡中心的阿米娜是如何维系这个十口之家的关系，又如何看待家里这两个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呢？

即使阿米娜早已与丈夫阿米德离婚，阿米娜和她的家庭也一直承担着照顾他的责任，并且这是在阿米德的症状较为激烈，充满暴力的前提下。

对女儿姬姆瓦娜的病情，家庭的情绪态度相当放松。在外人过问姬姆瓦娜的病情时，阿米娜不会趁机抱怨女儿的精神疾病的不便，宣泄自己的长时间辛苦照顾的不满。她只是简单轻松地回答，好像在谈论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情。阿米娜不觉得女儿的幻听是真实的，但她对此也没有论断或是怨言。面对其他问题，阿米娜则会回答“我不知道”或是“我把这当作上帝的恩典”。

姬姆瓦娜的家人极少要求她表现得体。她无论是病发严重，还是情况好转，家人都不会对她地状况有过多情绪反应或要求。姬姆瓦娜对自己的病程发展也没有压力。

特效药

这一家拥有的对待精神分裂症的平静沉稳的情绪基调正是精神分裂症的“特效药”。

一项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复发频率与家庭情绪的研究表明：有三种与患者高复发率有关的家庭成员情绪反应，分别是批评，敌意和过度干涉。这些反应一般总结为“高情绪表达”。一般在精神分裂症高复发率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亲属规律性批评病人或试图掌控病人的行为。

研究者发现“高情绪表达”对其他一些心理疾病的康复表现有相关性，但都没有像精神分裂症一样有如此显著的关联性。研究者们认为这与精神分裂的症状有关。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核心症状就是听到苛责，批评，责难的声音，这与家人对病人的高情绪表达在主观体验上非常相似。所以病人再听到来自他人的责难会增加复发率。

文化源头

而之所以阿米德一家愿意以这样的平和的态度与两位严重病病人共同生活，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宗教信念。

第一，阿米德一家，尤其是阿米德本人，为了照顾两位病人，付出了相当多额外的精力，但他们对此却没有丝毫怨言。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中有许多关于拥抱生活中的苦难的教条。他们坚信，“上帝不会让一个人承受他无法承受的苦难”“这是冥冥中上帝的安排”。其他人即使他们家里没有严重精神病人需要照顾，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苦难需要面对。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在面对两位病人给生活带来的各种额外的麻烦时，也能更加坦然接受与积极应对。

其次，是当地对精神疾病的宗教解释——鬼魂附体。桑给巴尔有着深远长久的灵魂附体文化。在这里，人们相信我们“头脑里都有怪物”，被附体并不会被认为是一件稀奇的事情。附在人身上的灵魂，可能是需要好好供奉的，能保佑人的祖先之魂，也可能是需要被驱逐的恶灵。

岛上每个人都相信灵魂附体，很多人也都有被附体的经历。用灵魂附体解释精神分裂症，能有效增加他人对患者认同与理解。在当地这种解释，强调精神病人仍然属于社会集体的一员，降低了病人遭受的社会压力，有助于病人病情平复时回归社会。

还有一点，那就是相信灵魂附体，能增加患者家庭对疾病的主体性。家庭可以在内部自行组织仪式进行供奉或驱魔，而不是只能找医生开药。这让他们对病人的病情更加有掌控感。

心理疾病的污名化

用生物化学的理论解释心理疾病不是更能减少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吗?事实可能相反。

有证据显示，在西方随着生物医学话语逐渐超越社会环境解释成为心理疾病的主流解释倾向，心理疾病患者所受到的歧视实际上在增加。原因在于，用生物医学话语强调的“大脑内失常或病变”，来解释心理疾病，更容易让他人认为病人是“不健全的人”。这会在根本上突出常人与患病者的区别，好像大脑的病变已经让他们属于不同的物种。这种“不健全”的判断还会进一步导致，患者周围人对控制病人产生“道德义务”，让病人身处更大的社会压力之中，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个例子中，相比“鬼魂附体”，“大脑病变”的说法让心理疾病患者显得更加“缺乏人性”，远离常人，更易催生对患者的歧视与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