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晓芒.
20世纪80年代，当残雪以其怪异的语言表达出她那充满诱惑的、但又不可穿透的奇思异想时，评论界曾力图对她的文本做出某种确定的归类。但这些尝试多半都是不成功的。
所以90年代以来，尽管国外不时传来好评，国内评论界却一直对残雪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既像是在“凝视”（对残雪的作品的确需要长久地凝视），又像是在走神。
1993年出版的《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贵州人民出版社），全面搜集了80年代国内外对残雪作品的最有分量的评论，包括残雪自己给自己写的评论（创作谈等），但在国内评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人们对“残雪现象”逐渐失去了耐心和兴趣，也许还会以为她出道“早了点”，若在今天，说不定还能弄个“私小说”之类的头衔戴戴。
而现在却成了不好归类、因而也不好评论，成了很可能“进不了文学史”的人物。我不知道这是残雪的悲哀，还是中国评论界的悲哀。
从某种意义上说，残雪是最早意识到建立一种自我现身的新型人格这一使命的作家，这最初体现为她特有的叛逆人格的形象。
她几乎一开始就不是从“寻根”的立场，而是从批判寻根的立场切入文学创作的。
当她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分身术”时，她与史铁生一样进入到了灵魂的内部探险；但与史铁生不同的是，残雪的主要人物虽也是由一个理想原型分化而来。
但这些人物在残雪那里往往处于极其尖锐的对立之中，不仅反映出原型人格内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而且体现了一种撕裂的内心矛盾；
由于这种矛盾，残雪的原型人格呈现出一种不断打破自身层层局限向上追求的精神力量。
在史铁生那里，他强调的是“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这一语言学上的悖论，但“我的全部印象”还仅仅是各种可能性的交叉、重叠和独立发展；
它们各自都有内心的矛盾冲突，但它们相互之间却和平共处、各展风姿，而没有一种强烈的冲突和意向贯穿其中，使它们拧成一股巨大的情绪。
读史铁生，你会感到命运的忧伤和思绪的颤动，你会伴随他的一个个人物度过思想和灵魂的悲欢离合，你也许还会有一种冲动，要经过他们去把握真正的真理；但你不会找到一条超过他们的途径。
各种可能性似乎都被穷尽了，你当然还可以思考，但你不知道如何迈步，你陷在命运之网中。
相反，残雪则是新型人格成功“突围”的一个确定的标志，在她身上，你可以发现同样存在着你所感到的困惑、苦恼和矛盾，但除此以外，你还可以看出一种固执而强韧的生命力，它顽强地忍受着身心的煎熬，与命运作对。
显然，史铁生《务虚笔记》中的“我”还只是各种可能世界的发现者，而不是创造者，“我”还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存在，而是被命运、被各种偶然性、各个不同的“门”牵引着、诱惑着，“我的全部印象” 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性的“我”，书中的“我”还仍然只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在残雪这里，她的世界首次成为她自己的“在世”（In— Weltsein），成了她所创造出来的可能世界；是她把“无”（无意义的东西）变成了“有”（有意义的东西），将现实锻造成了可能性，并自觉地努力去实现这种可能性。
对于她来说，没有什么偶然性的“门”，人的存在只有唯一的真正命运，那就是拼尽全力去撞击那唯一的世纪之门，开出一片从未有过的新天地，否则就未曾存在。
然而，残雪的孤军奋战最终把她引向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即她既要抛弃这个无意义的现实世界，又热衷于介入人世的纠纷，以俗人自居并与俗人为伍。
我们在残雪那里看不到史铁生那种知识阶层的优雅、超然和深沉的思绪，有的只是庸俗的市民心态和粗鄙的行为动作，唯有语言，不论是对话还是行文，都具有可与史铁生相匹敌的纯粹性。
实际上，这种语言正是残雪小说的灵魂，它以它的理智清明、简练畅达，而与它所表述的事件和人物的猥琐、鄙俗、昏聩形成令人不快的尖锐对比，使人感到不是人物贬损了语言，就是语言拔高了人物。
但这正是残雪的妙处：她就是要使小人物，哪怕是只配称为甲虫、臭尸、石头和蝙蝠的庸人，都具有纯净的形而上的意义，她是从人的极限处，即人和非人的交界处，来探求人和人类本真的自我的。
而这种探求又只有通过超越世俗常人的、来自天堂的“逻各斯”（上帝之言）才能进行。
残雪小说中的这种巨大张力是对中国传统审美心态的一次彻底的颠覆，它直逼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生存意境，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一块绕不过去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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